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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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说:“有许多时候,最简单的和最无分歧的真理,在它能传播以前须伪装一下;最人道和最神圣的思想,得像小偷一样戴上假面具和面纱偷偷摸摸地从后门运出,因为前门有巡捕和当局的雇佣军们看守着。”
茨威格说:“这个世界上最恶劣的坏事并不是由邪恶和残暴所造成,而几乎总是因为软弱而产生的。”
我愿只说我想说的话,可是我又希望我说的话有人听,这本身是个矛盾啊。
林语堂说:“孤独这两个字拆开来看,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蝴蝶,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间的巷子口,人情味十足。稚儿擎瓜柳棚下,细犬逐蝶窄巷中,人间繁华多笑语,惟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飞蝶当然热闹,可都和你无关,这就叫孤独。”
人间热闹与你无关,叫做孤独,可是孤独也不仅止于此。凑不上热闹,也许叫寂寞才更合适。林语堂是入世的人,也许真的不懂孤独。拆文解字也许只是在抖机灵。
孤独是你内心本有山川风物,锦绣繁华,如光明见,似海深情,却无人能识,无人能懂,无人能信。是尼采说的“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因为在人群中找不到他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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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集体的荒谬和失控中坚守正义和良知是一个艰难而伟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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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有过这样的评价:“民族主义是一种发育未全的疾病。它是人类的囊虫。”
当今之世,互相谅解,达成共识,团结协作,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成为一件艰难的事情,取而代之的是闭目塞听,互揪辫子,极端民粹和狭隘民族主义盛行。
极其荒谬的是,各方都有个假想敌,都在拼命妖魔化对方,都以为自己真理在手,正义在胸,都觉得自己不赶紧出手就要遭殃,于是出手,受伤害的却只有良善弱小,爱好和平之人。破坏的却只是前人辛辛苦苦建设的成果。
“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才会以为生命是一口永不干涸的井。然而每件事情都只会发生一个特定的次数,一个很少的次数,真的。你还会想起多少次童年的那个特定的下午,那个已经深深成为你生命一部分、没有它你便无法想象自己人生的下午?也许还有四五次。也许更少。你还会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也许二十次。然而我们却总觉得这些都是无穷的。”
(《遮蔽的天空》保罗·鲍尔斯)
人总是这样盲目的,就因为盲目,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失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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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趣味,即便不能成为一种保障,也会成为免遭奴役的一种保护方式。因为一个带有趣味、其中包括文学趣味的人,就较少受到重复的各种政治煽动形式和节律咒语的感染 。个人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不幸。” 布罗茨基说。
我们看见过星辰大海,就不愿回到井里,只面对那一角天空。
“后浪”是一种很糟糕的比喻。我们希望青年一代超越自己,希望用我们的肩膀托起年轻一代,以使他们看得更高远,变得更优秀,却不至于希望他们就把前辈狠狠拍在沙滩上,更不会希望他们成为转瞬即逝的泡沫。
不记得自己从哪里走过来的人,怎么会知道自己要去向何处呢?
汉娜·阿伦特说:如果人们不知道一个时代的整个政治光谱,不能区分不同国家的基本状况、不同的发展阶段、传统、生产类型和等级、技术、心智,等等,那么,他们也就不知道如何在这领域中行事和表态。人们只会将世界打得粉碎,以至于到最后只剩下—件事——纯粹的黑。
不能把一切事情简单化啊!
怎样去命名一样事物,就会怎样看待一样事物。怎么说话,也会决定怎么思想,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
分享一些斯蒂芬金的话,来自《肖申克的救赎》:
“这些高墙还真是有点意思。一开始你痛恨它,然后你对它就习惯了。等相当的时间过去后,你就会依赖它。那就是体制化。”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自己都放弃自己了,还有谁会救你?每个人都在忙,有的忙着生,有的忙着死。忙着追名逐利的你,忙着柴米油盐的你,停下来想一秒:你的大脑,是不是已经被体制化了?你的上帝在哪里?”
“懦怯囚禁人的灵魂,希望可以令你感受自由,强者自救,圣者渡人。”
“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这些独具魅力的特色,才是属于它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