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考古领路人
科学考古领路人
【读书者说】
科学考古领路人
——纪念中国考古诞生一百年及《李济传》读后
作者：曹兵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研究”首席专家）
1.走过百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学
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整整百年曲折而辉煌的历程。从1921年安特生等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挖下第一铲，发现和磨光石器共存的彩陶，并命名仰韶文化算起，经过山西夏县西阴村、北京西郊周口店、河南安阳殷墟、山东历城城子崖、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陕西宝鸡斗鸡台、河北易县燕下都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各类考古发掘和发现，到近日央视直播的三星堆祭祀坑的再次发掘和轰动性发现，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中国考古的发掘、研究和文物保护等技术手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年来的中国考古更是对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历史及其世界地位，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实实在在的贡献。一个个考古发现，既向世人敞开了古代世界的秘密，也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述说着中华民族与其他人类族群交流互动、文明互鉴、取长补短的心路历程。
值此中国考古诞生百年之际，我们反思学科历史，审视时代课题，结合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试图以中国材料、科学方法、世界眼光、系统理论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中国学派时，更需要深切缅怀那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前贤，包括一些一度因为种种原因被尘封而渐渐淡出学科记忆的早期开拓者，比如曾经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从他们的探索和经历中汲取历史养料，拿出具有世界眼光的贯通古今、合璧中西的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新范例，考古学的中国学派才能当之无愧地屹立世界学术之林。
《李济传》 岱峻 著 商务印书馆 图片选自《李济传》
2.首次进行科学发掘的中国考古学家
如果说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那么李济（1896-1979）则是首次进行科学发掘的中国考古学家，是中国考古学真正的开创者。
1925年-1926年，留美归来的李济和跟随安特生发掘仰韶村的袁复礼一起，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资助下，调查并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这是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不仅再次发现与仰韶村相似的史前彩陶等遗存，还发现有人工切割痕迹的半个蚕茧，并将其带到美国弗利尔博物馆进行了科学鉴定和确定。这一发现，让仰韶文化在华夏腹心地带的存在得以确认，也让很多人联想到中国作为丝绸之国的悠久历史，以及黄帝之妻嫘祖养蚕缂丝制衣的古老传说。
自1929年起，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李济一直主导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终止，不仅出土大量引起各界关注的甲骨及其刻辞，揭示了甲骨文的奥秘，还发现了大量建筑遗迹、墓葬、车马坑、陪葬坑，以及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遗物，进一步证明殷墟乃商朝末代王都所在。用李济自己的话说，殷墟发掘是“希望能把中国有文字记录历史的最早一段与那国际间甚注意的中国史前文化连贯起来，做一次河道工程师所称的'合龙’工作”。殷墟发掘与发现被认为是可以与特洛伊发掘坐实荷马史诗相媲美的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产生了巨大影响，李济本人也受英国、瑞典等国邀请前往讲学、交流，并被授予英国皇家学会荣誉会员的头衔。
1930年，在殷墟发掘受阻的间隙，李济又见缝插针策划发掘了由学生吴金鼎提供重要线索的山东历城城子崖遗址，确定并命名了以不同于仰韶彩陶的黑陶为主要特征的史前时代——龙山文化。1931年，刚刚留美回国，专攻考古学的梁思永一同参加了城子崖的发掘，并在殷墟发掘中，于洹河南岸高楼庄村北高岗上辨认出仰韶—龙山—殷墟遗存自下而上相互叠压的地层关系，即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确定了它们从早到晚的时间序列。至此，中国自甲骨文记录上溯到史前的历史框架——仰韶、龙山和殷墟大致上贯通了。加上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等，可以说在中国这块地方，从旧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有人类繁衍生息，历史相对连续，文化自成系列，已得到考古实证。
1931年安阳洹上村，李济与考古组同仁工余游憩。前排周英学，右起董作宾、□□□、李济、梁思永。李前珍提供 图片选自《李济传》
3.培养考古人才，奠定中国考古学的框架和基础
通过这几次科学发掘和资料整理，李济、袁复礼、董作宾、梁思永等人逐步确立了中国考古发掘中划探方、分层次、设坐标的发掘和记录原则，对出土文物分类整理和分析的研究方法，资料公布发表的体例，以及中央与地方合作、文物后续处理与保存制度等，奠定了早期中国科学考古学的框架和基础。同时，他们还着意培养了大批专门的考古人才：除了常年在殷墟发掘的“考古十兄弟”——尹焕章、李景聃、石璋如、刘燿（尹达）、祁延霈、王湘、胡厚宣、李光宇、高去寻、潘悫，还包括留学归国的吴金鼎、曾昭燏、夏鼐等，也在不同阶段受到李济不同方式的精心指导或栽培。
李济的得意门生、哈佛大学考古教授张光直曾说，李济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坚持使用第一手科学取得的经验材料；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以可定量的、有形的东西为基础，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考古资料做解释；不把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中国的范围。
因此，李济被公认为是中国考古学之父。其实，李济一生始终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跟着兴趣、材料和责任使命，随着家国命运起伏，颠沛流离却坚定爱国而又绝非民族主义者的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李济是1918年由清华选派、庚款资助的赴美留学生。在前两年的留学时间里，他在克拉克大学拿到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的学位，后三年随兴趣转入了哈佛大学人类学专业，以《中国民族的形成》的论文拿到了博士学位。尽管没有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之志，但是李济早早就立定了走科学救国之路的决心。1920年李济转向人类学时曾经写下了他的求学志向：“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我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李济学成之后即启程归国。他在各地的发掘，往往一边与盗墓贼、劫匪等短兵相接，一边与社会误解、文化侵略等周旋。但这丝毫没有挫伤李济的志向。他认为，中国的人类学家不仅要使科学去欧洲化，还要使自己的思想去民族化，尤其在那些“自我”因素起了很大作用的带人文特性的科学工作中。所以说，中国的人类学课题不仅仅是些纯粹的技术问题，除了诸如考古调查、体质测量、民族志与语言学调查这些技术性工作外，中国人类学家最迫切的任务是超越自身的民族界限。
李济的这些看法和做法在20世纪30年代是振聋发聩的。从立志要量清楚中国人的脑袋，到为寻中国人的根脉而深入到田野中去“动手动脚找东西”，李济一直坚守客观的科学态度。无论是做体质人类学测量，还是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他希望做的是一种实证性的具有世界眼光的人类学和上古史。因此，他坚持从科学发掘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在中国历史脉络和世界视野中进行研究，寻求不偏不倚的结论。
一九二九年秋，李济在安阳殷墟第三次发掘现场获得唯一的一片彩陶片。李光谟提供 图片选自《李济传》
4.撰写中国上古史，为文明古国寻根招魂
在最辉煌而艰难的殷墟发掘之后，李济就告别了考古的田野舞台，被炮火追逐着，不断地押运着文物资料搬搬搬……抗战期间，史语所连同天民所获得的宝贵资料曾经先后在长沙、桂林、昆明、李庄等处落脚。在最艰难的环境下，李济两个心爱的女儿因为缺医少药先后患病夭折。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家本以为从此可以安定下来，踏踏实实继续工作了，但很快内战烽烟再起，一贯在“搬家”中负责押运文物资料的李济最后还是押运这批资料到了台湾。之后，李济就只能是一个没有田野的考古学大师了。李济唯一的儿子李光谟因为“想看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从台湾返回并最终留在了大陆，从此父子海峡相隔。
蜗居台岛期间，李济婉拒了美国高校的聘请，依然坚守着那批辗转至台的宝贵材料，以整理、刊布和研究殷墟的考古材料为要务，并受傅斯年委托，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培养学生，传续薪火。他确实培养了一批如张光直、许倬云、李亦园那样的世界级学者。
可以说，在那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在各种救国壮举中，李济是脚踏实地的科学救国者，他像鲁迅一样希望能改变中国人的头脑和观念。他不仅发掘和研究古物，内心一直念念不忘寻中国人之始源，探中国民族之形成，写中国上古史，为文明古国寻根招魂，传薪续命。这和另一考古学大师苏秉琦的选择几乎如出一辙。比李济晚生13年的苏秉琦自作主张，将家人确定学习理工继承家传实业的高考选择，改为学习历史从事考古，希图救治国人的灵魂。苏秉琦在晚年梳理全国各地自旧石器时代至秦汉考古的发现，提出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因对“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古国和两千年中华一统实体”进行了集大成式总结而卓成一家。两人的不同之处是，在国共决战、南渡北归的抉择时刻，苏秉琦自觉地选择了留在大陆这片可以继续考古的沃土，李济几乎是别无选择地选择押运文物驶向宝岛台湾。
5.现代考古学，掀开大地史书新的一页
正是由于有李济、夏鼐、苏秉琦等一批前贤的执着坚守和努力开拓，以田野为主要手段的现代考古学终于从数千年的旧史学传统中破壳而出，地层学和类型学掀开大地史书新的一页。从此，中国人的历史不再仅仅是神话传说、文献记载，而是求之于科学发现的材料并逐步得以实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李济等筚路蓝缕开创的中国考古得以薪火相传。但是因为特殊的两岸关系，学界一度曾刻意去李济化，因此，尽管他所做的那些工作和研究，创立的那些原则和方法，包括考古人不收藏文物、系统全面发表资料、有一份资料说一份话等原则，仍在有意无意中被传承着，但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曾经的中国考古奠基者和领路人，却渐渐被尘封于历史的尘埃中。不仅在社会上，即便是在考古圈里，人们也已经很少知道李济。改革开放后，随着两岸关系逐步解冻、转暖，一系列关于早期中国考古资料重新被发掘和传播，包括岱峻先生的《李济传》，才使得这个“消失”的中国考古奠基者又渐渐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在当年新史学疑古与信古的争论中，李济等毫不犹豫地选择走向田野，以科学的理论方法去探古。今天的中国考古，依然需要不断强化其科学的根基和立论的基础，坚定不移地用更加完善的理论方法，丰富系统的多重材料，实事求是地探古释古，把我们这块土地、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文化何以在此、何以如此，及其与整体的人类文明的关系实实在在地说清楚。作为自定居农耕文明诞生以来最为连续的文明古国和文化遗产大国，中国考古既要揭示中国人及其文化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更要追寻其和整个人类及其文明的共通性，为认识人类文化与文明演进的普遍规律，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策略提供镜鉴。直立人从非洲老家走到欧亚大陆这个最远端，现代人南北两路抵达东亚这块沃土，各类不同的远古人类，他们如何在这块土地上融合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如何陶土冶金，并从石器时代中孕育出寄托自己独特世界观和人生修养理念的玉器文化、生态思想与天下观念？如何驯化动植物，从穴居采猎一步步走向农耕村落，又走向城镇和国家，形成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华夏文明？揭示如许谜团，舍考古谁为？
6.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
中国考古既面临丰富的出土文物和环境材料，也有众多的文献记载、系统的神话传说、独特的价值系统，尤其是我们的血脉、文化、生活至今仍活生生地延续着——这些是中国考古的优势。李济等先贤在殷墟等地的发掘和研究，不仅将文献信史延伸到了商代，更佐证了两千多年来以司马迁等为代表的中国古史体系的可信性，以及二重证据法的重要性。今天我们看历史，既要继承早年史语所业已开创的考古发掘、历史文献、民族体质和风俗习惯这样的多重资料的田野求索传统，更要包括基因、碳十四、同位素等分子原子层面的各种手段、信息，乃至经典、新考古学及后新考古学的一切理论方法成就。中国人、文化和文明之所以能有今天，与其海纳百川和融合创新的文化品格息息相关。考古学的目标不仅要揭示那个客观存在的中国和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最后还要落实到传承创新，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文化适应策略上。作为面向一个关联古今的文明的考古学，中国考古学应该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遗产时代的考古标本，不仅是面向历史的科学考古，也应在包括面向现实与未来的公共考古和后过程考古方面，走出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自己的路来。
今天我们纪念中国考古学一百年，站在一部更加完整、系统、科学的中华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提民族复兴，重新认识和定位中国考古学，重新思考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在人类历史的地位和贡献，首先应该还原一个完整的中国考古学探索史，应该在李济等前辈奠定的基础上追求一个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更加科学、理性、系统、立体的考古学。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2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