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里的印

南北朝时期的印章是因时局不稳，各地政权忙于混战，由于王朝短命而致使官方对印章的制作疏于管理，最终促使其呈现出芜杂面貌的话，那么隋唐及其以后的印章，则于严谨中平添一息率意、雍容与饱满的风貌。

　　这一时期的印章制度，摒弃了秦汉时期以印纽和绶色来区分等级的惯例，而是以印形和印面大小用以区别官署的级别层次。隋唐伊始，官职印多被鱼符所代替，从而使当时的印章出现了官名印与官署印并行的情况。而秦汉魏晋时期的官印，大多数是以官名印为主，极少出现官署印。

敦煌县之印(唐)

　　在敦煌遗书所呈现的官印中，隋唐时期的官印还有一个显著特点，表现在其较之秦汉与魏晋时期，有逐步增大的趋向，一般以5.3厘米到5.8厘米见方，也间或出现长方印面。从目前出土的敦煌印文来看，大多是唐代至宋初的印文。这些印文，集中体现了隋唐时期印章的典型特征，作为唐朝中央官署的凭信，其印面规格虽有微妙的区别，但其印风基本趋同。前者相对工稳，而后者结构相对松弛。

观阳县印(隋)

归义军印(唐)

永兴郡印(南北朝)

李丑儿宅经记印(宋)

　　除了官印，在敦煌文书中，还可以看到唐初至宋初在文书中签押手续的现象。百姓写文立契，依赖于民间俗例，尤其是宗族势力和乡绅教化的自行约束与维持，对它的实际监督管理主要在民而不在官。敦煌民间的这种画押习俗，其方式繁多，形式多样，粗略统计起来，其画押方式多达十余种。这些画押的显著特点是，其形式不拘一格，具有因人而异的特点。

净土寺藏经印(唐)

　　如果说敦煌文书中民间层面的画押方式，体现的是平民百姓为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尝试性应用的话，那么归义军时代官方所使用的图画押，则与成熟时期的画押印有着更为接近的特点。图画押又称为画押或图像印。敦煌时期的画押印与春秋时代的古玺印和秦汉时期的图像印不同，它的外形更具有模拟物态的随机性，即表现出随物变化的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川博物院所藏的《大唐涅槃经》敦煌残卷上，经首钤有朱文“如是”葫芦印和“国原”方形印，顶上钤有白文动物花印。这种葫芦印与白文动物印的出现，与秦汉时期民众喜闻乐见的肖形印有着近似的情况。在敦煌遗书中，这类印章的出现，不仅见证了敦煌与中原文化的交流状况，也丰富了敦煌遗书印文的品类。

　　隋唐时期，尤其在唐代，印章已不仅限于官府的权威与个人的使用。由于士族群体的参与，印章在应用于书画鉴赏领域的同时，也拓展了自身的应用范围。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印章在文字内容上扩大了，除常用的姓名印、表字印、吉语印外，还有道号印、斋馆别号印、收藏鉴赏印等。在敦煌文献中，除了大量的官印之外，还有部分唐代中晚期的收藏印，有“报恩寺藏经印”“三界寺藏经印”“瓜沙州大经印”“净土寺藏经印”“莲藏经印”以及“莲台寺藏经印”“永安寺藏经印”等。

来源：篆刻微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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