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为支撑我的废墟,我捡起这些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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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作者本科毕业论文,原文两万多字

一九二一年,由于长时期的经济窘迫,工作极度劳累,加上妻子精神失常,导致艾略特精神几近崩溃。于是,他听取医生的劝告,去了瑞士洛桑疗养。在疗养期间,他完成了《荒原》的初稿,然后把这首“潦草松散的诗”交给他的朋友庞德斧正。《荒原》的最终定稿,庞德功不可没,他的删削可谓大刀阔斧。诗歌一开篇的44行对话全被砍掉,还有字里行间的删改,可以说全面浓缩了这首诗,使之更加晦涩难懂,加强了它的现代性。为了表示对庞德的感激,艾略特于一九二五年把《荒原》作为一份礼物“献给艾兹拉·庞德”,这位“更卓越的巧匠”。

一九二二年,《荒原》在《标准》上发表,引起当时文坛的强烈反响。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约翰·皮尔·毕肖普给他的朋友写信说道:“从拿到《标准》起,我一天几乎要看五遍《荒原》,它无限、宏伟并且可怕。”伯顿·雷斯科称之为“可能是我们时代最好的诗”,一首“纯粹的语言魅力,充足的狂喜、心理真实,甚至如果用艾略特先生的特性来看,对现代生活欣然怀抱着理解态度的蚀刻”的诗歌。W·C·威廉斯这个一向不怎么待见艾略特的美国诗人,看到《荒原》时,甚至感到无比震惊。他在《自传》中回忆道:“(《荒原》)扫空了我们的世界,就像一颗原子弹扔在上面,让我们面向不可知的勇敢突围成了灰尘。我立刻感到它让我倒退了二十年。”当然,也不缺指责的声音。像浪漫主义诗人哈特·克兰就说:“他(艾略特)没能成功显形/有点难以看见。”甚至,他还写出基调完全不同的诗——《桥》——与之作战。艾略特以去个人化的视角批判现实世界,色调阴郁晦暗,把人类世界描述成毫无生气也没有希望的“荒原”,自然为大多数浪漫主义诗人所不能接受。

艾略特在谈到《荒原》的创作动机时,否认他有意表达“一代人的幻灭感”,说这不过是个人的消遣,对生活无足轻重的抱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遭到惨重的破坏,人口损失将近八百万,经济十分萧条。在这种背景下,就算诗人并非有意要表达“一代人的幻灭感”,但《荒原》这首长诗的确已经做到了。何况,要指望一个真正的大诗人,在谈论自己的作品时,说出实话是绝对困难的。尤其是艾略特,作为英美新批评的先驱,更不会开口闭口谈论诗歌背后的诗人。诸多评论家无不指出,《荒原》的创作,与艾略特遭遇的婚姻不幸有莫大关联。但不管怎样,就文本而言,《荒原》的确表达出了一战后的文化危机、人在大城市的荒漠中生活的孤立无助,以及“对时间作用和世界陌生化的反思”(胡戈·弗里德里希语)等等。

一战后,十九世纪以来的各派学说——浪漫派的人文主义,自由派的人文主义,社会进步的梦想——似乎都未能幸存下来;艾略特和他的现代主义同行们一样,都为精神的幻灭而深感沮丧。如果说十九世纪的反基督教,是一种长久压抑之后人的觉醒,为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而向空中的一击。到了二十世纪初,大多数有识之士都把反基督教的激情,转向了现存的社会制度,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目标由天空的上帝指向世俗君主。科学带来技术更新,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这,直接对资本主义现存制度构成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在城市、家园、生命、自然等遭受毁灭性破坏的同时,人类的传统文化也随之被打成了炮灰。就此而言,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们,反科学的态度,无疑有其合理性。这似乎也再次印证了卢梭的话——人类的进步史也就是人类的堕落史。这种状况给作家和诗人们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在丧失了养育他们的精神遗产之后应该如何写作。

《荒原》在结尾处写道:“为了支撑我的废墟,我捡起这些碎片”。这“废墟”和“碎片”,是破碎的文明,也是破碎的家园。导致这一切的,尤其是文明的破碎,艾略特并不认为战争是唯一罪魁。这是人类的自甘堕落。在后上帝时代,一类人(艺术家)感到无家可归,一类人(普通大众)纵欲狂欢。原因是共同的:上帝被消灭,人类挣回了自由。自由意味着无拘无束。在苍茫的大地上,人类手握自由终于迷失了方向,成为一群孤独的等待者。“'头脑正常’的市民仍固守的标准价值已经死了,其基础也即宗教已从里面烂到外面。”[切斯瓦夫·米沃什,黄灿然译. 诗的见证[M].1.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6.]于是,我们就在《荒原》中看到了这么一些画面:无聊空虚的贵族太太、答非所问的夫妻对话、麻木的性交易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言——如果灵魂并非不死,就没有道德,就什么都可以做——果然应验了。“如果文明已经是一片废墟,那么也就会有一个把这堆破碎的形象一扫而空重新开始的重大机遇。或者说,收拾旧时代的精华重新来过,面向未来前进到一个古典的、秩序的、根植于传统的过去之中;同时也能够面对自我表现的个性、自由贸易、对无政府主义的污秽崇拜、新教的'内部之光’,还有布尔什维克的颠覆。”[哈罗德·布鲁姆等著,王敖译. 读诗的艺术[M]. 1. 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106.]艾略特的确有“扫空一切重新开始”的雄心,不过,他选择了企图向后运动,从而进入一个完全超越了现代性的未来。

很大程度上,《荒原》是对《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所做出的全面深化与拓展。所不同的是,面对“一旦被人声唤醒,我们就淹死”的绝境,《荒原》指出了一条拯救的道路——奉献、慈悲、节制。艾略特想通过佛教来拯救世人,他的向后运动已初见端倪。但在《荒原》中,拯救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奉献、慈悲、节制,以三个“Da”的形式穿插出现,这声音几乎被所穿插的内容——我们给予了什么——我们想着钥匙,每人在囚室里——于是他把自己隐入炼狱的火中——全部消解。诗的结尾反复应用了某一优波尼沙土经文中“Shantih”一词,意为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毫不奇怪的。在此,艾略特的向后运动,不止是回归宗教,也企图回归前上帝时代——渔王和生殖崇拜。而经过错综复杂的变换、象征和影射,又使这些严肃的主题具有了强烈的反讽意味。

可以说,整首《荒原》都是对渔王患病(丧失了性能力),使肥沃之地变成了荒原,因此需要一位手持利剑的少年英雄寻求圣杯,以便医治渔王,使大地复苏,这一传说的影射和变形。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说,圣杯象征女性性器,利剑象征男性性器。这个传说,其实就是一种生殖崇拜。诗中,渔王变形成了多个人,他一会儿是印度《吠陀经》中的国王,一会儿是耶稣(据弗雷泽的《金枝》,耶稣是主繁殖之神,象征春天),一会儿是强暴菲罗美的特鲁欧斯,最后成了嫖客斯温尼。同样,寻求圣杯的英雄少年也变形成了多个人,他一会儿是《吠陀经》中的利沙斯林额,一会儿是腓尼基水手,一会儿是士麦那商人,最后成了逛妓院的小公司职员。诗中出现的很多人,几乎都是从传说神话历史中变形而来。艾略特在注释中也承认:“所有的女人只是一个女人。”她们都是变形而来。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引论》中指出,童年期也是有性欲的,青春期的性器官成熟,不过是使分散的性欲指向一个目的——生殖,而在人类的童年期,性爱仅仅为了生殖,并非享受某种快乐。所以,古人对生殖的崇拜,是渴望大地丰产。艾略特据此大量引经据典,通过影射和变形,批判人类的精神堕落。

艾略特所谓“为支撑我的废墟,我捡起这些碎片”,这“废墟”和“碎片”,不止是象征人类文明,也是诗歌本身。通过提取碎片把现实加工成非现实,是现代派诗人的惯用手法。《荒原》的费解之处,在于引用过多(诗人援引了三十三位不同作家的作品和流行歌曲,引入了六种外国语,包括梵文;还化用了魏士登女士的著作《从祭仪到神话》里有关圣杯的传说和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以及太洛纸牌、渔王、“那被绞死的人”等等传说),更在于全诗的碎片化处理。各种碎片,以自由联想、隐喻、换置、穿插等等方式,散射全篇。这是蓄意为之的晦涩,目的正在于使人费解。现代派诗人力求“让不可见者在可见者中以最可能的艺术方式显形”[胡戈·弗里德里希,李双志译. 现代诗歌的结构[M]. 1. 北京:译林出版社,2010:185.],这样做,“恰恰由于其断片特征展示出了不可见者的优越和可见者的不足”。[胡戈·弗里德里希,李双志译. 现代诗歌的结构[M]. 1. 北京:译林出版社,2010:185.]所以,读者永远无法穷尽诗歌,顶多做出一种可能的解释,而诗歌本身的可能性是无限敞开的。

这些扭曲变形的碎片,在诗中往往显得极为突兀,导致文本的破碎面无法弥合,使现实出现严重裂缝,变得不再现实。比如,在《荒原》的第二章写到菲洛美被特鲁欧斯强暴而后杀害,其灵魂变成了夜莺,“她还在啼叫,世界如今还在追逐,/'叽格,叽格’叫给脏耳朵听”。直到第三章,才再一次突兀地出现,“嘁喳嘁喳/叽格,叽格,叽格,/逼得这么粗暴。/特鲁”。这明显是对特鲁欧斯强暴菲洛美的影射,一面又是对现代人(斯温尼和鲍特太太的女儿们)进行肉体交易的讽刺。在“斯温尼在春天会见鲍特太太”与“嘁喳嘁喳”短短的四句之间,插入了一句“哦,听童男女们的歌声,在教堂的圆顶下!”妓院、唱诗班的童男女、教堂、特鲁欧斯强暴菲洛美,这组客观对应物所表达的,极具讽刺意味。就这么短短的几句,我们足以感受到,文本的碎片化特征以及不谐和音的张力。

《荒原》的艺术魅力,正在于这种由多个声音组成的不谐和音的混响,而达致的一种张力。诗歌一开篇是冷静地叙述:“四月最残忍……”马上换成琐碎的语调:“夏天来得意外,随着一阵骤雨/到了斯坦伯吉西……”然后又成了一种审判式的:“人子啊,你说不出,也猜不着……我要指给你恐惧是在一撮尘土里。”紧接着是一段欢快的流行曲:“风儿吹得清爽,吹向我的故乡……”或许我们不明白诗人到底要表达什么,但这种不谐和音的混响,却能感受到。就此而言,《荒原》是多声部的,不光碎片导致的破碎面无法弥合,声音也出现了裂缝。维系诗歌的,不是内容,而是这种多声部的形式。形式压倒内容,这正是现代派艺术家共同的目标。从而,使承载诗歌的内容,变得扑朔迷离,难以把捉。

艾略特的非凡之处在于,文本的形式复杂多变,内容也同样丰厚沉重,使这两者在极端的对立中达成平衡。可以看出,他继承了马拉美的去人性化,但并没有让诗歌仅仅成为“语言的自为存在”;他也继承了波德莱尔的批判性,却拒绝了以去个人化的方式在文本中创造一个极端梦呓的“个人”;同时,庞德的意象派启发他找到了表达感情的“客观对应物”,而非像一般的抒情诗人一样容易感情失控。这些特征,贯穿艾略特诗歌创作的始终。《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青年之作,各种手法初见端倪,还稍显单薄;《四个四重奏》是他皈依天主教的晚年之作,思辨性很强,针对现实世界显得锋芒不足;《荒原》无疑是在这方面最出色的作品,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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