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金陵生小语（四）

对那些一辈子致力于某部书或某个作家研究，并以此名世的学者，我内心里虽然很尊敬他们，但总怕与这种学者论学。你的见解和他相同，他就认为你都是抄他的；你的见解和他不同，他根本听也不会听。这类学者比较容易将他长久从事的学问视为禁脔。

——有感于近年的一些学术论争

小病是福。虽然没有人关心，也不觉得落寞。好久没有感冒，发点小烧，正好给身体排排毒，这从现代医学来讲是很必要的。而且既染小病，即可放松一下每天绷得很紧的神经，不去想那些等着还的文债，随意听听音乐。“现在我是个病人”，是个很好的理由，让自己回到适意生活中的理由。更何况我突然发现，当自己承认是病人的时候，感觉和意识好像更旺盛起来。体温超过正常值时能提升写作的欲望和速度吗？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

凡论古论史，平常心和“同情之理解”，终究是不能少的。

发烧友捣腾音响器材，犹如娶妻。一听倾心，念念不忘，以至魂牵梦绕，不弄到家里不罢休。自己相不中，只好请别人介绍，要花不少时间了解考察。花不少钱弄回家后，没用多久发觉声音没那么好，最好的声音还是在别人家，但想出掉又要受很大经济损失，像极了离婚。及至决心换机，目标很明确，自以为可解决问题。等到新器材到家，细听过又知道，“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某处是强了，可某处又弱了，终于醒悟世无十全十美的器材。有条件的效齐人一妻一妾，置两套不同特点的器材，无条件的羡慕他人，而抱憾终身。玩音响发烧虽系小事，亦关乎生理治道，物有短长，人无全美，若不明此理，求清者易薄，爱厚者致冗，听乐听歌，难得兼善。固执以求完美，必至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再三折腾，终生不可救药。

这次疫情爆发，钟南山、李兰娟院士这些年逾八十的老专家亲临武汉，实在令人感动。看到钟老在高铁上打盹的照片，真是于心不忍。在其他国家，很难想象管理公共事务、应对国家应急状态的专家，还要靠八十多岁的老人！真是国内缺乏有关方面的人才，还是体制原因他们不能被任用，担当重任？比如钟南山教授的学生管轶教授就是世界顶级的专家，虽然在香港任教，但也可以请他参与指导啊！如果管轶参与决策，或许结果就会好点，起码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更为准确。说句题外话，国内社会习惯将院士奉为神明，但我相信那些年纪较老的院士，有些恐怕已读不懂他们学生的论文了。当年我在南大读博士时，每两周上老师家一次，汇报学习情况，听程先生论学。室友是地质系的博士生，研究放射性物质的，问我听老师谈话是否有收获，我说总能得到许多新知和启发。他苦笑，说他们去见老师，基本上是陪老师聊天，他们做的东西老师根本就看不懂。事情就是这样，学术也像艺术、体育一样，一过盛年，水平即使不下降，也跟不上研究发展的速度。只不过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要晚个一二十年吧？

重大问题决策，需要掌握第一线的知识和信息，但学者到一定年纪，精力既衰，吸收新知便力不从心。说实话，我自觉对学术界已有隔膜，除了自己在研究的清代诗学外，对学界的新人新书不太了解，因为无多精力去关注。我一直以为，评奖的评委应该由中青年学者担任，他们才熟悉谁的书好。我年轻的时候，古典文学界的出版物都会浏览，谁好谁次很清楚。现在让我推荐优秀论文或著作，超出清代文学，知道得很少。

资本主义的金钱崇拜虽然不是什么善道，但比起封建时代的门第、权势崇拜还是有一点进步。门第、权势只与血统相关，金钱和财富多少与勤劳和能力联系在一起。唯其如此，金钱和财富在现代社会能成为衡量人价值的一个标准，它们最终也能改变人的社会阶层。这就是哈耶克说的，“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只有金钱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则将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反观左思、鲍照一类寒门才俊，就能理解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憋屈和郁闷。一个社会阶层的流动趋于凝滞的时代，是注定要丧失活力的。

我曾在文章里提到钱钟书举世目为大师，却未见他表现过大师的道义担当，读者多责我苛求前辈。我何尝不知道，像哈耶克曾引述的托洛茨基的话，“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原则所代替”（《通往奴役之路》）。对钱先生的个人选择我完全理解，并认为无可非议，毕竟道义担当也需要以生存为前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对这种无奈，心存戚戚即足矣，若作为生存智慧来赞美，就未免厚诬前贤了。

我们论学术常说质量第一，但现实中却总是以数量为目标，将数量作为夸耀的资本：本科生在校人数世界第一，硕士生招生数量世界第一，博士生毕业数量世界第一，学术论文数量世界第一……很少考虑质量问题。质量质量，量是以质为本的，没有质的量根本就毫无意义。如果把那些××干部管理学院、××经济学院、××行政学院等大量借版面费创收的低水平学报排除在外，优质期刊和有质量的论文还剩多少，实在很难说。大量的学术泡沫，虚假的学术繁荣，不仅有损于中国的学术形象，更增加了学术成果检索、淘汰的难度。最致命的是，那些靠支付版面费发表的毫无价值的小论文，会蒙蔽学生对学术的正当认识，误以为这样的东西就是学术，学术论文就是这样写的，长此以往，学将不学。

王国维以举业之学起家，没什么经史根基，世变后无所适从，以罗振玉之劝而治古学，也茫无路径可入。起初想从音韵学入手，摸索几年知此路不通。民国六年十月廿七日致劳乃宣札，说：“比年研究古韵，觉此事自段、孔后至王石臞、江晋三两家殆已完成。因思继钱竹汀、陈兰圃之业，研究古代字母，自六朝反切、汉人声读以上溯三代。”做几年下来，才知道古韵之学到王念孙、江有诰已无可开拓。随即又想踵武钱大昕、陈澧而治声类之学，那会不会重蹈覆辙呢？这很像当今一些学人，既不熟悉学术史，也不了解学术前沿，一拍脑袋想个课题，率尔申报立项，最终做出来的成果不出前人藩篱。这就是学无渊源的缺陷。那些有家学渊源和师承宗法的学者，像刘师培那样的，就绝不会是这样。他们对学术史上哪些问题已解决，哪些问题尚无解，前人的路径如何，是很清楚的。所以黄季刚先生曾说“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炫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不过，话也说回来，没有家学师法传承的，鲁莽从事，自我作古，有时筚路蓝缕，也能独辟蹊径，成一家之学；而那些浸淫于家学宗传的，抱残守缺，陈陈相因，反而多老死牗下，毫无建树可言。这又全在人为，不可以一概而论。

原载《南方周末》2020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