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袭珍藏：博物馆里的喜马拉雅藏品》（一） / 开普饭

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

（Zanabazar Museum of Fine Arts）

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外景

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的“法舞厅”

在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收藏中，喜马拉雅地区的文物和古籍的价值一直是一个被人们持续谈论的问题。喜马拉雅地区的文化在自身数千年的发展中，不断吸收亚洲其他地区的文化精华；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区域形成了显密兼修，传承丰富的藏传佛教及其文化。来自南亚的佛教元素与喜马拉雅地区的本土文化相互交融，这个过程不仅见证了吐蕃作为帝国的巅峰时期，也经历了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藏地文艺复兴”，并在发展的过程中持续影响了东亚和北亚（现在是全球性的）的文化与艺术。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肖像画系列之外，还将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什袭珍藏：博物馆里的喜马拉雅藏品》。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探访十个拥有喜马拉雅风格的文物较多的博物馆（类似于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这样的综合性博物馆将不会是我们的谈论重点）。这十个博物馆，有的收藏最多，有的收藏最精，有的则收藏地极具代表性。以一世哲布尊丹巴的在家名来命名的扎那巴扎尔博物馆将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博物馆；这里展示的，是北亚文化与喜马拉雅文化共同创造的，属于蒙古地区的又一个文化鼎盛时期（17世纪到18世纪）。

MNB WORLD 所拍摄的关于博物馆的宣传片

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Zanabazar Museum of Fine Arts）位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的中心地带。博物馆的两层楼建筑是历史上近代乌兰巴托地区最早的欧式建筑，始建于1905年，最早是作为俄罗斯商人M. Gudwintsal的贸易中心。从贸易中心到军事指挥部，再到百货大楼；一直到1961年该建筑才被用于蒙古艺术家联盟的永久性展览馆，并于1966年正式建立了美术博物馆。

为了纪念蒙古地区伟大的艺术家：一世哲布尊丹巴；博物馆于1995年正式更名为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博物馆共设12个展区，13000多件藏品，涵盖了从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的蒙古历史与文化。作为蒙古国国家级的博物馆和文化中心，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将重心放在了展现蒙古地区的佛教文化和日常生活，尤其是由一世哲布尊丹巴所引领的17世纪文化复兴和其开创的扎那巴扎尔雕塑风格。

一.蒙古包中的圣僧

《一世哲布尊丹巴法相图》，19世纪，藏于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

《杰出的蒙古雕塑家》封面

蒙古国的Tsultem先生曾在其1982年出版的《杰出的蒙古雕塑家》（The Eminent Mongolian Sculptor）一书中这样说道：“如果没有伟大的一世哲布尊丹巴，就不会有这些精美的雕塑；因为这些雕塑，蒙古地区的艺术不至于在后期仅仅局限于民俗艺术”。为了理解这句话，也为了更好的了解一世哲布尊丹巴对于蒙古艺术的卓越贡献，我们有必要通过历史文献和传记了解这位“东方米开朗基罗”（Don Croner）的一生。

《一世哲布尊丹巴传》木刻文

《一世哲布尊丹巴传》，藏蒙对照，木刻文

虽然关于一世哲布尊丹巴的传记有五六种之多，但其中多为与其他哲布尊丹巴的合传。作为一世哲布尊丹巴最得意的弟子，咱雅班智达洛桑赤列（ཛཱ་ཡ་པཎྜི་ཏ་བློ་བཟང་འཕྲིན་ལས་；1642-1708/1715）所撰写的《一世哲布尊丹巴传》是最为权威的研究资料（值得讨论的是这部传记到1702年便戛然而止了）。该传记现存有两种版本，分别为藏文的长本和藏蒙对照的简本。需要注意的是咱雅班智达（Jaya Pandita，即尊胜智者）是作为蒙古僧人的尊称，蒙古地区共有三位著名的咱雅班智达。

《一世哲布尊丹巴俗相图》，19世纪，藏于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

《佛母康珠嘉措》，19世纪，藏于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

《多罗那多尊者》，18世纪，私人藏品

《弥勒佛站像》，19世纪，藏于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

蒙古地区对于弥勒佛的崇拜可能既和多罗那多有关，也与格鲁派的“弥勒崇拜”相关

全体喀尔喀人的精神领袖，一世哲布尊丹巴于1635年出生在黄金家族中，是成吉思汗第二十七世孙达延汗的后代。其父是喀尔喀首领土谢图汗，其母亲为佛母康珠嘉措（Khandjamts；མཁའ་འགྲོ་རྒྱ་མཚོ་），一世哲布尊丹巴为家中的第三子（根据《阿萨拉克齐史》记载，即<Asaraγ ineretü-yin teüke>）。一世哲布尊丹巴出生即被认为是“在世弥勒”（四世达赖喇嘛称多罗那多为弥勒，即མེ་ཏྲི་ཆེན་པོ་），觉囊派高僧多罗那多（ཏཱ་ར་ནཱ་ཐ་；1575-1634）的转世灵童。

作为名扬于蒙古的西藏高僧，多罗那多是当时西藏最为耀眼的佛教大师之一，也是参与政治最为频繁的宗教人士（他是前后藏大部分政治力量的上师）。1614年，多罗那多来到库伦（今乌兰巴托）传法，受到了外蒙古诸汗王的供奉并被尊称为“哲布尊丹巴”（རྗེ་བཙུན་དམ་པ་，即尊圣）和温都尔格根（Öndör Gegeen，即至尊上师）。作为多罗那多的转世灵童，一世哲布尊丹巴在四岁受在家戒，被赐名扎那巴扎尔（Jñānavajra；藏语为ཡེ་ཤེས་རྡོ་རྗེ་）；次年受出家戒，被赐名罗桑丹白嘉措（བློ་བཟང་བསྟན་པའི་རྒྱ་མཚོ་）。作为传播觉囊派的活佛，扎那巴扎尔继承了多罗那多在蒙古地区的所有宗教和政治上的遗产；但是在西藏本土，觉囊派的势力正因为政治上的选择而受到灭顶之灾。

《达丹彭措林》

《第四世班禅》，18世纪，藏于纽约鲁宾博物馆

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在和硕特部固始汗和前藏贵族的帮助下打败了原有的共主藏巴汗（གཙང་པ་རྒྱལ་པོ་），并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དགའ་ལྡན་ཕོ་བྲང་）。出于政治和教义层面的分歧，甘丹颇章政府对觉囊派和噶举派进行了一系列的清算行动（包括改宗和驱逐）。作为蒙古的觉囊派活佛（甚至是佛教领袖），一世哲布尊丹巴于1649年到1651年的西藏之行常常被冠以“不合时宜”的评价。来到西藏的一世哲布尊丹巴并没有选择先去拉萨面见新政权的首脑：五世达赖喇嘛，而是直接来到后藏地区。他先参拜了作为多罗那多驻寺的达丹彭措林（རྟག་བརྟན་ཕུན་ཚོགས་གླིང་），并与政治身份并不是很明显的四世班禅形成了师徒关系。

作为“尼-印”工匠和艺术家的聚集地，后藏成熟又丰富的雕塑技术为一世哲布尊丹巴带来了无数灵感，也让他励志在蒙古地区发展独立的雕塑风格。为了让自己的计划得到人才支持，一世哲布尊丹巴先后在前后藏招募了众多能工巧匠和寺院学僧（约600人之多）。在与五世达赖喇嘛相见时，两位不同地区的宗教领袖都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才能。五世达赖喇嘛承认了“哲布尊丹巴”这一沿袭于多罗那多的尊号，而一世哲布尊丹巴则表示自己愿意逐渐改宗格鲁派。回到蒙古的一世哲布尊丹巴至少修建了三座重要的寺院来存放和分配从西藏带来的佛教用品和手工艺人。据清史的记载，1655年一世哲布尊丹巴将新造的几尊佛像献给了顺治皇帝，但是后世所称赞的扎那巴扎尔风格的雕塑还要再晚几年才能以成熟的状态问世。

《弥勒佛坐像》，19世纪，藏于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

《第二世哲布尊丹巴》，19世纪，藏于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

《弥勒佛雕塑》，19世纪，藏于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

与第一次到西藏时的身份不同，在1657年到1659年间的第二次西藏之行中，哲布尊丹巴完全是以格鲁派高僧的身份到西藏求法。这一次的西藏之行，一世哲布尊丹巴获得了极高的接迎规模。这一次的求法导致了格鲁派的“弥勒节”（བྱམས་པའི་དུས་ཆེན་）正式传入蒙古地区，并在随后的发展中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宗教节日。不仅如此，弥勒主题的绘画和造像也在日益增多；一世哲布尊丹巴本人就曾亲自铸造了两尊弥勒佛像。

《格鲁派上师像》，18世纪，私人藏品，扎那巴扎尔风格代表作

可能是多罗那多或者一世哲布尊丹巴，我本人偏向于多罗那多

《宗喀巴大师本生组图》（6号），19世纪，藏于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

《佛本生组图》（6号），19世纪，藏于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

自1659年回到蒙古开始，一世哲布尊丹巴就一直着手创造一种全新的，属于蒙古人的佛教雕塑风格。到了1680年前后，这种全新的风格在哲布尊丹巴和他的学生们的努力下逐渐成型。在此期间，众多此类风格的佛像被赠予了各蒙古首领和寺院（1683年前后一些佛像被送给了准噶尔汗王噶尔丹），甚至是献给了清朝皇帝和达赖喇嘛。但是随着1688年噶尔丹侵入喀尔喀部，一世哲布尊丹巴的艺术创作被迫停滞了一段时间（但是他在战乱中创造了蒙古语的索永布字母）。直到1696年，清帝国彻底摧毁了准噶尔汗国的扩张意图，一世哲布尊丹巴才在康熙和喀尔喀部首领们的帮助下，重新进行艺术创作。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一世哲布尊丹巴从库伦到北京吊唁。在此期间，身体忽然不适，最终于1723年在北京圆寂，俗寿89岁。

《一世哲布尊丹巴著作目录》

《一世哲布尊丹巴》，19世纪，藏于纽约鲁宾博物馆

上图局部，一世哲布尊丹巴在切肉

蒙古国国旗左格中的索永布图符

二. 动静之间庄严慈祥

蒙古国所拍摄的关于一世哲布尊丹巴的纪录片

此片段重点介绍了由他本人指导铸造的二十一度母像（博格达汗宫博物馆）

南亚的各宗教对于神灵形象有着较为严格的文字规定。在实际的艺术创造中，宗教人士都会要求艺术家和一般手工艺人们遵循这些相对应的度量体系。作为两次入藏的佛教高僧，一世哲布尊丹巴对于藏传佛教的工巧明（བཟོ་རིག་པ་）有着深入的研究。后藏的“尼-印”工匠团体和自元以来蒙古地区对于尼泊尔工艺的推崇（忽必烈对于阿尼哥所代表的尼泊尔风格的赞赏），都让一世哲布尊丹巴决定将这种更“南亚”的风格作为自己创造的基础。

元朝时期尼泊尔风格的佛教雕塑，私人藏品

《弥勒立像》，17世纪，藏于吹仲喇嘛博物馆

现存的由一世哲布尊丹巴亲自铸造的佛像共有数十尊，他们分别收藏于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博格达汗宫博物馆（རྗེ་བཙུན་དམ་པའི་ཕོ་བྲང་；广慧寺）和兴仁寺（ཆོས་སྐྱོང་བླ་མ་དགོན་；吹仲喇嘛博物馆）等地。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藏有四尊佛像（五方佛中除宝生佛之外；宝生佛在兴仁寺），一尊菩提塔，一尊白度母像，一尊文殊立像和一尊金刚萨埵像（一般认为它们都是在1680年前后完成的）。需要注意的是，到第二世哲布尊丹巴时期（1724-1758）因长期受到中原造像和察哈尔造像的影响，喀尔喀地区佛像中的尼泊尔风格在减少。

《白度母像》，17世纪，藏于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

据说此像是根据哲布尊丹巴身边一位早逝的年轻僧人（也有说侍女）所造

《东方阿閦佛像》，17世纪，藏于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

一般认为扎那巴扎尔风格的造像受到了“笈多时代-萨尔纳特佛像”风格（到公元六世纪），“波罗时代-尼泊尔”风格（13世纪）和西藏中部风格（14世纪）这三方的影响。佛像面庞呈圆卵状，高鼻梁，目光下视，微抿而笑；身体肌肉健美，凸胸细腰，浑成一体。研究者们指出这种由“阴性力量”（女神与女像）主导的佛像，更能激发信众心中的慈悲心。不仅如此，我们通过分析作品可以看到，一世哲布尊丹巴并没有机械复制“印-藏”面庞，而是使用一种更接近蒙古人的东亚和北亚面庞来创作佛像（比如没有使用南亚风格里的细长唇）。

《中心大日如来佛》，17世纪，藏于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

《北方不空成就佛》，17世纪，藏于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

《西方阿弥陀佛》，17世纪，藏于扎那巴扎尔美术博物馆

扎那巴扎尔风格的佛像常常是写实为次，写意为主。在黄金度量中加入了些许灵性，又在教理之上添增了想象空间。简洁又精美的装饰，层次分明的莲花座，都让我们把重心放在佛像所展示的梵净面庞。观赏佛像的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绝佳的修行方法。正如《学集》（siksasamuccaya；བསླང་བཏུས་）中所言：“一切敬仰都不如造一尊具妙相的佛像更有功德，又不如观佛像而产生慈悲心更有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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