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误纠谬　嘉惠学林 ——《杜佑年谱新编》推介

年谱收集了谱主最详尽的第一手资料，晚清学者孙诒让认为：“盖名贤魁士一生从事于学问，论撰之间，其道德文章既与年俱进，而生平遭际之隆污夷险，又各随所遇而不同，非有谱以精考其年，无由得其详实。”年谱的价值不限于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当代著名史学家吴泽说：“余治史六十多年，深知年谱于史学研究之重要。早年尝读先贤年谱，常叹其考订事迹之详，引经据典之专，排订年月之细，非它书能比。”年谱收集了有关个人最详尽的第一手资料，毋庸置疑，巨公魁儒的生平行事又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弥足珍贵。

杜佑18岁入仕，78岁致仕，为官60 年，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先后在刑、工、户、度支各部任职，这些任职履历使他对唐朝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典章制度非常熟悉。尤其是晚年官至宰相，身负朝政重任，得总全局，更想洞悉国家盛衰的玄机。《通典》编纂的目的就是想从数千年来的礼法刑政中寻求出一套“富国安民之术”。因此，可以说，对杜佑的研究就是对《通典》的研究，也是对唐中期政治、经济、军事等历史状况的研究，其意义非同一般。但历朝历代研究其学术思想的专著极少。1934 年，郑鹤声先生出版了《杜佑年谱》，1948岑仲勉先生发表《〈杜佑年谱〉补正》一文对其补正，之后再无人对郑书拾遗补阙。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西北大学教授李之勤先生想了解一些关于杜佑和他耗时35年完成的史学巨制——《通典》的知识时，翻检了所有相关资料后发现，比较系统介绍、研究杜佑的资料只有郑鹤声先生出版于1934年的《杜佑年谱》。仔细研读之后，他有些遗憾，因为郑书不仅在编写体例上存在问题，而且在具体内容上亦多讹误。突出的表现在下述三方面：

第一，杜佑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又是唐朝中期重要的政治家，历仕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和宪宗六朝，近六十年。并三朝为相，曾两度出任负责全国财政重任的度支、盐铁、转运等使。其著《通典》的主要目的是为唐朝中期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寻求对策。所以作为杜佑的年谱，既要记述本人的政治经历和学术活动，也应对与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重要政治制度变革以及汉族与兄弟民族交往的情况作必要的叙述。郑书缺失这些对研究杜佑和《通典》有极高价值的史料。甚至“安史之乱”、“两税法”等都只字未提。

第二，年谱的通例是以事系年，按年记事。作为史学家和政治家的杜佑的年谱，对当时的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重要制度的内容及其与杜佑的关系、杜佑当时的政治地位和政治主张等，自应认真研究，考订确当。但郑书把《通典》开始编纂的年代都推后了3年，地点转移了几百里。对其官职的介绍甚至自相矛盾。

第三，在资料方面，史料不够充实和丰富。这也是开创之作常见的弱点，不足为郑书咎。但郑书对自己已经引用的资料也缺乏认真的研究，因而使本来能够说明的问题没能得到应有的说明，有时反作出错误的解释，得出了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结论。更让李之勤先生担忧的是，郑书的讹误和疏漏被一些学者接受而继续流布。于是他决定订讹补缺，为杜佑编写一部新年谱。为此，他遍征文献，经史子集之外，碑刻铭文，书信尺牍均为所用，近现代人的许多考证成果和重要的论点也加以吸收，每条都注明出处和来历。可谓资料翔实，搜罗颇备，兼采众长。李先生仅为查阅方便而自己汇编的资料就有《〈全唐文〉人名索引》《杜佑传记资料汇编》《杜佑文录》《杜佑〈通典〉史论摘抄》《历代学者关于〈通典〉的评论》五种。《杜佑年谱新编》为杜佑和《通典》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资料。其出版发行必会嘉惠学林。

《杜佑年谱新编》

三秦出版社2014 年12月出版

定价：36.00 元

古籍新书报

ID：gujixinshub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