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内方、刚柔相济, 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

姜尚是西周初期有名的臣相，他的《六韬》、《三略》既是兵书，又是一本帝王，臣相的为政之学。《三略·下略》中说，道、德、仁、义、礼五者，是相互联系的整体。道，是人所努力践行的；德，是使他人获利的；仁，是爱和亲近别人；义，是给人以方便和帮助；礼，是培养与人的良好关系，这五者缺一不可。

姜尚所说，是君子安身立命的方法和处世之道。要实践道，培养仁和德，遵从义和礼。这五者，道是根本，仁德是自我的修养，义礼是现实行动的准则。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姜尚所提倡的与儒学相一致的处世之道和为政之本，即追求高尚的目标，又与现实世界不脱离，这正是中庸之道的外在体现。

这是一种中和的立场，在理想追求和现实之间有一个“度数”和“分寸”，而对它的认识和运用却因人而异。就如《礼记》所说的，有骄傲但不可助长，有欲望但不可放纵，把握志向但不能过于自满和执着，追求喜乐但不能够荒淫奢侈。

我国历代的为政者对待中庸也是各有心得的。从事政治，就行为准则来说，不可太刚，刚则折；不可太阴，阴则寂。对待人事的处理，就是要有人情味，或者说必须以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基础，才能于政治的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纵横驰骋。

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知道中国古代的正直之臣为何总是命运多难，政途艰辛；而结党营私、拍马逢迎的奸佞之徒却如割不掉的毒瘤，而且往往权倾朝野。这之中，除却君主昏庸无能的因素外，作祟的便是此所谓的“人情”。

中国古代的臣相们：刚正耿直之臣命途多舛，奸佞之臣得势跋扈。魏征如不是唐太宗的开明，怕早以杀头问斩。敢拉皇帝衣襟令其坐下如寇准者，两次为相的时间也不过两年有余。至于海瑞进谏时，事先已准备好了棺材，这是不通人情世故所造成的。

相反，通晓世故的人，他们会投人所好，拍马逢迎，结党营私，历史上的奸臣佞相，无不是因为这样才飞黄腾达。所以，肯定也好，否定也好，“人情”这一极难界定的为人处世之道，在为政者看来，不能不予以格外重视。

关于变通人情的实际运用，有这样一个故事。后汉大将郭威攻占河中后，凯旋之日，后汉隐帝犒劳郭威，给他丰厚的赏赐。郭威推辞说，我率兵在外，只是保护了京师的安全，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朝中大臣们兢兢业业排除困难，是他们给我的军队筹集了大量的军饷，才有今天的胜利，我怎么敢独吞这些赏赐呢！请赏赐给大家吧！

于是，后汉隐帝赏赐了有功之臣，当时朝廷内外莫不称赞郭威不贪财物、推己及人的博大胸襟。郭威此举是深知人情的表露，由于人心所向，其后没过多久，郭威就代汉而自立，作了后周的开国皇帝。

这样看来，保持中庸，深浅有度，恰如其分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过于锋芒毕露往往为世俗所不容，过于委曲求全又被视为软弱无能，只有外圆内方、刚柔相济，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有术，游刃有余。中庸的处世方式，在不违反个人原则的前提下，像一道润滑剂，把人与人之间因棱角的磨擦而可能产生的矛盾及时化解。宽广的胸襟和大智若愚的智慧，能让人们在变幻莫测的世事面前处变不惊，这便是中庸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