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庐书屋 | 张勇： 解析方言写作现象与南阳作家群创作
花洲文学
解析方言写作现象与南阳作家群创作
文|张勇
每个民族语言的发展总是与文学的发展密切关联着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就是很明显的例证。我深信方言问题一直困扰着受地域限制的人的活动，同时又给受地域限制的人的活动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区别于人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本身，文学活动作为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其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了诸多方面的系统而存在。从概念到概念，很难分析出使用方言的优劣来；从理论到理论，评判方言在文学文本中的作用，往往不尽人意。从文学文本中探究方言在文学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才有可能推动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深入。基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文学文本和方言之关系，这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当然相比较而言，它更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南阳作家群，这只是一个提法，她的外延和内涵，有无界定，有没有边界，仅仅是指官方的一个说法，还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或者研究范畴，值得关注。区别于官方所谓之“南阳作家群”，众多研究者关注一个还存在于民间形态民间意义上的作家群体，这本应是南阳作家群的应有之义，却以缺席的形式存在，时常处于失语的状态。
官方与民间，城市与农村，现代与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前现代与现代性，话语权的大小有无，显性主传统和隐形亚传统，以及存在其中的如隐若现传统贯穿到整个文学生态链之中，互相依赖制约着文学的走向与发展，南阳作家群的客观悖论性的存在正好反映了南阳文学生态的真实情境。
南阳作家群区别于宁夏文学，张贤亮是宁夏的文化名片，在中国文学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张贤亮之后，出现了宁夏新老三棵树，展现了宁夏文学的新成长、新崛起。20世纪90年代，陈继明、石舒清、金瓯以令人瞩目的文学成绩被文坛称之为“三棵树”卓然西部；21世纪初，又有季栋梁、漠月、张学东被称之为“新三棵树”， “三棵树”逐渐蔓延成林，荫护宁夏或贫瘠或坚实的土地，成为中国西部文学不可低估的力量。
从民间文化资源的拥有上看，和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京派、海派、宁夏三棵树一样，南阳作家群亦拥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民间优势，这成为各地文学蓬勃发展的民间基因和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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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俗语（地方语或方言）和拉丁语（官方语或者普通话）
问题的探究旨在引起知识界对于民族语言重视的但丁之《论俗语》（1304——1308）是用意大利语(地方方言)写作《神曲》的理论根据，然而，《论俗语》本身却是用拉丁语写成的。这里所说的“俗语” ，是指与教会所用的官方语言，即与拉丁语相对立的各区域的地方语言。但丁以前的文人学者写作品或论文，一律都用拉丁文，这当然只有垄断文化的僧侣阶级才能看懂，就连《论俗语》这部著作本身，因为是学术性论文，也还是用拉丁文写的。
《论俗语》不仅仅是作家为自己创作实践辩护，也需要解决运用近代语（俗语）创作所引起的问题，更需要分析近代语（俗语）的优缺点做出理论性的总结，用以指导文学创作实践。从这一点来看，近似于我们五四时期用白话进行创作之问题。
从十一世纪以后，欧洲各地方近代语言逐渐兴起来了，大部分民间文学如传奇故事，抒情民歌，叙事民歌等都开始用各地方民间语言创作(多数还是口头的)。至于用近代语言（俗语）写像《神曲》那样的严肃的宏伟的诗篇，但丁还是一个首创者。
语言是工具也是内容，语言工具的变化与时代相适应，同时也是文学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和启蒙运动密切相关，促进并推动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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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白”之争与中国新文化运动
近代最早提出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的是黄遵宪，其“吾手写吾口”的理论实践，可谓先声，他认为文言误国不浅。而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他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改革我国的文字，即用白话文作为语言的工具，他还身体力行实践之。
胡适在《〈吴歌甲集〉序》这样说道：“若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倚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倡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的白话，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见到这一层，所以鲁智深与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话，《金瓶梅》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语见长。平话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都有意夹用土话。”
他接着进一步阐述了国语（民国时期的普通话）和方言之关系：“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从历史发展进化的观点来讲，胡适的这些判断很切合文学创作的演变规律。从文学自身的规律来看，文学表现当下人的活动——包括日常生活、生产等种种活动，不可避免使用口语化的倾向——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方言这种活的语言，因为方言活在群众的口中、身边，像空气和阳光一样，无处不在。很难想象文学的语言，像教科书那样呆板；也很难想象，文学都是书面语言，都是文绉绉的文人腔、八股调，即使写作出来，也很难得到读者的认可，市场的承认。
文学的语言，应该采用多种语言，各地方言——不管是北京话、苏州话（吴语），或者是广州话（粤语）、南阳话（宛绑）等自是应有之义。或多或少，用于叙述也好，人物对话也罢，或者心理描摹亦可，这要看作者运用文字和语言之法度和技巧以及文学作品的需要。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的《三国演义》采用“半文半白”、“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可能更能体现出文学自身的规律吧。为了给读者、作家、评论者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文学文本中的方言使用现象做一些粗略的梳理，希冀能廓清一些什么，也希望能澄清一些什么，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已引起有关学者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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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文本中的方言写作
1、最著名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与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
方言的文学有两个大困难。第一是有许多字向来不曾写定，单有口音，没有文字。第二是懂得的人太少。鲁迅先生称赞《海上花》“平淡而近自然”。这是文学上很不易做到的境界。但这种“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是普通看小说的人所不能赏识的。《海上花》所以不能风行一世，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1894年）是最著名的吴语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全书由文言和苏白写成，其中对话皆用吴语（苏州话）是该书的鲜明特点，使用苏白也是19世纪兴起的吴语小说的共同特点。
《海上花列传》充分显示了吴侬软语的魅力，成为一部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的作品，被胡适先生称为“海上奇书”，“吴语文学第一部杰作”。胡适等文学先驱整理出版并为之做序使之经典化的做法，推动了文学革命、革新的进程。胡适以及文学先驱者进一步希望“这一部方言文学的杰作还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各地方言的兴味，如果从今以后有各地的方言文学继续起来提供给中国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韩子云与他的《海上花列传》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胡适：《海上花列传·序》)并一再强调：“《海上花》的胜利不单是作者私人的胜利，乃是吴语文学的运动的胜利。”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2、京海之争——以作家居住地为划分依据的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
1933年至1934年，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论争，海派小说是不同于京派小说的，在地域上的分别上形成了这一流派。到后来，“京派”与“海派”的外延、内涵有所变化，它们分别成为以作家居住地为划分依据的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的代名词。
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这批作家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
海派小说则也有别于京派小说。“海派”是集中在上海的小说流派，早期有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性爱小说，后期的代表是“新感觉派”小说。初期具有“现代质”的海派小说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过渡的描写都市，首次提出“都市男女”的主题，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3、方言写作现象在南阳作家群中呈现的艺术风貌。
南阳作家群的崛起，追溯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文学文本中特殊的艺术表现魅力而呈现不同风格。
出版于2002年的《女人桥》 ，方言作为文学文本中的活跃因子而存在。行者的《对话别廷芳》，南阳方言更是一大特色，以前我是抱着排斥的态度，因为语言对文学作品起到非常重要作用，文学是语言艺术，离开语言，文学如何表现？而方言无时无刻不存在于生活之中，存在于人物的日常对话当中，这种对话永远延续下去，这是文学的活水之源，更是艺术常青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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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言写作现象与南阳作家群创作
1、南阳作家群的崛起。
1995年春，河南在郑州举行了南阳作家群现象研讨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相继报道了这一现象。“文学宛军”的崛起成了南阳这座城市的一个醒目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坛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南阳当代作家评论》和《文学的星群——南阳作家群论》等见之于世。
2、南阳作家群代表作家。
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的南阳作家群，以其阵容整齐、人数众多、作品独特，在中国当代文坛筑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个创作群体以乔典运(已故)、二月河、周同宾等为领军人物，更有一批骨干人物，如行者、周熠、廖华歌、秦俊、马本德、殷德杰、张天敏、汤生午等群星闪耀。他们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和匠心独运的艺术手法，创作出了一大批诸如《村魂》、《满票》、“清帝系列”小说、《皇天后土》等思想深邃、品位高雅、风格迥异、意蕴久远的精品佳作，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重彩浓墨的瑰丽篇章。
作家张克峰、窦跃生、赵德玺、王俊义、韩向阳、李永普等在《人民文学》、《诗刊》等发表多篇重要作品，异常活跃。
南阳籍作家姚雪垠(已故)、宗璞、痖弦、田中禾、张一弓、周大新、柳建伟、马新潮、汗漫、赵红都、赵大河等走红海内外。
3、“南阳作家群”的三个发展高峰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宛军在中国文坛异军突起，形成了冲击全国文坛的一次浪潮。1987年，田中禾的《五月》、乔典运的《满票》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周大新的中篇《汉家女》获全国中篇小说奖，堪称南阳作家群的第一次浪潮。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二月河的“清帝系列”获中国文学政府奖，周同宾的散文集《皇天后土》获该年度的鲁迅文学奖，他们的双双夺魁，稳固了南阳作家群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堪称南阳作家群的第二次浪潮。
2003年南阳作家群新生代阵容初现。在河南省举行的当年文学大奖中，二月河、周同宾、行者三位作家同时分获大奖，这是南阳作家群掀起的第三次文学浪潮。2003年春季在淅川举行的“南阳当代文学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和2003年秋天在桐柏举办的“南阳文学希望之光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是南阳作家群新生代阵容整体隆重推出的标志。
4、以文学史的观念审视反省“南阳作家群”现象
形成于汉光武“中兴”时期的南阳 “汉代作家群”。南阳曾经是中国楚文化的摇篮,作为当时楚国的国都丹阳,就位于现在的南阳淅川，当下的南阳，仍然保存和延续着楚文化的印迹；在两汉时期，南阳就集中出现过张衡、刘苍、朱穆、左雄、刘珍、延笃等四十余位政治家兼文学家，可谓群星灿烂。
形成于隋唐时期的南阳“隋唐作家群”，此期集中出现了张巡、岑参、张继、樊绍述、张祜及民间诗人张打油等一大批南阳籍著名诗人。
形成于五四以来的南阳“启蒙作家群”，冯沅君以及民间启蒙作家等。冯沅君（1900-1974年），笔名淦女士，河南唐河县人，现代著名女作家，中国古典文学史家。冯沅君的出现，才第一次在女作家笔下出现了与传统大胆叛逆的知识女性形象。这也许正是冯沅君小说独特的思想意义所在。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卷葹》、《春痕》以及1929年《劫灰》三部短篇小说集（北新书局），从作品思想以及创作方法呈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色。
形成于革命与抗战以来的南阳“革命作家群”，姚雪垠《差半车麦秸》、李季《王贵与李香香》、宗璞等作家。这一时期，由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转入到革命启蒙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集中体现了这种转变。
“十七年”时期对 “红色中国”、“乡土农村”的抒写，形成了乡土南阳、红色南阳的抒写阶段。邓州的姚雪垠历史小说《李自成》为代表。
形成于当代改革开放时期(1980年代以来)的“南阳作家群”。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新的社会大变革时代，这个时代又集中地出现了乔典运、二月河和周同宾为首的“南阳作家群”。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每个“黄金时代”的出现和“作家群”的形成，都离不开社会兴衰变革的契机，都是文人志士们满怀宏愿积极入世的必然结果。
5、方言写作现象与1980年代以来的乡土叙事传统
我们生活在语言的世界里，语言是人类生存的另一种形态，不同的地方有迥异的方言，方言反映了各地的民情民俗民风，可以说方言就是生命变迁的活化石。
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言：“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楚辞之所以叫楚辞，是因为屈原等人写的骚体文都写的是楚地的语言、表达的是楚地人民呼声、记录的是楚地的风景面貌、描写的是楚地风俗人情。
《诗经》的北音区别于《楚辞》的南音，地域风情民俗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大流派，风格、地域、文化、道德、民俗的差异化的方言成为乡土叙事传统的载体。
语言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差不多可以称之为生命的另一种版本，本质上是生命扎根现实不断成长的根系。记录、沉淀、提炼、升华，这个过程就是生命的进化过程。
乡土叙事、启蒙叙事、革命叙事以及南阳民间叙事传统，主流叙事传统和边缘叙事传统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若隐若现传统，始终贯穿于南阳作家群的创作中去。
村庄，是我们生活在农村中的每个人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名词。然而，真正从那里走出来的并且有着刻骨体验的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会在他日常习惯中或多或少表现出乡村特有的某种神韵和精神来。南阳作家群，不管是官方或者民间作家，就很能体现出这样的精神和神韵，这样的作品，没有生活的浓缩和积累，单凭书本知识和别人的口耳传说的印象，很难写的那样入骨入髓、那样血脉贯通、那样深邃透彻。究竟是生活塑造了南阳作家群抑或是这个群体重绘了故土乡村的容颜和灵魂，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个群体的生活状态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写作姿态，而写作姿态决定了这个群体的作品不是一般的凭热情写作、凭灵感写作，而是带着一种赤诚和思索以及某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审视、去热忱的给予关注，关注普通的人和事、平凡的情和理、俗世的爱和恨。（张勇：《山东商报》，2016年，11月26日。）
村庄自有他的语言，当然也自有它的思维、文化、风俗、习惯和心理，更是丑陋和美好的扭结、恶俗和良善的纠缠、真实和虚伪的较量，在展现生活的复杂况味中，大地故园的历史沧桑感和悸动的灵魂低诉以及无言的伤害都融入到文本的字里行间。在我看来，重塑了村庄的群体艺术画像，是南阳作家群乃至其他地方作家群体艺术最为本质的方面。（张勇：《山东商报》，2016年11月26日。）
方言和乡土本来就是密切联系着的，乡土叙事，从内容上看就是乡土生活情调；从形式上看就是方言的思维、方言的言说方式、方言的叙述视角，形成了亘古延续的乡土叙事模式和传统。
6、南阳乡土叙事传统与乡土世界的构建
自古以来，南阳就是中原农耕文明的发源地，楚汉文化的孕育地，南北文化的融合地，是历史的选择和必然。
和官方说法不尽一致，我之意义上的南阳作家群，更是民间形态意义上的南阳作家群，他们生于蛮野，出入于田垄之上，背朝黄土面朝天，既有土里刨食的艰辛，也有外出打工的辛苦，更有任劳任怨坚韧生存的意志力和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乐观、达观，信守传统的兼爱与非攻，间杂以耕读传家的文脉相传之理想寄托，民间歌谣、故事、戏剧的传唱与精神滋养，造就了民间文学的兴盛，也造就了士子读书人的内敛和向上情怀。不忘初心，孜孜以求。
东汉时期的文人五言诗，就是民间艺术的集中代表，正如唐代的民间诗人张打油一样，众多民间诗人的爱好、口耳传唱，形成了南阳民间文学一个久远的传承和传统。他们这个群体，在文学之外，在艺术以外，虽然淹没于历史的泥淖之中，却并没有消亡，反而随着历史的检验，越发显得突出和珍贵。南阳民间作家群，不可忽视，他们或隐身或喜好或寄兴其中，这种多样的民间艺术形式组成多声部大合唱的“风情篇”，简直就是一部民间大传统的宝藏，这些南阳民间意义上真正的作家群体，就是这个宝藏的挖掘者、发现者和命名者，述说着一个民族不断前行的艰难印记，文化艺术的本土化演进过程，不断演变扩大着的民俗化的人文情怀。
这是来自天籁的乡音，这是来自民间的大智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落叶终会归根，人老愈加思乡。这是天地自然的大道，更是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深情。她无时无刻不阐释着生生不息的文明基因，她也无时无刻不演绎着生动的民族文化之精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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