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人性的证明（二）
人性的证明
——美丑篇
袁福成||江苏
在当下，一旦有家人身患重病住院治疗，是否要给医生送红包便成了无法绕开的话题。
给医生送红包是行贿，医生收红包是受贿，轻者是违规、违法，重者是犯罪。但就是如此是非分明的送红包和收受红包现象，几乎每天都在许多医院堂而皇之地上演着。患者送红包迫不得已，医生收红包心安理得。
2013年5月底，我的老伴在上海某医院等待手术治疗。入院不久，老伴和其它六名直肠癌患者同时接到准备手术的通知。七名患者中，一名男性患者来自上海的郊县，其余六名女性患者分别来自于江苏、安徽、浙江。接到通知后，患者家属迅速按照医院病房提供的清单做好术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因七名患者都是由同一位专家负责治疗并即将由这位专家率领的团队在同一天施行手术。手术之前，大家都在权衡红包送与不送的利弊。不送红包，钱是省了，但对因此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都辗转反侧。
按理说，医院在每间病房的大门上都张贴了“本院严禁向医生及其工作人员送红包”的告示，医院已按规定收取了该收的费用，患者并不欠医院和医生什么，不送红包理所当然。但大家又同时在担心，时下给医生送红包已成为常态，万一不送，碰上以是否送红包和送红包多少来决定手术认真程度的医生岂不因小失大？如果因未送红包，医生便在手术中漫不经心或粗心大意，导致手术失败甚至危及生命怎么得了？人命关天，人的生命一旦失去，用再多的金钱也无法赎回。加之医生的手术又是在封闭的场所内实施，既无视频可见，又无录相可据，如果出了医疗事故，也是由医院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鉴定处理，很难保证医疗主管部门不袒护“自家的孩子”。
人们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的不信任程度愈深，心中的恐惧感愈强，大家都往这个方面想，不约而同地在给医生送红包的问题形成了一致意见。说实话，患者向医生送红包并非出于自愿和对医生的感激，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花钱买心安是大家的共识。既然大家都同意送，那么送多大的红包才比较合适呢，简言之，每个红包内应装多少人民币？大家一碰头才发现每位患者打算送出的红包大小均不一样。同样送了红包，大家又在推测，送得多的得到的服务就可能更好，送得少的得到的服务就可能很差。最后大家一致决定，要送就按同一标准去送，省得医生厚此薄彼。都是患难之交，也不愿看到医生根据红包轻重而对患者区别对待。其中仅有上海本地的男性患者拒绝参与，他的理由一是工薪阶层，退休工资微薄，拿不出钱来相送，二是上海本地患者维权方便，万一出现医疗事故，医生也害怕本地患者的纠缠。三是医生对收受本土患者的红包心存忌惮，担心遭到举报后丢了饭碗。他还补充说，上海域外的患者送出红包后几乎无人举报，医生收取红包的风险系数极低，几乎是来者不拒。他的一番话更让大家觉得红包非送不可。
为了确切了解递送红包的行情，大家共同委托浙江某患者在上海体育大学工作的儿子，利用熟人关系进行打探。这位朋友指点说，只要找到手术专家的助手，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专家的助手刘某是一位医学博士，在该院工作时间不长，但对送红包的行情和套路了如指掌，迅速给出了每名患者送红包的常规标准：专家一万，助手三千，麻醉师两千。连送红包的最佳时机也指导得非常具体：专家的红包要在和家属约谈时单独递送，不宜由他人代劳。一般在手术开始前，专家要专门辟出一小时左右的时间约谈每位患者家属，询问患者有无其它特殊疾病和用药禁忌，在接受约谈询问时递上红包既得体又适时。送早了，专家不一定记得，送迟了，就等于白送。助手和麻醉师在术前前一天下午也都要和病人进行一次常规交流，助手们重点是检查术前准备工作完成情况，麻醉师重点了解患者的有无既往病史或对某种麻醉药物是否有过敏反应等。刘医生表示，如果信任他，麻醉师的红包完全可由他代为转交。至于手术室内的护士，仅仅是按手术小组的要求做些保障服务工作，对手术过程产生不了决定性影响，因而不必另送红包。手术结束后的护理工作交由病房负责，护士长或护士是否要送由各位患者自行决定。
打探完行情后，六名患者家属迅速按要求做好准备。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齐刷刷地集中在病房门口等待专家的约谈，我的心里还在忐忑不安，为不知道专家会询问什么问题、是否能完整回答而纠结。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原定每人十分钟的约谈，只用了三五分钟便宣告结束，专家的问题仅仅是问一下我是哪位患者的家属，然后告诉我，他们一切准备就序，尽管放心！接下来我递上准备好的红包，专家从容地接过红包放在自己的手提包内，约谈便告结束。
手术结束后，再回忆起送红包的过程还真有点后怕，当初还为送与不送犹豫纠结，现实已经告诉我们，病患给医生送红包已根本不是什么秘密，刘医生对送红包的行情已熟烂于心，年纪轻轻的医学博士，对收受患者的红包已毫无愧色，还大方地代患者将红包转送给麻醉师。连“德高望重”的专家本人也利用术前“约谈”的机会，坦然收受。这一天，这个手术团队的助手、麻醉师和专家个人的红包收入分别为一万八、一万二、六万元！果真别人给医生送了红包你却不送，岂不要惊出一身冷汗？
凭心而论，患者们出于主观判断给医生送红包固然不妥，不应该先入为主，主观怀疑医生的职业操守。但那些坦然收受红包的医生们的职业操守又在哪里呢？在收受红包的过程中，丝毫未见医生们对职业操守有起码的敬畏！不知这些医生们是否想过，患者之中有的可能就是地道的农民和寻常的企业职工，有的甚至因家有病人早已跌进了因病返贫、因病欠债的深渊，甚至送出的红包还是七拼八凑从亲友中借来的。医生们拿这些钱、用这些钱怎能就如此心安理得？面对“白衣天使”的称号，怎能就如此毫无愧色？
当然，在医生之中，拒收患者红包者也确有人在，但收受患者红包甚至敲诈或变相敲诈患者的也屡见不鲜。对于医院特别是一线城市大医院的医生们而言，他们都有稳定的工资收入，至少不缺吃、不少穿，生活早已达到和超过小康水准，但在金钱和利益面前，不少医生操守尽失、底线全无，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暴露无遗！对我而言，绝不是因为送红包花了钱而耿耿于怀，我的痛点在于，如此知名的公立医院和专家团队，却以如此医德医风示人！在这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医疗主管部门和医院应下决心抓好医德医风建设！如果说差额拨款的财政供给机制是医院和医生“创收”行为不规范的重要外因，那么，医生公然收受患者的红包，医疗行政主管部门特别是医院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医疗主管部门和医院千万别以为在病房门口贴一张禁送红包的告示就万事大吉了，力戒形式主义的官僚作风是多么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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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福成，江苏建湖人，公务员，文学爱好者和初学者，退休后撰写的多篇文学作品在报刋、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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