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信
2011年对一位朋友来电谈论臧棣批评北岛一事的回答
你来电谈到臧棣发表在诗生活网站《诗东西》论坛上批评北岛的文章，叫我发表意见。关于这一问题，我是这样想的：当一个人被大众看作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期望他的言行总是具有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潮流时，对他的批评就已经不是针对其个人的批评，而是对符号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方式、思维结果，以及思维态度的批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臧棣的批评是很有意思的。表面上看，臧棣的批评指向的是北岛这个人，但实际上指向的是由北岛的言论中体现出来的某种思维方式和它的思维结果。不过友人对我说，他觉得臧棣对北岛的批评有些话说得太狠了。毕竟北岛是中国当代诗具有代表意义的诗人。我说我是这样理解的：一个人在世界上转了一大圈，又多是出入于代表了当今世界诗歌最高水平的文化场合，如果还没有从二十世纪以降的世界范围的写作实绩，以及与之打交道的同行身上看到“多样化”已是基本的文学事实，还在以一种简单的，甚至有些粗暴的观念要求文学必须如何如何，被人狠狠批评，就不算什么不正常的事。连基本事实都看不到的人不被狠批，那批谁呢？而有另外的朋友告知我，但已经有人说臧棣批评北岛引伸的过于广泛，是在搞诗歌政治。我回答友人说，问题的关键不是搞不搞诗歌政治，而是他搞的诗歌政治是否政治正确。如果正确又有什么不可？我认为：我们不要一谈到诗歌政治就马上想到是阴谋、有野心，其实就写作而言诗歌政治不是别的，在正确的意义上它包含的是，如何有效地、公允的认识诗歌在具体时代的具体任务和发展状况。其实在臧棣批北岛之前，我已读到过北岛在很多次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接受媒体的访谈回答。发现只要一谈到中国当代诗歌状况，除了对个别与他关系交往密切的诗人表示赞赏，基本是从整体上否定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诗人的集体努力。尤其是对那些在写作方式上与他的诗歌认识理念有差异的诗人的作品的否定。他的一些言论已经到了与事实相去万里的地步。虽然我们本可以不去计较他这些言论，但作为诗人，更主要是作为置身在当代中国诗歌写作场域之中的当事人，我觉得北岛那些谈论让人不得不感到有些问题必须指出。譬如，如果不是当代诗人的共同努力，不会有今天“去意识形态化”的诗歌场域出现。这一诗歌场域呈现出的诗歌形态的多样性，无论如何也不是北岛曾经用过的一个批评中国当代诗歌的词“犬儒化”可以概括的。当代中国诗歌写作中或许有人以犬儒主义的观念建构诗篇，但犬儒主义当然不是犬儒化。不分清其中的区别也就不可能看清当代诗歌的真实面貌。而在没有看清的情况下，将“犬儒化”的说辞甩到全体中国当代诗人的头上，这样的做法怎能不让人感到一个人说话的轻率呢？虽然我们并不可否认当代有些诗人遭到了重商主义的时代氛围的侵蚀，在谈论诗歌和具体写作中做得不好。但是如果没有看到还有那么多诗人在困难的写作环境中，仍然坚持写作的独立性，从来没有妥协，并以自己的方式探求真正的诗歌生成的可能性，我只能怀疑北岛要么是对当代诗人的写作阅读的不够，要么是别有用心。譬如北岛一直在谈论诗歌与现实要保持最紧密的关系，要通过语言，使诗具有刺入现实内部的针芒的力量。这些说法表面上看非常正确，几乎说的是带有真理意味的写作律条。但是如果再深究一下，便不免让人看到，他谈论诗歌与现实的关系，立基不过是别林斯基一脉经由苏联时期发展出来的那套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先不说时代变化带来的对文学认识的改变，只说到了现在，他还在那样僵化地运用某种局限性非常明显的批评理论作为自己的观念支撑，那么读他关于诗应该干什么，怎么干的言论，我常想到的是真不能指望他还能说出“抵抗”、“反对”之外的什么词来要求诗的写作。所以，看他的言辞里隐含的对这两个词的解释，其中的简单化和庸俗化，以及体现出来的诗歌观念的落后，真是让人不得不悲乎！很明显，他所犯的让人诟病的错误说起来真不复杂，但却是关键的，即把文学对现实中的不合理存在进行的抵抗当作了文学本身，并由此从文学的角度给与其文学价值评价，也就是说，他把很多问题的内在标准搞混乱了。虽然很多年来他自己就是从中受益的，不少人也已经默认了这种情况的存在，并误以为这是正确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对文学存在意义的阐释。但如果在今天我们还看不到这其中包含的观念失误，还要在他的强调下继续认同这一点，那只能说明在这里，这些年来大家所谈的文学革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必须理解当代社会环境下文学的抵抗是全面的，而非仅是抵抗现实中存在的不合理性。如果仅仅如此，那么就是过于简单地理解文学存在的意义了。其实当我们认清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看到了如何叙述，叙述什么是解释现实的基本要素等一系列问题后，自然会发现诗歌的“抵抗”是多种多样的。在我的认识中，不看到语言使用方式、叙述手段的变化起到的作用，便不可能理解由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当代诗人在处理人与事物关系时认识方法，甚至认识结论的改变，仍然是涉及到如何看待人的言说与世界的关系这样的问题。我始终相信的是，任何言说方式都将最终左右我们的言说方向。任何以不同以往的话语方式建立的诗的叙述，都是对另外的话语方式的抵抗，都是一种具有诗学意义的消解。正因为这样，我把文学的抵抗分为长期的和有针对性的具体抵抗。如果要选择，我当然愿意选择长期抵抗。在我的理解中，长期抵抗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找到不同以往的叙述路径，获得观察事物的方式、方法，同时找到分辨什么是事物之美的出发点。也就是说，我把长期的抵抗看成建设与保持我们民族文化感知力的，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这样一来，那些仅仅以表面现象去指称当代生活对诗意的破坏，而没有看到在面对破坏的同时，新诗意亦在以自己的方式产生的观点，肯定是缺少洞察力的言论。它让我想到即使到了今天，“诗人何为”仍然是要求我们认真思考并给出答案的问题。只是一味地以似乎是绝对真理的言辞指责时代进程带来的不如意，表面上看起来很正确，实际上是弱化了诗人的存在的真实意义。还有就是把写作从生活中分离，或将之美名曰为“更高的生活”，虽然看起来给了写作崇高的荣誉，仔细想不免会觉得其中存在着怪诞气息。因为尽管在现实社会中，从事不同的工作让人在身份识别上有特征，但是哪一种工作不是在生活的框架之中呢？因此，我把那些将写作看成是与生活对立的认识看作某些写作者的自我神话。而这个神话的渊源如果考察，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去。也就是说，它的意识源其实有党治文学的色彩，带有共构的思想出发点；即把文学的功用单点化了。而正是这样的思维的存在逻辑，让人看来十分可笑。譬如，这就像有的人总爱说哪个哪个时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其中一个意思是那样的时代为诗人提供了更有利于写作的各种外部条件。问题是真有这样的时代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我看来，诗人的命名中有一个含义是这样的：如果他不能在人类普遍的非诗意的生活中发现诗意，不能创造出真正的诗篇，他也就不配享有诗人之名。至于一直有人说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不是诗的时代，那是他们没有看到当代生活中艺术门类的分化已经让很多艺术形式分担了诗在过去的时代承担的部分功能，包括曾经被看作最重要的诗的教化功能。从这一点上来说，诗在今天的存在境况当然不同于其他任何时代。因此，那些还在用旧的对诗的要求，要求诗应该干什么的观念，已不足以认识今天的诗。还记得几年前接受一个访谈时提问者问我：你觉得现在是写诗的最好的时代吗？我当时回答道：对任何写作者来说，不存在时代的好与坏。因为不管好还是坏，你生在什么时代就只能呆在什么时代，抱怨身不逢时是最懦弱的作法。我告诉提问者，对于我而言，现在的确是写诗的最好的时代。因为我又不可能活在其他的时代。所以，那些身处今天的时代，因为无力应对写不出诗的人，动不动就指责社会生活让诗歌无法存在，对他们这样的言辞我总是抱有同情之意，并对其中将自己的困境扩大化，推衍到以为别人必然像他一样的思维逻辑，觉得真是只有脑袋混乱了才会这样看。可吊诡是，这样的人还真是存在，而且说起话来铿锵如锣。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其实里面隐含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一直将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看作现代诗写作的黄金时代。我并不否认上个世纪80年代的确是诗歌写作很活跃的年代，但它到底是不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还需要更深入的考察。譬如只是将之与此前的几十年时间比，这一说法肯定是对的，但如果与现在比较可能就并不确切了。原因在于８０年代以前的几十年由于文化封锁和创作禁锢造成的是整个国家的文化荒漠化。但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从写作的情况看，热闹并不比８０年代差。所以对于很多人十分悲观地看待诗的前景，甚至担心它会从人类的生活中消失。我从不没有那样看。在我看来，作为精神生活而言，诗是人类面对世界的思维反应方式，它具有本能的直接性。为什么过去的4·5运动是天安门诗钞，美国的9·11事件是上百万首诗篇成为最有力的表达工具？不是其他原因，就在于它是最直接的精神活动。还总有人对网络带来的诗歌变化持批判的态度，这有点像印刷术发达后出版的普及让一些士大夫感到不安，两者都是看不得更自由的传播手段对传统发声方式的改变。虽然任何事情都有正负两面，但技术的进步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从来都在促进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化。网络仍然在帮助我们理解诗歌，这是确切无疑的。在如此的情形下，北岛言论的吊诡便的确明显。他被臧棣批评，也是自找的。
苹果手机打赏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