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慕你,大鹏和豪鹰 ——李白和刘禹锡

理想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柏拉图

以恪守孔孟之道而素称为温顺、谦恭、平和的中国文人中,时不时也会冒几个桀骜不驯的硬汉。他们通过诗文表现自己对黑暗时代的憎恶和愤恨,并以蔑视的态度对煊赫一时的显要权贵予以无情的嘲讽,从而使平静如水的赞美诗合唱声中,时不时爆发出怒如惊涛的高亢歌声。这种与时局格格不入的不谐之音,又总是成为石破天惊的时代领唱。

天生我材必有用”——唐代最光亮的巨星、诗仙是李白。李白非凡人,是一只天空任我飞、飞兮振八裔的大鹏。

他虽然满怀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愿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但却坚守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不屑于囧于樊笼,拒不参加登上政治舞台惟一通道的科举考试,因而也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地平步青云。

十几年的浪迹天涯,使性格豪爽的李白结交了不少朋友,而在此期间创作的大量诗篇不断在各地流播。天宝元年(742年),李白自山东兖州携家南下,再游越中(今浙江绍兴),与会稽道士吴筠成为道友和诗友,一同居住剡中。在吴筠的推荐下,年已42岁的李白被唐玄宗召赴长安,使他终于得到了进入朝廷的机会。由于李白此时已将家迁居于安徽南陵,得到诏书后,他兴冲冲地赶回家中,与儿女告别,并在挥毫写下一首激情洋溢的七言古诗《南陵别儿童入京》中,满怀豪情地高歌: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此时此刻,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李白,“仰天大笑”,“著鞭跨马”,满以为西去长安,就能像当年得到汉武帝赏识的朱买臣那样,得以“游说万乘”、实现抱负了。而且他也真幸运,一到长安就见到了官居太子宾客的诗人贺知章。贺知章在读李白呈上的乐府诗《蜀道难》时,拍案叫绝,将李白称为“谪仙人”,还以“金龟换酒”邀请李白对饮畅叙。贺知章在当时京都的政坛和文坛,都称得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了,经他这么一张扬,李白自然身价倍增,在长安名噪一时。唐玄宗也因此对他颇为器重,甚至真真假假地作出了“降辇步迎,如见园绮”的姿态。

梦想成真的时候也就是梦中醒来的时候。李白在长安客居不到两年,终于认清了唐玄宗对自己只不过“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并无重用之意,同时又明显地感到权臣佞幸对自己的诽谤和谗害。当初满心想成为朝廷中“辅弼”之臣的希望已变成南柯一梦,梦醒之后的李白便立即上书请还。而玄宗也以他“非廊庙器”,准予他离开长安,还御赐一面金牌,美其名曰“赐金还山”,假惺惺地作出了一副怜才的胸怀,其实不过是给请上门的弹唱者一点赏钱。

长安曾经送给李白一颗安眠药,长安最后也让他服下一帖清醒剂。天宝三年(744年)春,李白毫无眷恋地离开了长安,又踏上了漫游的旅程。但这次政治上遭受挫折的愤怨依然郁结于怀,因此他在其后写的著名记梦诗和游仙诗《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结尾处,一吐在长安屈居两年的郁悒之气,向世人大声宣告了他的心愿和志向: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你知道,有些鸟儿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台词

中唐时期,是盛极一时的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的时代,日渐深重而且无望解脱的社会矛盾,引起了永贞元年(805年)即位的唐顺宗李诵的严重关注,决心通过改革弊政,重振大唐雄风。顺宗重用力图改革时政的“二王”,即王叔文和王丕,而王叔文又十分器重两个年轻有为的才子刘禹锡和柳宗元,并将二人引进宫中,形成了“二王、刘、柳”为核心的政治改革集团,开始了一场雄心勃勃的“永贞革新”,其时的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是刚逾而立之年的少壮派。

然而,在病入膏肓、积重难返的唐朝廷内,宦官和藩镇的势力实在太大了,以至于“永贞革新”只推行了几个月,即告流产而成为昙花一现的泡影。永贞之后,革新派集团的八个骨干成员,悉数被贬为僻远州郡的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刘禹锡先被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上任途中又被改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而他的至友柳宗元则被贬为永州(今湖南省)司马。逐出朝廷,谪居僻壤,并没有使这位37岁的七尺男儿斗志遽衰,血气顿消。刘禹锡没有停止斗争,他不屈不挠地以自己的笔来挑开满天阴霾,揭露当朝群丑。在谪居朗州的10年中,刘禹锡写下了大量政治诗和寓言诗,其中不乏反映中唐时期重大政治事件的诗文,巧妙地披露史家和文人们都讳莫如深的“顺宗内禅”真相的《凄兮吟》诗,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元和十年(815年)二月,刘禹锡、柳宗元等贬臣都应诏返抵长安。诏还京师,大有一种既往不咎、雨过天晴的味道,不论刘禹锡还是柳宗元,都着实为此高兴了一番。然而,现实的黑暗比文人们的想象还要十倍地可怕,仅仅在长安逗留了短暂的一个月,他们又被排挤出京,而且一个比一个走得更远。永州司马柳宗元改任柳州(今广西省)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改任播州刺史。   播州在今贵州遵义之地,唐时被认为是穷乡僻壤的“恶处”。把刘禹锡贬到最远最差的地方,还另有一层报复的因素,这次是因诗酿祸,由刘禹锡的一首诗《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引起的,诗云: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人以万人观赏长安玄都观盛开的桃花为题,把千树桃花喻为自他离京后暴发的十年新贵,而那些成群结队地蜂拥而去观花的人,岂非都是趋炎附势之辈! 然而尔等小人想过没有:你们这些红极一时的权贵,都是踩着我刘郎的肩膀,才得以爬上高位、飞黄腾达的。如此难堪的戏谑和无情的讥讽,怎能不使手握权柄的高官们大为光火? 于是公然、蓄意的报复,就不可避免地降临到刘禹锡的头上。不过,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一个身无兵卒的小吏,敢于单枪匹马地在京城对强大的统治集团挑战,哪怕是几句短诗,也足以显示刘禹锡的叛逆性格和斗争精神。

多亏御史中丞裴度极力说情,刘禹锡最终由播州刺史改任为连州刺史。在此后的14年中,刘禹锡辗转于巴山楚水之间,从连州到夔州(今重庆奉节)再到和州(今安徽和县)。经历了这么一番大起大落的人生遭遇变迁,经过了10余年不堪回首的迁徒漂流,对于常人来说,即使体魄犹健,也恐怕早已精疲力竭,或许精神都随之崩溃了。虎落平阳被犬欺,当走到贬谪生涯中又一驿站和州时,当地县令狗仗人势,居然没有给刘禹锡作为刺史的官邸,还一再削减他的待遇,最后把他送到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斗室里。

西望长安,仍然浮云蔽日;人贬僻乡,只能身居陋室。面对这望不到头的茫茫苦海,刘禹锡在想些什么呢? 刘禹锡毕竟是刘禹锡,既然权贵们的迫害都无法折服他的斗志,那么偏远的处所和穷窘的情况,就更不可能改变他的壮怀了。在和州住下不久,刘禹锡挥毫写下了一篇千古名作《陋室铭》,以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手法言志抒怀,向邪恶势力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大笑: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人处逆境,乐观豁达;身居陋室,壮志弥坚;胸怀山水,乐观豁达;面对权贵,刚直不阿。刘禹锡以这种高洁傲然的品格和安贫乐道的情趣,不仅向关心他的朋友们同时也向敌视他的小人们自傲地宣告:虽然这是一座简陋的宅室,然而作为主人的我,却有着美好馨香的品德。这样的陋室,有哪一点比不上诸葛亮居于南阳的草庐和扬子云(西汉扬雄)住在西蜀的茅亭! 正如孔子所说那样:有什么简陋呢?直至56岁那一年,刘禹锡才终于获准回长安任职。他虽然离开了曾经在艰难中栖身的陋室,但是却将他的“德馨”留于斯地,也将他在这里写下的不朽名作《陋室铭》留给了世人。

回到长安的刘禹锡,当然不会忘记去重访令他骨鲠在喉十余年的祸地玄都观。然而,逝者如斯,旧景不再,玄都观已经失去了昔年的繁盛,桃花也荡然无存,只有兔葵燕麦在春风中摇曳摆动。见景生情,看到艳极一时的桃花在十余年中完全消失,想到不可一世的权贵们也都一个个地树倒猢狲散,倒是当年被排挤出京的刘郎,却满面春风地回到京师,重游旧地。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人生的浮沉进退并不是由哪个权臣所能预料和左右的。于是,刘禹锡又以14年前所咏的玄都观桃花为题,吟下一首《再游玄都观》,对那些扼杀革新的政敌和迫害革新家的权贵,投以轻蔑的嘲弄和无情的鞭挞: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是一个不会对权贵挂免战牌的失败者,也是一个对群丑横眉怒斥并使之望而生畏的胜利者。像刘禹锡这样的文人,在古代中国文坛上虽非绝无仅有,却也可谓少见了。

与白居易同龄、同乡而又同样走过坎坷人生路的刘禹锡(梦得),是一个比白居易更勇敢和更坚定的斗士。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刘禹锡由和州刺史调任洛阳,北返时途经扬州,与因病罢苏州刺史归洛的白居易相逢。同是天涯宦游人,相逢异乡感慨多,白居易在筵席上以《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题,吟下一首为友人鸣不平的诗,其中说道: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接过故知的话题,刘禹锡回赠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诗,其中两句话融入了他的内心感慨和对于人生的解读,抒发了这位豪鹰从不畏惧退缩、一往无前地在蓝天自由翱翔的心声: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大鹏高翔,再无李白!“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唐· 刘长卿《饯别王十一南游》 )——仿佛对诗仙说:你像一只飞鸟不知归宿何处,留下这一片青山空对着行人。

豪鹰远飞,梦得焉在?“天边心胆架头身,欲拟飞腾未有因。”(唐·崔铉《咏架上鹰》)——犹如对诗豪言:在你之后的诗人,有天边的心胆,身子却困在架子上,想要腾飞也没有机会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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