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阮元书法 / 开普饭

阮元（1764-1849）

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今扬州)人,著名经学大师。祖父阮玉堂，武进士，官至参将。父阮承信是学者，为阮元讲成败治乱和战阵谋略，并教射箭。阮元5岁从母学字，6岁进学。8岁能作诗。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进士，选庶吉士，次年散馆，取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六年（1791）大考翰詹，又取得一等第一。乾隆召见后曰：“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历任少詹事，南书房行走，詹事，行政，侍郎，经筵讲官，浙江、河南、江西巡抚，国史馆总纂。嘉庆十一年（1812）任漕运总督，二十一年（1816）任湖广总督，次年改任两广总督，后任云贵总督，晚年任体阁大学士。阮元为官清廉，善察民情，尽力为民解忧。湖广总督任上造闸筑堤，兴办水利。阮元知识广博，在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任浙江学政时，修编《经籍纂诂》。阮元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在浙江创办诂经精舍，在广东创办学海堂，培养了许多人才。前人赞阮元“身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精于金石，尊碑仰帖，著有《中州金石记》，特别是《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两部著作,力倡宗法北碑，此观念对晚清书坛影响深远，同时也奠定了其在书法史上的一流理论家地位。在碑学自金农导始，至邓石如、伊秉绶而灿烂的实践过程中，对碑学的认识尚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更未提到理论的高度，难以与二王体系相颉颃。而阮元以学问家客串书法家的姿态，完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大转折：

①澄清了传统的两大内涵：一是二王为首的帖学体系，一是汉魏碑版、石刻的北碑体系。且明确指出，学习北碑一系才是学习真正的古法。脱却古法，一片俗媚。

②将汉晋墓志、山野碑崖提高到书法的层面，并加以赞尚，使向为文人不齿的民间书法并入书法传统，为后人的取法找到了一个新的亮点，这将兆示着一种新的伟大书法实践运动——也即他所预示的北碑必兴：“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袆欤!”

③指明了帖碑之长短，辨别碑帖之渊流，为其后的书法发展明确了方向—— “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

阮元《隶书五言联》取汉隶笔意，宽博大气，沉厚古朴，正如赵彦尔评阮氏书：“偶尔落笔，便见醇雅清古，不求工而自工，亦金石书籍之所成也”。博大，独具淳雅之意。

归田偶成行书诗卷

行书七言联

行书七言联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馆藏

阮元《隶书采南补东六言联》纸本隶书 165.2×37.6cm×2 湖南省博物馆藏

释文：采南皮之高韵，补东观之阙文。

款署：阮元

钤印：阮元伯元（朱文）、节性斋（朱文）

该书用笔圆浑，体态呈伸展之势。书风厚重浑穆，而从其中又透出一种灵动之韵。

隶书八言联

阮元《隶书刘光李如七言联》纸本隶书 124×25cm×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劉光伯六經兼學。李如圭三禮皆圖。（隸書）。里堂老姊丈。愚弟阮元贈句并書。（行書）。

阮元《行书酿花据树七言联》纸本行书 129.5×28.4cm×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釀花成蜜供丸藥。據樹歐絲著絮衣。梅花蜜栗葉蠶滇園句也。銅士請書。頤性老人。

阮元《篆书欧阳修蓦山溪词》纸本篆书 167.2×71.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新正初破。三五銀蟾滿。纖手染香羅。翦紅蓮。滿城開遍。樓臺上下。歌管咽春風。駕香輪。停寶馬。只待金烏晚。帝城今夜。羅綺誰為伴。應卜紫姑神。問歸期。相思望斷。天涯情緒。對酒且開顏。春宵短。春寒淺。莫待金杯暖。（篆書）。東屏少宰清鑒。芸臺阮元。（行書）。

阮元《行书偶试但抛七言联》纸本行书 111.1×29.1cm×2 南京博物院藏

释文：偶试轻鞋去寻鹤，但抛香饵不钩鱼。

款署：阮元

礼记左传隶书十二字联

1848年 135cm*32cm*2片金红蜡笺小莽苍苍斋旧藏

阮元京邸看花诗

行书诗册刊于《艺坛》2004年第2期历代入粤名人墨迹

阮元《行书手札》安徽省图书馆藏

阮元《隶书临乙瑛碑》香港艺术馆虚白斋藏

阮元《石画记》底稿（选页）

阮元工诗文、精鉴赏，善书法，亦作花鸟。阮元在任云、贵总督时，曾在许多具有天然图画的各色大理石上题识，后来曾编《石画记》一书，书有刻本传世。这里介绍的是《石画记》一书的底稿，舟斋收藏。底稿大小不一，达一百多张，大者如一页稿纸，小者仅火柴盒大小，纸张质量也是不一，可见是阮元灵感一到，随手写来。字体以行书为主，也有隶书、篆书、楷书，反映了阮元书法的多种面目。

阮元与浙派印人交游考

阮元曾经活动的杭州孤山，巧合的是100多年后，西泠印社便建在这座山上。

[内容提要]本文在清代乾嘉学派的背景下，从阮元的学术交游，对浙派印人的学术和篆刻艺术活动进行梳理，力求从散佚材料中再现当时阮元在浙江与浙派印人的活动情况，特别是西泠八家中的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等，并对以阮元为中心的杭州文人书画篆刻圈展开论述，反映那个特殊时期的人文环境。本文提出浙派篆刻艺术是乾嘉学派背景下的产物，浙派印风一如碑派书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阮元浙派印人交游

一阮元与杭州金石文化圈

探讨清代浙派印人的篆刻艺术，无论如何是和当时的金石书画文化圈分不开的，归根到底是和乾嘉学派分不开的，浙派宗师丁敬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的成功典范。叶一苇先生说：“丁敬篆刻的成就，在他活着的时候，还只是个人的成就，正如一泓之渊，还不能成派。”而在丁敬去世以后，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等印人，或师法丁敬，或互相影响，或自出新意，才使得浙派成为印坛令人瞩目的流派，浙派的发展和乾嘉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一时期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阮元又恰在浙江任职，成为这一时期金石书画文化圈的领袖人物，被称为“西泠使节”，这些书画篆刻家们又多聚集在阮元的身边，因而对他与浙派印人的交游入手进行考察，显得尤为必要。

阮元（1764—1849），生于乾隆二十九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字伯元，号云台，一作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揅经老人等。江苏扬州人，随祖改籍仪征。乾隆五十四年进士，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至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致仕归田后又晋加太傅衔，卒谥文达。著有《揅经室集》等。阮元为清代著名学者、乾嘉学派的最后重镇，他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成为清代碑学正式形成的标志，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初到杭州，任浙江学政。嘉庆四年（1799）任浙江巡抚，嘉庆十年（1805）阮元丁父忧归里，三年后再度抚浙。阮元有个特点，他每到一处为官，都借此弘扬学术，挖掘该地的文化内涵，聚集、发现和提拔当地的人才，和他们打成一片。在浙江期间虽忙于处理政务，但他十分注重学术研究，开创了浙江一代学风。他先后编撰了和浙江有关的《两浙輶轩录》、《两浙防护录》、《两浙盐法志》、《两浙金石志》、《浙江图考》等著作，为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大量的业绩。

阮元初任浙江学政的学使府在杭州吴山螺峰之下，阮元曾回忆说：“浙江杭州学使署西园有荷池，池中小亭翼然，四围竹树蒙密，入夏后，万荷竞发，清芬袭人。”阮元就在这个“定香亭”里以文会友，实际上，学使府就是一个文人聚集的中心，他有《定香亭笔谈》记事。公事之暇，也与宾朋扁舟小集于西湖之上，谈艺论文。

此后，阮元又奉旨任浙江巡抚，再次来到杭州。他在景致优美的西湖孤山之麓创立了诂经精舍，此地本为阮元聚集学者编辑巨著《经籍籑诂》之处，后以修书之屋五十间，选拔两浙诸生学古者在此读书，再次聚集和培养了大量人才，加上他的官邸文人聚集，形成了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巨大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是一个大学术文化圈，内容涵盖经学、小学、金石学、天文、地理、算法、校勘、词章等。阮元先后聘请他的朋友王昶、孙星衍为诂经精舍主讲席，钱大昕、段玉裁、焦循、陈寿祺、朱朗斋、顾千里、何梦华等著名学者都寓阮元幕中，出入于诂经精舍。陈鸿寿、陈文述、朱为弼、张鉴等91人为讲学之士。在诂经精舍，荐举孝廉方正及古学识拔之士赵魏、屠倬、张廷济、吴文溥、张燕昌、端木国瑚等63人。阮元又在杭州开设书局，广招人才，校勘《十三经》，为浙江学术界一大盛事，学术气氛空前活跃，两浙学风为之而开。阮元二度抚浙期间，还建立了灵隐书藏，这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他还拟定《四库未收书提要四十种》，入储《宛委别藏》。在这个大的文化圈中，由于经学研究的需要，而涉及金石学研究，于是赋有特色的金石文化圈也在形成。阮元藏有不少秦汉古印，不但常让人们欣赏，还歌以咏之，大家也和之，这从留下的一些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雅兴。阮元为编辑《两浙金石志》，身边聚集着大量的金石研究学者，加上金石爱好者，更是不可胜数，如孙星衍、王昶、赵魏、黄易、奚冈、何元锡、达受、吴式棻、董洵、朱为弼、陈豫钟、陈鸿寿、屠倬、赵之琛、梁宝绳、郭频伽等，显示了“一代经神”阮元的凝聚力，两度任浙江巡抚的阮元的文化圈是以杭州为中心，辐射到整个浙江的。浙派印人的篆刻创作便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进行的，探讨浙派篆刻艺术的发展，就不能离开这个文化圈来谈。

二阮元与黄易、奚冈

西泠八家中，居首位的丁敬去世时，阮元才2岁，而居末位的钱松成年时，阮元已年逾古稀，一头一尾均于阮元没有交往以外，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等与阮元有交往史实。他们均是杭州人，也多活动于杭州，自然交往密切。关于蒋仁的记载极少，限于资料和见识，暂无考。西泠八家中有五位与阮元关系密切，在与之交往的这些印人中，黄易和奚冈是年长于阮元的，其余大多小于阮元。因为年龄的因素，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各有差别，或朋友、或幕宾、或弟子。

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秋庵，浙江杭州人。工诗文，擅书画，精金石考证。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篆刻师事丁敬，兼及宋元，为西泠八家之一。

阮元小黄易20岁，可以算晚辈了，但阮元的地位较高，他们的关系属于朋友，他们在金石方面的交往较多，早在阮元任山东学政期间就有较多接触，潘庭筠《稼书堂集》载：“云台阮大中丞视学山左时，皆旌节频临，检阅储藏，讲论不倦”。黄易时任兖州运河司马，阮元时常在黄易家中观赏藏品，有时留连竟日而不忍离去，阮元对黄易有评价，他在《小沧浪笔谈》中说：

钱塘黄小松（易）为贞父先生后人，任兖州运河司马，书画篆刻为近人所不及，收金石刻至三千馀种，多宋拓旧本，钟鼎彝器钱镜之属不下数百。予每过任城，必留连竟日，不忍去。小松尝自作得碑二十四图及嵩洛泰岱访碑图，以秀逸之笔传邃古之情，得未曾有尊人松石先生与张得天司寇为莫逆交，张书间出其手，人莫能辨，尤工小篆、八分，得者珍如球璧。母梁夫人工词翰、六法，诗卷尤富，其已刻者有集《唐梅花百咏》，金寿门题曰：“字字香”，小松书画之学有自来矣。

小松为丁敬身高弟，篆隶、铁笔实有过蓝之誉。尝谓刻印之法当以汉人为宗，萃金石刻之精华以佐其结构，不求生动而自然生动矣。又谓小心落墨、大胆奏刀，二语可为刻印三昧。生平不轻为人作，虽至交亦不过得其一、二石，作者难识亦匪易，故当推为海内第一。

阮元认为黄易的印章有超过丁敬之誉，并将其推为海内第一，可见对黄易的推崇。

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月，阮元按试曲阜，见黄易，恰逢黄易的访碑人来报，说见汉碑残石，阮元亟命挖掘，手剔其文，为《汉熹平二年残碑》，后来阮元为之题跋。

阮元在嘉庆二年（1797）冬编成的《山左金石志》就引用了黄易的先期成果。阮元说：“余视学山左，首谒阙里……次过济宁学观戟门诸碑，及黄小松司马易所得汉祠石像，归而始有勒成一书之志。”又说：“兖济之间黄小松司马搜集先已赅备”。阮元在《小沧浪笔谈》卷三中多处记载黄易的访碑情况，可见阮元对黄易访碑成果的关注。黄易的篆刻成就和他的金石研究是分不开的，他自己就在《金石刻画臣能为》印款中说：“余宿有金石癖，又喜研究探讨篆隶之原委，托诸手，寄于石，用自观览，并贻朋好，非徒娱心神，亦已验学力。”

阮元独创性地提出书法的南北分派，这种思想在当时书坛极为震动，其时，黄易也提出篆刻的南北分派，他说：“画家有南北宗，印章亦然，文、何南宗也，穆倩北宗也。文、何之法易见姿态，故学者多，穆倩融合六书，用意深妙，而学者寥寥。曲高和寡，信哉！”南北分派在当时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归根结底是和经学研究分不开的，这是以阮元为首的乾嘉学派派生出来的一系列观点。以至阮元的学生梁章钜将本朝书家也分为南北两派，可见这种风气在当时的盛行。

奚冈（1746—1803），初名钢，字纯章，后更字铁生，号萝庵，别署蒙泉外史、散木居士、冬花庵主，浙江杭州人。书画、篆刻兼擅，为西泠八家之一。著有《冬花庵烬馀稿》。

阮元小奚冈18岁，奚冈生性孤傲，仅与黄易、陈鸿寿、陈文述、屠倬等人关系较好以外，接触面并不广，而这些人又多在阮元的活动圈内，奚冈与阮元有交游，也应不少，但记载并不多见。阮元对奚冈极为敬佩，曾欲招其入仕未果，这从屠倬的文字中也能得到一二，屠倬说：“云台、小岘两先生官浙时，屡欲见翁不可，以孝廉方正辟复不就。” 屠倬说阮元甚至要见奚冈都不容易，可能是要求他入仕之事而不愿见，其实他们的关系很好。

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二十日，阮元自山左移任浙江，过扬州，诸友人为其饯行于虹桥净香园，奚冈作《虹桥话旧图》记事。阮元说：“是日寒雨满湖，未及平山而返，故余留别诗有'旧雨今宵联舫听，暮云明日隔江飞’之句，奚铁生为作《虹桥话旧图》。” 阮元在《定香亭笔谈》中列有虹桥话别的名单，其中有黄承吉、焦循、李斗等，还录有《题虹桥话旧图》诗一首。虹桥话别的第二天，阮元便赴杭州上任，同行者有赵魏、何元锡等人，陈鸿寿已在山东先期追随阮元，今又入阮元浙江幕中。

嘉庆七年（1802）九月，阮元属奚冈绘《秋江载菊图》，并题七绝四首。阮元的积古斋藏有南宋王复斋所辑《钟鼎款识》，本为陆甫元故物，后阮元以汉代瓦砚换得，其时，奚冈、宋芝山各作一图，阮元名之为《古欢图》，董玉书在《芜城怀旧录》卷一中载有此事，可为一段佳话。

阮元对奚冈的书画、篆刻都有极高评价，他说：

铁生旷达耿介，闭门谢客，虽要津投刺乞画，非其人不可得见，亦不能强也。六法之外，隶古、篆刻靡不精妙，诗抒写性灵，超然绝俗如其人，汪稼门方伯（志伊）欲以孝廉方正征之，不就。

奚冈的性格孤傲，一生不愿做官，更不随时俗。阮元回忆说：“铁生亦布衣，为诗人兼精山水花卉，性孤介，不谒长官，予在浙七年，未见其人。” 可见他与阮元的交往并不是因其官职地位，其人品也见一斑。

黄易、奚冈时期，正是清代隶书复兴的时期，他们以其书法创作实践在这个隶书热潮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碑派已在孕育。这一时期无论是书法还是篆刻都是崇尚汉人的，这就是阮元所推崇的隶古遗法，这在黄易和奚冈的印款中都说得很明白。黄易在《得自在禅》印款中说：“汉印有隶意，故气韵生动”。奚冈在《金石癖》印款说：“作汉印宜笔往而圆，神存而方，当以《李翕》、《张迁》等碑参之”他们的行书也开始出现以隶破行的特征，他们的隶书创作对他们的篆刻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也对他们篆刻风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三阮元与陈鸿寿

阮元在提携、培养人才方面一向不遗余力，他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培养了大量人才。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九《阮元传》称其：“督学时，士有一艺之长，无不奖励，能解经义及古今体诗者，必擢置于前。总裁会试，必合校二三场文策，绩学之士，多从次出，论者谓得士之盛，不减于鸿博科。主持风会者五十余年，士林尊为山斗。” 陈鸿寿便是从阮元处受益较深的一位。

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号曼生，又号种榆道人，浙江杭州人。西泠八家之一。书法风格独特，在当时隶书作品中为佼佼者。篆刻上继丁敬、蒋仁、黄易、奚冈等前四家，并融入自己的意趣，使得浙派风格为之一新，而多为后人所师法。

阮元任浙江学政时，以诗考诸生者很多，一次，阮元以《春草》为题，限以元、删、麻、阳诸韵，避免宿构。陈鸿寿有应试之诗两首，我们现在还能在阮元手订的《浙江诗课》中见到：

林稀花缺见遥山，新沐容光点翠鬟。

绿遍深崖开隐隐，拂馀幽涧咽潺潺。

梅花梦后春才到，燕子归时客未还。

南浦从来牵别恨，绝胜杨柳不禁攀。

名花犹是旧时颜，芳草柔情只等闲。

古道几回嘶玉勒，空山一夜拥烟鬟。

青袍色映芊绵外，翠袖春深峭蒨间。

总是年年三月暮，不须言别恨缘悭。

陈鸿寿虽小阮元4岁，但例称弟子，蒋宝龄《墨林今话》卷十中说：“（陈鸿寿）初以古学受知于阮芸台尚书。抚浙时与从弟云伯同在幕府，有'二陈’之称。” 陈鸿寿入阮元门下时间应在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任浙江学政之前，因为在阮元未赴任浙江学政前，陈鸿寿已偕同阮元游山东。

诂经精舍创立后，阮元聘孙星衍为主讲，陈鸿寿为讲学之士。诂经精舍有一题名碑记，就出自孙星衍、陈鸿寿二人之手，末署：“赐进士及第山东督粮道阳湖孙星衍撰，诂经精舍生辛酉拔贡分发广东知县钱塘陈鸿寿书”，阮元已收入《诂经精舍文集》。

嘉庆四年（1799），阮元在浙江巡抚任上，陈鸿寿在阮元幕府中，阮元称吴澹川、端木子彝、陈文述、陈鸿寿、童萼君、邵东汇、朱椒堂为幕中七子。《杭州府志》载：“阮元抚浙时，方筹海防，鸿寿随元轻车往返，走檄飞章，百函立就。” 尽管陈鸿寿在阮元幕府主要参理文檄、筹划海防，但他在经学、金石、书法方面受阮元沾溉尤多，阮元的访碑活动，陈鸿寿是有可能参与的，当时新出土的金石碑版他也能一饱眼福，阮元重新摹刻《石鼓文》，置之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使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师法，陈鸿寿观赏后有长诗《阮云台阁学师重摹石鼓歌用东坡韵》记事，节选如下：

琅嬛仙人一代宗，龙文健笔苏韩友。

金石借证经史伪，斤权函殹悟毂豰。

天下流传秘本希，三百余字袭蝌蚪。

缅思苏李张窦徐，欧褚虞杜皆前耉。

品评墨妙群推崇，猎碣潜驱犬羊嗾。

诸侯剑佩骋雄俊，锡以彤弓及鬯卣。

大书深刻理则那，昭示日月振矇瞍。

陈仓凤翔踪迹奇，不将荒幻等岣嵝。

日炙雨淋致漫漶，要其气体弥深厚。

重摹安置郡学中，参定同观志某某。

琅嬛仙人是指阮元, 因为阮氏有斋号琅嬛仙馆。此诗既可看出陈鸿寿对其学师阮元的仰慕之情，诗中所表露的“大书深刻”、“气体深厚”，又明显看出受其师碑学思想的影响。他的书法、篆刻创作在以阮元为首营造的金石书画文化圈中受到滋养和启示，他在书法篆刻艺术上的成就不能说与这样一个文化圈无关。

阮元在任浙江学政期间，乘輶轩采风，足迹遍十一郡，或访诸耆宿，或询之多士，各出所藏，随收随录，编辑《两浙輶轩录》。《两浙輶轩录》收录了清初、中期浙人诗三千馀家，此间，参与采访校订者人数不少，邵志纯、朱朗斋、吴澹川、李香子、郭频伽等，当然也少不了陈鸿寿、陈文述兄弟，阮元在《两浙輶轩录》凡例中说：“钱塘陈曼生（鸿寿）、陈云伯（文述）……亦于京邸校阅一过，多所订正。”嘉庆三年（1798）书稿成，没有及时刊刻，存于官邸。嘉庆六年（1801）夏六月，阮元在朱朗斋、陈鸿寿的请求下，遂将书稿交于他们二人刊刻，也就有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两浙輶轩录》朱朗斋碧溪草堂、陈鸿寿种榆仙馆同刊本（图一）。

嘉庆九年（1804），阮元为陈鸿寿的《种榆仙馆图》题诗一首。后又为其《种榆仙馆三图》作记，阮亨说：“陈曼生于画精鉴别，……最喜奚铁生画，尝以其晚年作，偕方兰坻、王椒畦合为一卷，家兄为作《种榆仙馆三图记》，论画、论人，兼以记传之法。”

阮元所用印章多出陈鸿寿之手，这在他的从弟阮充的《云庄印话》中找到一些证明，阮充说：

文达公归田后，序林茮生鸿《小碧琅玕馆印谱》云：余童年用印倩毕，旋之刻一小田黄“阮元印”，携入京师，随用六十年，不胜平漫，直至癸卯毁于火。次则门生陈曼生在余幕刻者最多，曼生与表弟林小溪同幕同朝夕，宜乎其多得曼石矣，曼生石一时推重，时奚铁生、王椒畦之画又同重一时，林氏梅花屋画卷在表侄处，故茮生专法曼生，曼生为余刻“阮氏琅嬛仙馆收藏印”，今只此一印存矣。

从《沈周野翁庄图卷》中我们能见到一方不太清晰的“阮氏琅嬛仙馆收藏印” （图二），从内容和风格判断当就是这一方。从陈鸿寿所留印拓中还能寻到“琅嬛仙馆鉴定”（图三）、“扬州阮氏琅嬛仙馆藏书印”（图四）等印章，阮元又说“盖尔时有印皆出曼手”，可见陈鸿寿在阮元幕府中刻印不少，也为阮元刻印不少，由此可见阮元十分喜欢陈鸿寿的印章，他所结交的篆刻家很多，而偏喜欢用陈鸿寿所刻。一方面，陈鸿寿经常在其身边，在金石、书画方面受阮元影响较深，审美观的接近是很自然的事情，另一方面，表现出阮元对浙派印风的偏爱。阮元所用印章多为浙派，有些虽不知作者（图五），从风格上来看可能也是陈鸿寿所刻，但属浙派风格无疑。

四阮元与其他浙派印人

西泠八家中，还有两位印人与阮元有着良好的关系，且属于阮元金石文化圈中的人物，一位是陈豫钟，一位是赵之琛。

陈豫钟（1762—1806），字浚仪，号秋堂，浙江杭州人。深于小学，好金石文字，收藏甚丰。篆刻服膺丁敬，又崇尚汉印，有自己的风格。著有《求是斋集》。

阮元小陈豫钟2岁，为同辈人，但陈豫钟和陈鸿寿一样，都视阮元为师。陈豫钟刻有一方白文印“琅嬛弟子”，（图六）可见他视阮元为师，对阮元的景仰之情由此表露出来。以阮元为首的乾嘉学派提倡实事求是学风，“实事求是”一词此时极为流行，陈豫钟的斋号求是斋就是受此影响而取的。

嘉庆七年（1802），阮元在浙江为文庙制乐器，复铸镈钟，命陈豫钟为其铭摹写古文，铸成后，阮元叹赏不止，招之不往。阮元重新编刻《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嘱陈豫钟摹写款识，阮元在《定香亭笔谈》卷四中说：“钱塘吴寿朋（文健）明于小学，审定文字以付梓人；陈秋堂（豫钟）精篆刻，为摹款识；高爽泉（垲）善书，为录释跋，皆一时之能事也。”

阮元这样评价陈豫钟：

钱塘陈秋堂（豫钟）深于小学，篆隶皆得古法，摹印尤精，与曼生齐名。秋堂专宗丁龙泓，兼及秦汉；曼生则专宗秦汉，旁及龙泓，皆不苟作者也。曼生工古文，善书画，诗又其馀事矣。

而西泠八家的另一印人赵之琛（1781—1852）与阮元的交往见于文字的不多，阮元长赵之琛17岁，阮元在编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时，其中的古器文字多半由赵之琛手摹。阮元与陈豫钟、赵之琛的交往也多半属于金石之交。

浙派印人与阮元有交游者，除了西泠八家中的黄易、奚冈、陈鸿寿、陈豫钟、赵之琛五家以外，与之关系密切的还有屠倬。

屠倬（1781—1828），字孟昭，号琴隖，晚号潜园，浙江杭州人。嘉道年间著名学者，能诗擅画，其篆刻名盛当时，属于浙派，篆法、刀法专学陈鸿寿，刻款用丁敬法。

屠倬是阮元的门生，阮元长其17岁。他们的相识应当很早，这从阮元的诗句“我早识屠君”中可以得知。嘉庆十五年（1810），阮元在屠倬任仪征县令时有长诗送行，题为《门生屠琴隖倬以翰林改宰仪征，翁覃溪先生倡咏饯送，遂亦以诗赠行》，节选如下：

展我泰华碑，洗我八砖研。

别斋倡和篇，旧友共相饯。

屠君正壮年，出宰我乡县。

乡县尚不陋，长江绕芳甸。

近者集盐艘，民风少为变。

枭徒颍泗来，小斗竟如战。

我昔谋增兵，请者议未善。

为此多隐忧，保障匪易见。

我早识屠君，恍恍吴越彦。

清名满湖海，高文冠翰院。

百里非宠才，帝欲使之练。

孰意赤紧州，巧得颜谢选。

……

屠倬上任的仪征恰是阮元的籍贯地，故阮元有“出宰我乡县”之语。屠倬在阮元的泰华双碑之馆欣赏到《泰山刻石》和《华山庙碑》以及晋砖等古碑石刻的拓片，当对其金石方面的研究有所帮助。阮元此前又有《屠琴隖庶常倬将出为县令，所寓京城米市胡同有古藤二株，自绘图卷索题》、《题小檀栾室读书图三首》等诗多首，阮元手书有《为屠琴隝行书杂诗卷》等。屠倬也有多首诗赠阮元，《是程堂集》中就收有《题画杂体呈大中丞阮云台先生》、《大中丞阮云台建白文公祠于孤山之左，以五月八日落成，同人酹酒祠下即席呈中丞》等。阮元和学者的交往虽多是建立在经学上的，但与金石、书法、篆刻、绘画无不涉及，他的思想常对人们产生很大影响，阮元也将他收藏的《西岳华山庙碑》四明本给屠倬欣赏，屠倬有诗《集苏米斋覃溪先生出示手摹华山庙碑凡三本，云台先生复出新刻四明本相较，赋呈两先生》见证，诗中有句：“四明旧拓更完好，原本新弆琅嬛仙。譬如真形现全岳，不缺不烂曾夸全。” 对阮藏四明本的完好表示出赞叹，从两人的诗中可见他们的交谊之深。

嘉道年间的浙派印人身在乾嘉学派最后的辉煌时期，金石考据学风靡一时，访碑、赏碑、研碑之风盛行，对钟鼎彝器、古碑断碣刻意搜求。阮元适时而起，提倡碑学，于是本来就已见苗头的碑派书法藉着他的理论迅速蔓延，得以在二王传统帖学之外开辟了另一途径。实际上，对当时篆刻艺术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称篆刻中的浙派为书法中的碑派，他们何止是时间段上的一致，所运用的手法、追求的意境也是那么相似，是乾嘉学派背景下的一对双胞胎。乾隆年间的丁敬“仿汉刻烂铜印”就是强化“金石气”的表现，此后的七家更在篆刻中着重于刀的表现，刻意追求笔画的斑剥效果，浙派用刀的“短刀碎切”一如碑派书法用笔的“积点成线”，这与书法家追求苍茫的金石气是一致的。实际上，浙派印人标榜仿汉，已与赵孟頫所提倡的汉印有着本质区别，他们虽在篆法和结字上承袭汉人，但刀法所表现出来的意韵已与汉人有别，已从汉印的质朴走向苍茫，白文印如此，朱文印也如此，已不同于元明印的雅逸流美，而呈现出沧桑的凝重。所以阮元喜欢浙派印章是情理之中的，这与他的观念相吻合，与翁方纲一样，阮元对印章的观点属于“质厚说”，他在浙派印章的发展过程中对印人有一些观念上的影响当是不可忽视的。

阮元与《淳化阁帖》

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从美国购回的《淳化阁帖最善本》

[内容提要] 阮元对于《淳化阁帖》的批评是从展转翻刻失真入手的，进而认为存世王羲之书法都不可靠，不如北碑的书丹原石，实际上，他的《淳化阁帖》批评是为了削弱王羲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认为因《淳化阁帖》的盛行，使得北碑的衰微，这些观点是为他的南北书派观寻找理论支撑，最终是为了推出北碑，清代碑学从理论上得以正式形成，成为二王书风向北碑书风转换的关捩。本文客观地对阮元的“阁帖观”进行分析，并对他的某些偏激观点表示质疑和批评。

[关键词]阮元淳化阁帖清代碑学

宋代淳化三年（992）奉太宗圣旨摹刻的《淳化阁帖》，历经千年，迷雾重重。一部法帖引来千年聚讼的，除了《兰亭序》以外，恐怕只有这部《淳化阁帖》了，碰巧的是这两部法帖均和王羲之有涉。

宋代开始，就有人对这部刻帖提出各种疑问和批评，《淳化阁帖》的名声越来越不好，到了清代碑学来临的前夜，人们对二王开始重新认识，对《淳化阁帖》的批评更是顺理成章的了。在千余年的评头论足当中，基本都是围绕着帖源、石刻木刻、失真、翻刻版本等问题而展开的，其中要数阮元对《淳化阁帖》的批评有点特别。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一作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揅经老人等。江苏扬州人，随祖改籍仪征。乾隆五十四年进士，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至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致仕归田后又晋加太傅衔，卒谥文达。著有《揅经室集》。

阮元是清代著名学者、乾嘉学派的最后重镇，他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两篇文章成为清代碑学正式形成的标志。他虽没有专文论述《淳化阁帖》，但在他的文章、题跋和书信中常常流露出他对此帖的看法，我将他对《阁帖》的看法分三个部分来论述。

展转钩摹，不足据矣

——阮元从《阁帖》失真说明帖派师法对象不可靠

《淳化阁帖》十卷，一至五卷为汉魏、两晋、南北朝及隋唐书法，六至十卷为王羲之、王献之书法，二王书法占半数，于是《淳化阁帖》便和二王联系在了一起，密不可分。王著编辑确实带有主观偏向二王的倾向，这恐怕还不在于王著个人，当有宋太宗的意图。阮元对此很不以为然，二王书法占一半，他觉得不合理，他明确表示：“但执二王以概东晋之书，盖为《阁帖》所愚蔽者也。” 在阮元看来，二王书风的盛行和《阁帖》编辑的倾向有关，的确如此，《阁帖》为我们保留了大量二王书法，尽管真伪莫辨、是非纷纭，但还是在二王书风的传承当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阮元大有怪罪之意。

关于《阁帖》的失真说并不新鲜，这是千余年来人们不能避免的话题。对于《阁帖》的批评，早在宋代就有，苏轼、米芾就曾对此帖作出过批评，苏轼在《辨法帖》中认为其中真伪相杂，有明明署款“智永白”而算作王羲之的，苏轼又说他曾于秘阁观墨迹，皆唐人硬黄临本，就是说，苏轼认为《阁帖》所依据的本子本身就不真。米芾在《秘阁法帖跋》中认为“其间一手伪帖太半”，说其中有以《千字文》为汉章帝的，有以张旭为王献之的，有以俗人学智永为王羲之的。苏轼、米芾的巨眼犀利，不由得我们有太多的怀疑。看来王著在编定中确实有所不当，有人归咎于王著的见识，我看不然，宋时魏晋真迹已少，王著难做无米之炊，他做出这么大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却从刻帖问世到现在的千余年间，一直背着一个坏名声，这可能是他没有料想的。

有趣的是阮元在《阁帖》失真问题上，除了说“唐人收藏珍秘，宋人展转勾摹，可尽据乎？”之外，又有新说：

王著摹勒《阁帖》，全将唐人双钩响搨之本画一改为浑圆模棱之形，北法从此更衰矣。《阁帖》中标题一行曰“晋某官某人书”，皆王著之笔，何以王、郗、谢、庾诸贤与王著之笔无不相近，可见著之改变多不足据矣。

如果说唐人双钩响拓本还能保持原帖风貌的话，那王著“一改为浑圆模棱之形”就失真过多了。究竟是不是王著摹勒失真呢？这里我有一点疑虑，杨震方《碑帖叙录》中“淳化阁法帖”条称：“宋太宗淳化三年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这是目前普遍的说法，此说处处可见，但根据从何而来？无疑是从《阁帖》的篆书跋尾而来，我们重读一遍，就会发现跋尾所写的“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摹勒上石”并没有主语，主语会不会是王著？为什么不写？是集体工作不便写？还是王著已经去世？还是其他原因？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连串的想象空间。《淳化阁帖》始刻于淳化三年没问题，问题是《宋史》说王著卒于淳化元年，如果王著卒年确切，则是王著在淳化之前编次摹写，在他死后由他人奉旨刻成的，此时王著可能已不在人世，会不会是因刻手的原因而造成“浑圆模棱之形”的呢？如果是，王著就有些冤枉了。前人提出标题舛误，阮元认为标题是王著所书，看来王著的责任不容推卸。阮元还发现刻帖的标题字与内容相近，王著又与王、郗、谢、庾过于接近，以此来说明王著的摹本掺入己意太多。更为甚者，阮元认为《阁帖》中汉帝、秦臣墨迹，均是凭空而造，加上失真的锺、王、郗、谢，第一次大胆提出这些失真的帖怎么能和直接书丹而刻的北朝碑刻相比呢？

唐时，南派字迹但寄缣楮，北派字迹多寄碑版。碑版人人共见，缣楮罕能遍习。至宋人《阁》、《潭》诸帖刻石盛行，而中原碑碣任其薶蚀，遂与隋、唐相反。宋帖展转摩勒，不可究诘。汉帝、秦臣之迹，并由虚造，锺、王、郗、谢，岂能如今所存北朝诸碑，皆是书丹原石哉？

阮元认为刻帖因摹勒而失真，北碑因直接书丹而保真，却不知道碑版因千年沧桑，薶蚀也导致失真，如果说以《淳化阁帖》为祖本的各种翻刻本因一翻再翻而多次失真的话，碑版也不能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碑版有直接书丹者，也有不书而刻者，更何况书了也未必刻得不走样，甚至走样的程度要高于刻帖。刻帖尚能尊重原作，精心模拟，刻碑则有很多刻工程式，下刀的痕迹很明显，圭角毕露。不书而刻者更是以刀代笔，处处表现出的是刀而不是笔，学习者以笔来模仿刀毕竟不是正途，而透过刀锋看笔锋，就不是一种意会吗？刻帖的“浑圆模棱”和碑版的“圭角模棱”都是失真的表现。碑派书家将碑版的斑驳和腐蚀所呈现的气息美其名为“金石气”，而蔑称刻帖所呈现的气息为“枣木气”，他们提倡金石气而反对枣木气，实际上，“金石气”和“枣木气”都是失真造成的，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如果将它升华为一种艺术美，金石气是一种美，那枣木气何尝不是一种美呢？阮元在帖派之外提出碑派，这在书法艺术的多元化方面是可取的，而且是有创见的，但不应处处以帖为靶子，扬碑以抑帖为代价，则不是历史的态度。

他在另一则题跋中又说：

要之，右军书之存于今者，皆展转钩摹非止一次。怀仁所集、淳化所摹，皆未免以后人笔法羼入右军法内矣。然其圆润妍浑，不多圭角，则大致皆同，与北朝带隶体之正字原碑但下真迹一等者不同也。世人震于右军之名，囿于《兰亭》之说，而不考其始末，是岂知晋、唐流派乎？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任何一部刻帖和碑版都或多或少存在失真问题，《淳化阁帖》的失真，也是不容回避的，其中因摹写而将后人笔法掺入也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个时代科学文明程度的真实反映，这是当时出版书法集的唯一方法，而且属草创阶段，因为它毕竟是第一部大型官修刻帖，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苛求古人，当然，对其编辑错误和摹刻失真也应正确对待。《阁帖》不但为后人保留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而且它对元明书家的滋养是丰厚的，赵孟頫、文徵明、王宠、董其昌、王铎都是通过《阁帖》来感受二王的，并且取得很大成就，正如赵孟頫所言“书法之不丧，此帖之泽也。” 在书法发展史上起着二王书法传承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宋太宗诏刻《淳化阁帖》，这种保存前人遗迹的做法是一种功德无量的事情，阮元本人也经常在做，他曾翻刻过《石鼓文》、《散氏盘》、《泰山刻石》、《天发神谶碑》、《西岳华山庙碑》，也翻刻过《鲜于枢扬州诗四十韵卷》和《兰亭序》，如果有人指责阮刻本，不知阮元会作何解。吴昌硕常临的《石鼓文》就是阮刻本，阮元在保存文化遗迹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应给予同样的肯定。

阮元提出的《阁帖》失真不同于苏轼、米芾，他是有目的性的，人们对王羲之顶礼膜拜，他没有太多地直接对王羲之说三道四，而是说人们所见的王羲之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王羲之，《淳化阁帖》、《兰亭序》、《集王圣教序》等王字都已经失真，帖派师法对象本身就不可靠，而他又找出可供人们师法的新对象，为他推崇北碑留下了伏笔。

所称锺王者，其伪爽然可见

——王字应有隶意是阮元推翻王羲之的一个借口

世存王羲之书法，无论是《淳化阁帖》，还是《兰亭序》，阮元都表示出怀疑，进而进行否定,他的观点对后世影响较深。六十年代的“兰亭论辩”中，从实质上看，郭沫若否定《兰亭序》的观点实际上是李文田的观点，李文田的观点实际上就是阮元的观点，所以我曾称阮元为否定《兰亭》第一人。阮元否定现存王羲之字迹是王所书的理由是“王字应存隶意”，证据是“晋砖”等民间字体。

他在《北碑南帖论》中以东晋民间墓砖为例，来证明王字应有隶意：

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锺、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阁帖》，晋人尺牍，非释文不识，苟非世族相习成风，当时启事，彼此何以能识。东晋民间墓砖，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迹尚与篆隶相近，与《兰亭》迥殊，非持风流者所能变也。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春，阮元过当阳县玉泉寺，得见隋代铁镬字（图一），搨之，凡四十四字，每字有二寸许，文为：“隋大业十一年，岁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当阳县治下李慧达建造镬一口，用铁今秤二千斤，永充玉泉道场供养。”阮元不仅对文物感兴趣，对上面的字和字体更有兴趣，于是他又联想到王羲之，联想到《淳化阁帖》在内的宋代各法帖：

考此镬乃彼时民间所造，民间所写，其写字之人亦惟是当时俗人，其字亦当时通行之体耳，非摹古隶者也，而笔法半出于隶，全是北周、北齐遗法。可知隋、唐之间字体通行皆肖乎此，而赵宋各法帖所称锺、王者，其时世远在此等字前，何以反与后世楷字无殊耶？二王书犹可云江左与中原所尚不同，若锺书则更在汉、魏之间，其伪也不爽然可想见乎！

他通过这个铁镬字来证明锺繇、王羲之的字不可靠，甚至是伪作，理由是锺、王的字应有隶意。锺繇的字当有隶意是成立的，但王字就不然了，他的这个论据很容易击破，按照阮元自己的分类，隋代属北派，其字也“全是北周、北齐遗法”，而东晋属南派，王羲之是南派，北派和南派当然有别。在这则题跋中，他尚且能退一步讲“二王书犹可云江左与中原所尚不同，若锺书则更在汉、魏之间。”这还是科学的态度，但后来逐渐走向偏激，似乎有点不尽人情了。道光十七年(1837)，阮元在京师晤吕佺孙，见其所藏晋砖拓本（图二），为作《毗陵吕氏古砖文字拓本跋》，进一步否定《兰亭》为王羲之所书和《阁帖》中王字的可靠性:

王著所摹晋帖，余旧守“无征不从”之例，而心折于晋宋之砖，为其下真迹一等，古人不我欺也。试审此册内永和三、六、七、八、九、十年各砖，隶体乃造坯世俗工人所写，何古雅若此。且“永和九年”反文隶字尤为奇古。永和六年王氏墓，当是羲之之族，何与《兰亭》决不相类耶？

阮元每每看见隋唐以前民间字迹，晋砖也好，晋墓志也好，隋铁镬也好，就感叹《兰亭》、《阁帖》中的王羲之为什么不这么写，其实这是一个不能存在的逻辑关系，但阮元一直坚持，他为湖州新出土的晋砖（图三）所作的一则跋语说：

此砖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兰亭》前后数十年。此种字体，乃东晋时民间通用之体。墓人为圹，匠人写坯，尚皆如此，可见尔时民间尚有篆、隶遗意，何尝似羲、献之体！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为隶书也。羲、献之体，乃世族风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谢子弟握之，非民间所有。但执二王以概东晋之书，盖为《阁帖》所愚蔽者也，况真羲、献亦未必全似《阁帖》也。不独此也，宋元嘉字砖亦尚近于隶，与今《阁帖》内字迹无一相近者。然则唐人收藏珍秘，宋人展转勾摹，可尽据乎？

阮元提出王字应有隶意，都是联系《淳化阁帖》和《兰亭序》而论述的，很明显，他是以这个理由来否定《淳化阁帖》和《兰亭序》，也就是否定王羲之。阮元对于王羲之的反拨，并不是他的突发奇想，实际上，阮元所处的时代，书画家们对二王的崇拜心理已经大为减弱，稍前的扬州八怪就曾表示出对王羲之等名家的态度，高凤翰、金农、郑板桥等就表示向民间学、向碑版学，而不向王羲之等名家学。阮元顺应潮流，又对王字的可靠性大胆提出质疑，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遵循“疑古求真”精神，提出各种设想，“王字应有隶意”是他对于王羲之书风新的界定，这是他有别于前人之处，此说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对其论据作一深究，便会发现这里面存在着许多未能解释清楚的问题，他自己在论述中就未能自圆其说，他在《复程竹盦编修邦宪书》中说：“终唐之世，民间劣俗砖石，今存旧迹，无不与北齐、周、隋相似，无似《阁帖》者，无似羲、献者，盖民间实未能沿习南派也。”在《晋永和泰元砖字拓本跋》中也说：“羲、献之体乃世族风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谢子弟握之，非民间所有”，他这两句话是想说明连民间都沿袭北派，可见北派之盛行，说明《阁帖》问世后带来北派衰微的后果，说明王羲之的字非民间所有，并不像北派那样普遍。但他忽略了他用民间字体来印证王字的自相矛盾，很简单，既然民间不能写出王羲之式的字，又怎么能要求王字必须要和民间劣俗砖石相吻合呢？又怎么能要求王字和劣俗砖石一样有隶意呢？用来刻石的“铭石书”和用来写文稿、书信的“稿书”本来就不能类比，更何况麈尾、如意般的王字在当时是新体，正因为这种新体才使得王羲之成为里程碑式的人物，民间劣俗砖石自然无似《阁帖》者，无似羲、献者。再用阮元的分类来看，“铭石书”属碑，“稿书”属帖，碑和帖自然有别。

《阁帖》盛行，北派愈微矣

——阮元否定《阁帖》最终是为了推出北碑

说阮元对《淳化阁帖》的批评有点特别，就特别在他将北派的式微怪罪于《阁帖》。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倒反映出《阁帖》的魅力，尽管它纷争不断，却历经千年不衰。阮元的批评在这点上迥异于前人，而是由此引发出新的书法史观，从而对书法渊源和流派重新梳理，对二王作出重新评价，从理论上削弱了二王书法的主流地位，使得千年以来二王书风的传承造成障碍，他的目的是为了在二王之外寻找另一条途径，这就是以北碑为主要师法对象的碑派。

阮元创造性地提出书法史的南北分派问题，将书法分为两大流派——碑与帖，但他的这两大流派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并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一为南派（即帖派），一为北派（即碑派），以东晋、南朝为南派，以十六国、北朝、隋代为北派，认为南北两派早就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同时对碑、帖两派的成因和发展的不平衡作出阐释。从成因上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分治期，由于地域的差异，南朝文人注重各方面的文化素养，崇尚风流蕴籍，惟帖是尚，而北朝拘守旧法，刊石勒铭。他认为南北两派均出于锺繇、卫瓘，至王羲之、王献之等形成南派，至索靖、崔悦等形成北派，且一直并行发展，自唐以后由于太宗的推崇，“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同时他认为宋代《淳化阁帖》盛行以后，世间更不知有北朝书法了。

前面所摘各条阮元文字，是为了“失真”、“王字应有隶意”两个问题引证的，实际上，他的南北分派观随任何一条引文可见，致使我无法剪切分类，这正说明一个问题，阮元挑《阁帖》的毛病，提出种种说法，目的是为了说明南北分派问题，而南北分派问题的最终归属点落在北碑上，为清代碑学的建立寻找理论支撑。他在《南北书派论》中说得很明白：

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

在他的《颜鲁公争座位帖跋》中也有同样的观点：

唐人书法多出于隋，隋人书法多出于北魏、北齐。不观魏、齐碑石，不见欧、褚之从来。自宋人《阁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书法矣。即如鲁公楷法，亦从欧、褚北派而来。其源皆出于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

嘉庆二十四年（1819）三月，阮元在春湖中丞处读到《唐魏栖梧书善才寺碑》，他又想起碑和帖的问题，并联想到《淳化阁帖》，雨窗清净，在桂林行馆聊识册尾，他坚持自己的看法，自信中带有些激动：

吾固曰：《阁帖》盛，而碑版晦，碑版晦，而书派紊。此等旧碑在世，犹可印证，吾言再数百年，无知之者矣。

阮元在为北碑的渊源有自和碑帖发展的不平衡提出论证以后，又进一步提出要恢复这种北法，所以他在《南北书派论》中说：“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无书法，岂不陋哉！” 他所撰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实际上是对以二王为中心的帖派书法传统的挑战宣言。最后他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 阮元的倡导是很有说服力的，《清史稿》称其为“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他在当时的地位足以能够一呼百应。阮元的朋友钱泳除了在南北书派问题上极其赞同阮元的观点外，在论述《淳化阁帖》时的口吻也是那么相似：“虽《淳化阁帖》有汉章帝草书，实是王著妄作，不可遂为典据” 阮元的学生梁章钜更是对其师推崇备至，他在《退庵随笔》中对阮元的“二论”大段抄录，表示出赞叹：“阮芸台先生尝著《北碑南帖论》，于书家源流正变所辨极精”，在抄录了关于《阁帖》的论述“汉帝、秦臣之迹并由虚造，锺、王、郗、谢岂能如今所存北朝诸碑，皆是书丹原石哉？”之后，又评其“此论亦前人所未发”。而他的学生何绍基、陈鸿寿等更是受其影响，从实践上将阮元的观点作了延续。我们从阮元关于《淳化阁帖》的论述中，可以感受到二王书风向北碑书风转换的关捩所在。

清代嘉道以后，二王书风便真的被北碑书风所掩盖，遭受到书法史上唯一的一次重创，于是帖学逐渐失去了真相。近人章太炎说：“清中世以后，论书者皆崇碑版而贱法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一曰法帖展转传摹，失其本真，而碑尤当时故物也……” 这便是阮元的“碑比帖真”的观点，可见已经深入人心，“论书者皆崇碑版而贱法帖”说明清代碑派思潮已然笼罩。如果说金农的不学二王还属于私人性质的话，阮元从理论上公开予以号召则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一次以引来更多更加偏激理论的转折，发展到极端之时，最终导致中国书法史上以二王书风为主导的帖学传统的丢失。时至今日，印刷术的发达，大量墨迹本得见天日，人们不再仅靠刻帖，帖派书法的师法对象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宽，对清代碑学价值的重估应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阮元与《兰亭序》

王羲之《兰亭序》（冯承素摹本），此本阮元在编《石渠宝笈续编》时在内府亲眼所见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王羲之《兰亭序》流传过程中历代书家兰亭观的考察，指出书法史上真正意义上否定《兰亭序》的第一人，应是清代中期的著名学者阮元，并从清代学术背景出发，分析阮元否定《兰亭序》的思想渊源及动机，从而揭示阮元以否定《兰亭序》来动摇二王在书法史上的权威地位，为在二王之外另辟新境寻找理论支撑。他的兰亭观始终与南北分派及碑学思想交织在一起，成为他书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本文客观地认为阮元否定《兰亭序》的论据不足，但他为清代碑学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 阮元兰亭序辨伪清代碑学

一、清代中期以前的兰亭观

东晋永和九年（353）暮春之初，王羲之等42位佳士良朋在绍兴兰亭饮酒赋诗，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王羲之即兴而作的《兰亭序》从此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名作经典，并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人们对其抚掌称善，成为书法史上帖学一脉书家的重要师法对象。

关于《兰亭序》的记载，始见于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讲述了“萧翼赚兰亭”的故事，从此广为流传。《兰亭序》征入内府后，因原迹仅为皇上及近臣数人得观，所以唐太宗命搨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搨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及近臣，于是民间的各种摹本、临本、刻本不断涌现。由于唐太宗的喜爱，初唐书坛崇王之风盛行，一时人们学习行书都以标榜王羲之为荣。孙过庭《书谱》称《兰亭序》为“真行绝致者也”，可见唐代书家的敬佩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真正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兰亭序》的，当始于宋代，因为宋代掀起了刻帖的高潮，《兰亭序》刻本数以百计，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鉴于这种形势，学者们开始对《兰亭序》的版本钩沉探赜，桑世昌的《兰亭考》便详尽地考证了《兰亭序》的各种版本及其著录、流传情况。人们也开始对《昭明文选》不收《兰亭序》文、《淳化阁帖》不刻《兰亭序》帖作过许多推测，陈谦云“感事兴怀大悲，萧统所不取”，陈虚中云“天朗气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选”，陈正敏云“丝竹管絃亦重复”，欧阳修认为《淳化阁帖》所选均是内府真迹，“然独《兰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于法帖以传”，他们对《兰亭序》深信不疑，没有一人对其是否为王羲之所书表示过怀疑。宋代书家崇尚《兰亭序》的风气也极为盛行，苏轼、黄庭坚、米芾无不浸淫于此，《兰亭考》卷九载黄庭坚自语：

山谷游荆州，得古本《兰亭》爱玩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笔意，作小楷日进，曰：他日当有知我者。

元代的《兰亭序》刻本虽不多见，但前代的各种版本流传有绪。元代书家在赵孟頫的影响下，对此多推崇备至，赵氏更是心慕手追，他一生临习有数百本之多，且一跋再跋，在《兰亭十三跋》的第六跋中，他说：

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右军书《兰亭》，是已退笔，因其势而用之，无不如志，兹其所以神也。

明代书家对《兰亭》的态度依然如故，80岁的文徵明怀着崇敬的心情写有《重修兰亭记》，董其昌钟情《兰亭序》，一生也多次临写，他甚至认为各种搨本都好：

《兰亭》无下榻，谓其真迹既奇绝，摹刻虽失真，亦各有所近，如得肉得骨之论。

对于《兰亭序》的推崇，自唐以来一直到清初几无异言，虽对其版本颇多聚讼，对其艺术价值则没有否定，而对其审美标准也成为一种恒久不变的定式，千百年来人们的兰亭观却如此惊人的一致，人们奉《兰亭序》为书法圭皋，从中学习王羲之的书法技巧、领会王羲之的书法精神，并从此延伸和演绎出若干支脉，就连清初开碑学思想之先的傅山谈起它也无比激动：

真行无过《兰亭》，再下则《圣教序》，两者都无善本，若必求善本而后临池，此道不几乎息耶？近来学书家多从事《圣教》，然皆婢作夫人。《圣教》比之《兰亭》已是辕下之驹，而况屋下架屋，重儓之奴。

书家们之于《兰亭序》，是出于一种近乎神圣的崇敬心理，这种观点直到清代初期才略有私下的改变，以郑簠、金农等前碑派的实践为前提，金农虽在乾隆元年有鲁中杂诗：“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骋驰。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但他在刻《冬心先生续集》时却未予公开。可见对于以二王为代表的帖派的反叛在当时并未白日化，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王羲之的崇拜在逐渐减弱，对《兰亭序》的热情在逐渐淡化，至于《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书仍无一人提出疑义。

二、从阮元的题跋考察其兰亭观

1965年5月21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连载《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否定王羲之书《兰亭序》的可能，引起了书法界的震动，一场“兰亭论辨”揭开了序幕。否定方除郭沫若外，有王一羽、龙潜、启功、于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路、史树青等，肯定方有高二适、章士钊、严北溟、唐风、商承祚等，其后的几十年中，不断有学者从多学科、多视角提出自己的观点，《兰亭序》的聚讼一直没有停止。章士钊说：“《兰亭》为吾国古书剧迹，千余年来，人无间言，独至清末，有广东书家李文田提出异议。” 郭沫若在文中支持了李文田的观点，于是今人多将李文田视为否定《兰亭序》的第一人，其实在李文田之前的阮元早就提出疑义。

阮元（1764—1849），初字梁伯、后字伯元，号云台（一作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揅经老人、节性老人、颐性老人、怡志老人、北湖跛叟等。江苏扬州人，籍贯仪征。乾隆五十四年进士，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至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致仕归田后又晋加太傅衔，卒谥文达。阮元为清代著名学者、乾嘉学派的最后重镇，他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成为清代碑学正式形成的标志。著有《揅经室集》。

阮元《揅经室集》中收有一则题跋，开始公开明确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书。

此砖（指晋永和泰元砖）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兰亭》前后十数年。此种字体乃东晋时民间通用之体，墓人为圹，匠人写坯，尚皆如此，可见尔时民间尚有篆、隶遗意，何尝似羲、献之体！

其后，阮元《揅经室续集》中又收有一则题跋：

王著所摹晋帖，余旧守“无征不从”之例，而心折于晋宋之砖，为其下真迹一等，古人不我欺也。试审此册内永和三、六、八、九、十年各砖隶体，乃造坯世俗工人所写，何古雅若此。且“永和九年”反文隶字尤为奇古。永和六年王氏墓，当是羲之之族，何与《兰亭》决不相类耶？

此外，甘熙在《白下琐言》卷三第四十六则中又有记载：

乙酉（道光五年，1825年）仲冬，祺仁伯兄摄宝应学篆，过扬州，于市上得晋砖一块，其文曰：“永和右军”四字，在篆隶之间。时仪征阮公总督云贵，同里汪梧山刺史选授鹤庆州篆。家大人以拓本从汪刺史寄呈于公，为跋一则，由滇寄还。跋曰：“余固疑世传王右军书帖为唐人改钩、伪托，即《兰亭》亦未可委心，何况其余，曾以晋砖为证，人多不以为然。贵耳贱目，良可浩叹。顷从金陵甘氏得'永和右军’四字晋砖拓本，纯乎隶体，尚带篆意，距楷尚远。此为彼时造砖者所书，可见东晋世间字体大类如此。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恐是梁、陈时人所书。欧、褚二本直是以唐人书法录晋人文章耳。”予屡曰学者当得古人之益而不为古人所愚，此类是也。阮公所论，真发前人所未发者。

此跋在阮元《揅经室集》中未载，因《揅经室集》刻成于道光三年（1823），而此跋题于道光六至十年阮元任云贵总督期间。

阮元否定唐太宗所得《兰亭序帖》的原本是王羲之所书，依据只有一个——晋砖。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应与同时代的砖文风格一致，即认为王字应有隶意。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判断，这种立论显然是极不科学的，其实他所找的这种参照物就其本身而言就不具有可类比性，虽然一个人的风格或多或少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但也受其特殊性的局限。郭沫若用东晋墓志作参照物与阮元用晋砖作参照物如出一辙，以下层工匠的字与上层文人士大夫的字相比较，其结论是必然要大打折扣的，再说“铭石书”和“稿书”又不属同一类，本不能类比，更何况是作为书法大师的王羲之，在书体演变的关节点所创的一种“新体”，具有更大的特殊性，这是八砖吟馆主人阮元独锺晋砖而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不是不懂书体的流变，他在《晋永和泰元砖字拓本跋》中就论述得相当精辟，但与前论自相矛盾，他的这段话正好可以用来驳倒他自己的论点：

羲、献之体乃世族风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谢子弟握之，非民间所有。但执二王以概东晋之书，盖为《阁帖》所愚蔽者也，况真羲、献亦未必全似《阁帖》也。

既然他承认王氏的“新体”当时仅在王、谢门中和士大夫阶层传递，民间并未流行，那么造砖人带有隶意的“旧体”何以能与王羲之完全舍弃隶意的“新体”相提并论呢？如果说以二王概东晋之书是因《阁帖》所囿，那么反过来阮氏以晋砖概东晋之书便是为“尚碑”所迷。

他在《复程竹盦编修邦宪书》中阐述南北派观点时，也留下了与上面同样不攻自破的把柄，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他说：

终唐之世，民间劣俗砖石，今存旧迹，无不与北齐、周、隋相似，无似《阁帖》者，无似羲、献者，盖民间实未能沿习南派也。

既然民间未沿袭南派，而将属南派的《兰亭序》与属北派的砖石相类比，自然对不上号。

阮元不同于李文田，他虽然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书，但没有否定《兰亭序》文，郭沫若支持李说，竭力否定序文为王氏所撰，认为其中悲观的文辞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认定“《兰亭序》悲得太没有道理” ，而阮元在一则跋文中谈到《兰亭序》时，是肯定王羲之当时有这种心情的，他说：

永和八年秋，殷浩北伐无功，再举进屯泗口。羲之移浩书曰：“区区江左，力争武功，非所当作。莫若退保长江，引咎责躬，与民更始，以救倒悬。若犹以前事为未工，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浩不能从，遂有九年秋七月之败。《兰亭序》作于浩屯泗口之后，败走谯城之前，其忧国之心含于文字之内，非徒悲陈迹也。

三、否定《兰亭序》的思想渊源及其目的

阮元怀疑和否定《兰亭序》的这些想法，是不是他一时的突发奇想呢？我们从整个清代的学术背景来考察，是确有其渊源的，并不显得突然，清初考据学的兴起，大批学者钻入了故纸堆，经学一度盛兴，对于经学家的阮元对《兰亭序》提出疑问，这与乾嘉经学的“疑古求真”精神完全合拍，梁启超说：“清学家既教人尊古，又教人以善疑。” 况且《兰亭序》历经千年，迷雾重重，让人匪夷所思，既有《昭明》不选、《阁帖》不刻之疑在前，又有王字应存隶意之想，再有金石碑版出土之佐，加上职业考据之癖，这种怀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书法界来看，清初以后人们渐渐减弱了对《兰亭序》的迷信，金农已有不学二王学民间的思想，并从他的实践中表现出来，这不能不说对阮元否定《兰亭序》有着潜在的影响。清代学术的大环境和书法界的小环境都无不在往着一个方向发展，二王权威地位的削减是迟早的事，阮元的思想是顺应潮流的，他既是潮流中人，又在领导潮流。说他领导潮流，是因为他有发前人所未发之思想，使得他的理论能够指导着人们的实践，并加速了碑学的发展进程，但他这一切都并没有逆潮流而行。

既然阮元不是突发奇想，那么在他那个时代有没有人有这种思想抑或是闪念呢？他究竟有没有在学术交游中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读一读汪中《述学》中的一段话：

吾友赵文学魏、江编修德量，皆深于金石之学。文学语编修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

看来赵魏也对王书产生过怀疑，我们必须先弄清赵魏是何许人也：

赵魏（1746—1825），字恪生，号晋斋，人称赵文学，浙江仁和人。曾于乾隆六十年约至嘉庆二年（1795—1797—）在阮元幕府助其校订《山左金石志》、《七经孟子考文》，并辑《两浙金石志》等。赵魏长阮元18岁，入阮元幕府时49岁，时阮元32岁，仅靠年龄是不能说明谁影响谁的。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赵魏对江德量讲这段话的最低下限，必在江德量的卒年乾隆五十八年（1793）之前，此前赵魏尚未入阮元幕府，赵魏不可能受阮元影响，赵魏在乾隆六十年（1795）入阮元幕府后，很有可能与阮元谈及过此事，应该肯定阮元或受赵魏影响，或与其观点一致，至少在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不止阮元一人。赵魏虽略早于阮元认为王字应存隶意，但他怀疑的不在原迹是否为王羲之所书，而是怀疑行世的各种刻本“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即使说阮元受其影响，我们仍然可以认为阮元是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书的第一人。

此外，阮元本人又精通校勘学，对于古籍版本的真伪、优劣有精深的研究，对《兰亭序》原本的怀疑和对摹本的苛求自然出于他的职业敏感。尽管如此，他对《兰亭序》的版本仍有混淆不清之嫌。

关于《兰亭序》的版本，自古以来虽多聚讼，但基本已清晰，历史上对《神龙本》曾有《唐摹兰亭》、《冯摹兰亭》、《神龙半印》、《褚摹兰亭》等多种异名，今人所谓《神龙本》其实和阮元所谓《神龙本》不是指的同一个本子，今人通常所谓《神龙本》是指兰亭八柱本的第三本冯承素摹本(有神龙半印)，而阮元所谓《神龙本》非指八柱第三的冯摹，也非指八柱第二的褚临（因此本无神龙半印，不能称为神龙本），而是指《秘阁本》（即《神龙伪印本》），但实际上说的是王文惠家藏黄绢本，阮元多次提及“率更之《定武》、登善之《神龙》”，这是清人的普遍说法，清初陈奕禧（1648—1709）就有“《定武》欧摹、《神龙》褚摹”的说法。翁方纲（1733—1818）在《苏米斋兰亭考》中，除沿袭明以来约定速成地将《定武》视为欧临以外，也错误地将《秘阁本》视为《神龙本》，并归于褚遂良名下。翁方纲是根据米芾“褚本有钩填极肖者，也有随意自运者。”殊不知前者的“褚本”是褚遂良检校本，非褚遂良摹本，《兰亭考》卷五中也引了米友仁一段跋：“唐太宗得《兰亭》，命冯承素、诸葛贞之流双钩模赐左右大臣。昨见一本于苏国老家，后有褚遂良检校字。” 翁方纲和阮元所指“虽临王书，全是褚法” 的“褚本”，实质上是《王文惠本》（也称《唐绢本》，褚临本中的一种，后有米芾跋。传为褚临本的版本极多，翁方纲将《秘阁本》、《王文惠本》混为一谈）。《王文惠本》虽传为褚临，但不能称为《神龙本》。阮元视翁方纲为师，执弟子礼，且交谊甚深，自然受其影响。阮元的好友梁章钜（1775—1849）也在《退庵随笔》中说：“今世所传《唐绢本》，褚临也，《定武本》，欧临也。” 可见他们所谓《神龙》即指王文惠家藏黄绢本。由于他们在学术界的地位，于是欧之《定武》、褚之《神龙》成为清人公认的《兰亭》两大流派。且不论“欧之《定武》” 之说是否可靠，实际上“褚之《神龙》”之说已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

阮元对于《兰亭序》的观点已经很清晰了，他承认王羲之写过《兰亭序》，而否定唐太宗所得到的是真本，后人所见到的各种拓本都不足为信，各种摹本、临本更是掺入己意，他在《王右军兰亭诗序帖二跋》中写道：

王右军《兰亭修禊诗序》，书于东晋永和九年，原本已入昭陵，当时见者已罕，其元本本无钩刻存世者，今《定武》、《神龙》诸本，欧阳率更、褚河南临拓本耳。夫临拓之与元本，必不能尽同者也。观于欧、褚之不能互相同，即知欧、褚必不能全同于右军。真《定武》本余惟见商邱陈氏所藏一卷，余皆一翻再翻之本。真《定武》虽欧阳学右军之书，终有欧阳笔法在内，犹《神龙》本之有河南笔法也。

他还有一种无人敢道的想法，认为欧、褚的临本超过王羲之的原本：

《兰亭帖》之所以佳者，欧本则与《度化寺碑》（按：应是《化度寺碑》）笔法相近，褚本则与褚书《圣教序》笔法相近，皆以大业北法为骨，江左南法为皮，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故为致佳。若原本全是右军之法，则不知更何景象矣！

昭陵《禊序》谁见原本？今所传两本，一则率更之《定武》，一则登善之《神龙》，实皆欧、褚自以己法参入王法之内。观于两本之不同，即知两本之必不同于茧本矣。若全是原本，恐尚未必如《定武》动人，此语无人敢道也。

他首先承认《兰亭》佳，之所以佳，是因为欧、褚临得佳，他这样用欧、褚来否定《兰亭序》的观点，只要我们稍动一下脑筋就会发现，他的目的也是为推出北碑而寻找借口，这样，他让我们千百年来一直为之激赏的《兰亭序》一下子变成了北派，我们欣赏《兰亭序》，实际上是在欣赏欧、褚的北派，而非真正的王羲之的南派，于是名正言顺地来动摇王羲之帖派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他又将欧阳询、褚遂良列入碑派，为碑派能稳住根基寻找支撑。由此可见阮元在推出碑派时，有两个重要现象，一是他仍以借助“借古开今”为手段，他们不承认王羲之古，而是认为他们不够古，要从王羲之以前的秦砖、汉瓦、魏碑中去寻古；二是他仍要以名家来标榜，尽管前碑派中的郑簠、金农已有不学名家、而学民间的实践，可见在当时并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

可以看出，阮元在否定《兰亭序》时所列举的版本是有选择的，他选择了临本，而没有选择摹本，冯承素摹本历来被视为最接近原本的唐摹善本，双钩填廓的摹本是当时的一种复制技术，故摹搨高手都是职业人员，而非书家，书家的临本（包括传为欧临和褚临，抑或赵临和董临）都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意识和个性特征，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王羲之书法的原貌，用临本来揣度《兰亭序》已隔一层。是不是阮元不知道冯摹本呢，显然不可能，我在考察中发现28岁的阮元在参与编修《石渠宝笈》时就见过冯摹本，他在《石渠随笔》中就记载他亲眼所见冯摹本有神龙半印，可见其选择是带有偏见的用意。

他的兰亭观同他的碑学思想一脉相承，也与他的南北书派观不可分割。尽管阮元否定《兰亭序》的论据很不充分，但他动摇了二王的权威地位，于二王之外另辟新境，在金农等前碑派实践在前的基础上，作为学术界的泰斗从理论上公开予以肯定和支持，并第一次给北碑以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首先影响了他的朋友和学生，钱泳、梁章钜、黄易、何绍基、陈鸿寿等，并逐渐扩散开来，无疑加速了碑学的发展进程，为清代碑学风气的早日到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学与阮元书学思想的渊源

阮元《怀素草书千字文跋》

[内容提要]考察阮元书学思想的渊源，我们不能只从书法本身看问题，而忽视其他领域，实际上他是由研究经学而衍及书学，我们在肯定对他书学思想产生作用的各种因素之外，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经学思想中寻绎其书学思想的渊源，以期引起书法界在研究清代书法时对乾嘉学派的重视。本文首次提出阮元的南北分派和碑学思想均来源于经学。

[关键词] 阮元经学乾嘉学派金石学碑学思想

要研究清代书法史离不开扬州，要研究清代碑学，离不开扬州人阮元。

作为阮元，他首先不是一位书法家或书法理论家，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经学家。他在《揅经室集》自序中说：“余三十年以来，说经记事，不能不笔之于书。……室名揅经者，余幼学以经为近也。”阮元从19岁始究心于经学，此后一生不辍，成就卓著。梁启超认为：“清儒的学问，若在学术史上还有相当的价值，那么，经学就是他们唯一的生命。”[1]

一、乾嘉学派话语的介入

清代经学的中兴，从学术上看，由于明末王学末流的空疏和妄诞，走向“束书不观、游谈无垠”的极端，加上清初科举以八股文取仕，人们对这种学术风气产生反感和厌倦，顾炎武曾有“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的感喟。从政治上看，文字狱的兴起，使得人们不敢多发议论，惟恐遭来灾祸，便纷纷埋头于故纸堆，一度在学术领域呈现出“家谈许郑，人说贾马”（指许慎、郑玄、贾逵、马融）的局面，于是经学成为清代学术的主体，而清代经学又以乾嘉学派为中坚，阮元则是乾嘉学派的最后重镇，扮演着乾嘉学派总结者的角色。

所谓经学，是指训释或阐述儒家经典的学术。其渊源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子夏和荀子，至两汉为黄金时代，后历经唐、宋、元、明逐渐衰微，直至清初方为复兴。清初的经学，当以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为启蒙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反对王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主张，有“致用”和“经世”的思想。到乾隆、嘉庆朝成为全盛时期，因此称为乾嘉学派。乾嘉学派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吴派、皖派、扬派为标志。一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为汉学的确立阶段，二是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为汉学的发展阶段，阮元宗尚皖派，他们为经学而治经学，并由此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三是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为汉学的终结阶段，从《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列举的清初顾炎武到清末370多位学者中，扬州学者所占比例较大，加上久寓扬州的学者，竟占有清一代经学家的十分之一以上，乾嘉时代的扬州学者在皖派的基础上，结合吴派之长，发展成扬州学派。扬州学派研究学者张舜徽认为：“余曾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皖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而阮元则是扬州学派中的杰出代表。

阮元在经学上具有卓越的成就,他所编纂的《皇清经解》，长达1400馀卷，可谓是清代经学研究的总结。他所著《十三经注疏校勘记》243卷，对《十三经注疏》的讹谬进行详校，这些都被当时的治经者奉为金科玉律。另外他还著有《考工记车制图解》、《曾子十篇注释》、《经籍纂诂》等，在经学界也产生很大影响。阮元曾创立“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培养大量经学人才，一时成为统领风骚的人物，出于学海堂的后生梁启超谓：“嘉庆间，毕沅、阮元之流本以经师致身通显，任封疆，有力养士，所至提倡，隐然兹学之护法神也。”[2]阮元不仅对清代经学起到了总结作用，而且积极探索治经的新途径，并有很多创造性的研究。

阮元书学思想的形成与其经学研究不可分割，他的南北书派论的提出，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根无蒂的。一提及阮元南北书派的渊源问题，书法界一般认为这是受董其昌山水画南北宗的启发，以及冯班曾有“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这句话[3]，甚至还能找出宋代赵孟坚有关南北派的片言只语，我们承认这些都是重要因素，但人们却忽视了视经学为生命的阮元，影响他的首当其冲应是经学，然后才能谈到其他方面。我们在考察经学的发展时，发现经学也分南北两派，东晋偏安之后，政治上成了南北对峙之局，经学便有了“南学”与“北学”之分。《北史》云：

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尊于郑氏。

又云：

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4]

阮元自然对经学界的南北两派了如指掌，由此促使他对书法史也作南北分派的设想是顺理成章的事。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的“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与其如出一辙。

阮元将书法分为南北，其源本出于经学，然而这一根源似乎没有引起书法界的注意，他在《南北书派论》中说得非常明白：

南、北朝经学，本有质实轻浮之别，南、北朝史家亦每以夷虏互相诟詈，书派攸分何独不然？[5]

由此可见，经学对阮元书学思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南北书派观也确是受经学的启示。

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对阮元的书学研究有一种长期而潜在的影响。乾嘉学派的学风重实证、轻议论，不尚空谈，提倡实事求是，故有“朴学”之称。阮元继承了吴、皖两派学风之长，又为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遵循汉学家学术宗旨和治学途径，由文字、音韵、训诂等基本手段入手，广泛收集证据，实事求是地推明古训，对经义原解、圣人之道作阐释，力求恢复古典经学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士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6]同时他又不墨守成规，认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这是阮元研究学问的可贵之处，也是扬州学派学者的通博之处。近人刘师培在《南北考证不同论》中说：“仪征阮氏，友于王氏、任氏，复从淩氏廷堪、程氏瑶田问故，得其师说。阮氏之学，主于表微，偶得一义，初若创获。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贯纂群言，昭若发蒙，异于饾饤猥琐之学。”可见阮元是一个能兼收并蓄、敢于创新、不墨守前人旧说的学者，这在他的书学思想中也同样反映出来。

阮元在实事求是、推明古训的基础上，既尊古，又疑古，“怀疑”的学术研究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气，梁启超说：“清学家既教人尊古，有教人善疑。”[7]阮元对于王羲之《兰亭序》曾表示过怀疑和否定，这与乾嘉经学的“疑古求真”精神完全合拍，加上他对校勘学的精通，对古籍真伪的辨正和版本优劣的考究，自然出于他的“职业”敏感。他碑学思想的萌生，本出于经学研究的需要，以新出土的金石碑版为经学服务，这是乾嘉学派治学的一个主要特征。阮元经学研究的手法渗入于书学研究，这是一个极其自然的交融，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

二、金石学直入碑学前沿

金石学是经学的附庸。

由于清代经学家重视古经的训释考订，考据学的兴起带动了金石学的发展，清代金石学继宋代之后，再度掀起高潮，访碑、研碑一时成为风气。清代金石学著作卷帙浩繁，著名的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朱彝尊的《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孙星衍《环宇访碑录》、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毕沅《关中金石志》、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阮元的《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以及他指导其子阮福编撰的《滇南古金石录》在当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阮元是金石学家，但他首先是经学家。阮元对金石学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为经学服务的，是其治经的重要手段之一。阮元通过对钟鼎彝器、碑石砖铭的研究，开辟了一条考古证经的新领域。他对群经的校勘，大多仰赖于汉、唐、宋三朝残留的石经。阮元的“以金证经”是对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一个发展。他甚至认为金石“其重与九经同之”。[8]单从金石学方面来看，我们可从龚自珍在阮元六十岁生日时的颂赞中，得到大致的印象：“公谓吉金可以证经，乐石可以匡史，玩好之侈，临摹之工，有不预焉。是以储彝器数百种，蓄墨本至万种，椎拓遍山川，纸墨照眉发，孤本必重钩，伟论在著录。十事彪炳，冠在当时。是公金石之学。”[9] 所谓“十事”，阮元自己有《金石十事记》为记载，是指阮元在金石方面的十件大事：一为《山左金石志》，二为《两浙金石志》，三为《积古斋钟鼎款识》，四为摹刻《散氏盘》，五为摹刻《石鼓》，六为得西汉“中殿第二十八”二石，七为拓《琅邪台秦篆》，八为并立汉府门之倅大石人于曲阜矍相圃，九为得四明本全拓《延熹华山庙碑》，并摹刻，十为摹刻秦《泰山残篆》、吴《天发神谶》二碑。

阮元与其朋友、幕僚及学生的访碑成果，对碑派书法的发展具有很大意义，金石碑版的不断发现，给碑派书法创作提供更多的可能，同时也不断地对其书学思想的形成和完善产生作用。

乾隆五十八年（1793），刚刚编完《石渠宝笈续编》的阮元奉旨出任山东学政，前任学政翁方纲在交接时嘱其访拓《琅邪台秦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载：“《琅邪台秦篆》世皆称存十行耳，予以壬子夏按试青州，访诸学官、弟子，此篆刻在诸城县海滨悬崖，极难拓，有段生松苓善毡蜡，诺为予拓之，时以夏秋，海水盛长不可往，明年予北归，以语学使阮梁伯。”[10]阮元于次年寻得，拓后分赠翁方纲、孙星衍、钱大昕，阮元有诗记事：“……得此足以豪，神发忘食眠。更思寄同好，南北翁孙钱。”[11]

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从钱大昕之子钱东壁手中购得《华山碑》四明本拓片，此后一跋再跋，并著有《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是一部研究汉碑的力作。华山碑于明代嘉靖年间因地震而毁坏，拓本传世者有四种：长垣本、华阴本、四明本、顺德本，阮元所见者前三种，所藏者四明本，他与另两本互对缺文，进行详细考释，《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分四卷，卷一博采历代诸家《华山碑》著录，卷二论长垣本，卷三论四明本，卷四论华阴本。经学家、阮元的好友江藩说：“是编可以不为异说所惑，岂非快事哉！至于考覈精神则出《天发神谶碑考》、《瘗鹤铭考》之右矣。”[12]

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在当时也很有影响，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评谓：“从阮元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并且刻入《皇清经解》以后，款识学盛行一时，成为汉学的一部分。”并认为“此书是研究清代所见古铜器铭文的头一部书，起了领导作用。”继此书以后，刘喜海的《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方浚益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吕调阳的《商周彝器释铭》等纷纷问世，他们或受其影响，或仿其制，共同为清代的金石学研究做了大量工作。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是根据经史来考释的，如他在卷八考释“散氏盘”时，就以《尚书》中“散氏宜生名考”为据，并对《大戴礼记》中的“帝尧娶于散宜氏之子，谓之女皇氏”的姓氏错误作了更正，他以经考金，又以金证经，两者密不可分。阮氏的金石研究虽是着眼于经史考证的，但对于书法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钱泳谓：“近时阮云台宫保又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洋洋大观，愈博愈精，不特可补经传之未备，且可益许氏之所未及者，岂仅足资考订而助翰墨哉！”[13]反过来看，对书法的影响也是显见的，刘喜海的《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将款识归入“法帖”，可见当时的经学家在确立碑派语言中异化前代帖学名词的动机。

阮元在金石学方面的贡献是卓越的，但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他将金石学的研究成果引入了书法领域，并直接对他的书学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生活在乾嘉文物鼎盛之时的阮元，大量金石文物的出土和研究，使他对金石碑版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不仅同前人一样，详尽考证金石的年代、形制、工艺、文字这些考古领域的问题，他的许多金石研究已和书法艺术密不可分，体现了书家对金石文字的敏锐观察力，乾嘉时期阮元及许多书家介入金石研究，形成了金石书画文化圈，这是碑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方面。

阮元的碑学思想，其渊源当直接来自金石学。

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提出了书法史上一个与帖派相对立的碑派系统，其中很多论断的依据，即是从金石而来，他说：

元二十年来留心南北碑石，证以正史，其间踪迹流派，朗然可见。[14]

我朝乾隆、嘉庆间，元所见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种。其尤佳者，如《刁遵墓志》、《司马绍墓志》、《高植墓志》、《贾使君碑》……建德、天保诸造像记、《启法寺》、《龙藏寺》诸碑，直是欧、褚师法所由来，岂皆拙书哉？[15]

元笔札最劣，见道已迟，惟从金石、正史得观两派分合。[16]

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17]

他从自己所藏《汉延熹西岳华山碑》拓本的研究中来印证书法，说：

窃谓隶字至汉末，如元所藏汉《华岳庙碑》四明本，“物”、“亢”、“之”、“也”等字，全启真书门径。[18]

他从湖州古冢新发现的“永和泰元砖”、扬州市上所得“永和右军砖”等晋砖中找到依据，以此来否定王羲之《兰亭序》，来支撑他的碑学思想，尽管他的论证很不充分，但成为他碑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大量汉碑、北碑的出土和研究的深入，使得阮元的碑学思想一步一步走向成熟。17、18世纪的金石热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古代书体的兴趣，阮元为治经而涉及的金石学，为他的碑学思想提供了直接的源泉，他所构建的古代书法史论框架，也是于小学、金石学这些考古学的骨干学科而得以支撑的。

三、经学背景下的清代前、中期书坛大势

清代金石学、文字学的兴起，对书法界产生强烈冲击。换句话说，清代经学的中兴，对整个清代书坛有着巨大影响，清代前、中期书坛笼罩在经学的氛围之中。不仅如此，我们从清代书家的名单中发现，经学家占有很大比例，金石学家更是不计其数。探究阮元书学思想的渊源，除了他自身的因素以外，清代前、中期书坛的总体走向是一个必然要交待的前奏，阮元既是潮流中人，又在领导潮流。说他是潮流中人，因为从整个清代学术的大环境到书法界的小环境都在向着一个方向前进，碑学的诞生是迟早的事，他的思想是顺应潮流的，并没有逆潮流而行。说他领导潮流，因为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足以能一呼百应，他的理论又具有前瞻性，受其思想影响的不乏其人。

清代初期在经学家顾炎武等人带动下出现的金石学风气影响到书法界，很多书家也参与了访碑活动，顾炎武的高弟傅山也一度热衷于此，在书法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四宁四毋”观点，他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傅山对于“丑”的倡导在清初的书坛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巧到拙、从媚到丑，其间赋予了书法审美新的内涵，他的书法观无疑为清代碑学的诞生提供了美学启示，阮元赋予“拘谨拙陋”以新的内涵，并以此作为北碑的美学特征，当与此同意。从这点上看，傅山在清代碑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先导作用。

如果说傅山“宁丑毋媚”的思想已开碑学理论之先的话，郑簠便从实践上开师碑风气之先。他对于金石的癖好更是令人肃然起敬，他倾家荡产，千里访碑，遍摹汉、唐碑碣，并将碑版引入书法，成为清代第一位靠师碑成功的书家。他一改前人以师蔡邕、锺繇、梁鹄等名家碑为目标，而转向其他汉碑。他糅入篆法、草法并初具金石气，这在当时都是一种新的审美取向。此外经学家朱彝尊对金石更为爱好，钟鼎古器、碑版砖铭均竭力收集与研究，著有《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由于他长期浸淫于金石碑版之中，对其书法产生了较大影响。钱泳称：“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19]他的书法同郑簠一样，直接从汉碑中汲取养料。郑簠模式带动着当时的一大批人，张在辛、万经以及扬州八怪中的高凤翰、汪士慎、金农、高翔、郑夑等都受其影响。特别是金农，他也精金石碑版鉴赏，在董赵书风盛行的康乾年间，是最早公开离经叛道的书家。他于乾隆元年（1736）赴京参加博学鸿词试未中，在回扬州途经山东时所作的《鲁中杂诗》中，表达了他从脱离二王到全盘转向师碑的勇气和胆识：“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骋驰。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20] 金农将视线由二王正统书法移向无名氏书家与碑刻，表现为创造新书法审美形象的特征。他的思想为后来的碑派或全部或部分的接受，因此金农成为书法史上由帖学向碑学转换中的关键人物。

金农去世后的第二年，阮元出生。此时帖学一派表面的繁荣已潜伏着危机，郑簠、金农等前碑派的实践为阮元的碑学思想提供了前提。前碑派的实践以隶书为显著，而这正是阮元推重北碑的基础，他重“古法”，认为“古法”即隶法，这不能不说前碑派的影响是巨大的。陈振濂认为在此之前都是先有实践才有理论，而提出阮元的“二论”属于“理论先行”，[21] 我们首先承认阮元书学思想的前瞻性，他以理论指导着他之后人们的实践也是事实，但是否理论先行，就必须找到在阮元之前有没有人关注和实践的证据。我们知道前碑派的实践对阮元的书学思想影响极大，如果说前碑派的实践主要是汉碑，那么阮元之前有没有人关注和实践北碑是更为重要的线索，我们从以下几点来看：

其一，清初帖学书家陈奕禧（1648—1709）已经极其注重北碑，他在《隐绿轩题识》中说：

《张猛龙碑》亦不知书撰人名，其构造耸拔，具是奇才。承古振今，非此无以开示来学。用笔必知源流所出，如安平新出《崔敬邕碑》与此相似。[22]

其二，我们在金农的老师何焯的《义门先生集》中读到他跋《北魏营州刺史崔敬邕墓志》的一段话：

入目初似丑拙，然不衫不履，意象开阔，唐人终莫能及，未可概以北体少之也。六朝长处在落落自得，不为法度拘局。欧、虞既出，始有一定之绳尺，而古韵微矣。宋人欲矫之，然所师承者皆不越唐代，姿睢自便，亦岂复能近古乎！[23]

这段跋写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夏，可见当时人们对魏碑已有认识。

其三，如果说陈奕禧、何焯仅有想法而没有付诸实践的话，邓石如的北碑实践便是又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当在阮元之前。康有为在《邓石如篆书十五种跋》中说：“即楷书之出欧、虞、颜范围，直师南北朝，亦创自先生。”我们也可用图象分析法来考察邓石如的楷书作品，起笔多切锋，转折也以方笔为主，钩也有隶意，字形的大头小身等，有明显的北碑痕迹。

其四，刘墉“七十以后潜心北碑版。”（包世臣语）此又一证据。刘墉自谓：“自少壮作书，恒欲以拙胜，而终失之钝。自得此魏碑版数十种，潜心默契，力追其神味，朴茂处仍乃得似。”[24]刘墉七十以后为乾隆末年，20多岁的阮元尚未撰成《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

可见在阮元之前确有人关注和实践北碑，只是没有形成大的气候而已。

以上诸条已足以使“理论先行”一说站不住脚，如果说由于阮元的倡导使得清代中、后期师法北碑之风盛行倒是准确的，前述多种因素正是阮元书学思想形成的各种动因。

此外，帖派在清代前、中期没有大的成就，这就给碑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土壤，所以康有为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在帖派书家中一度有师法欧体的风气，如何焯、翁方纲、永瑆，包括阮元，这不能不说阮元的某些碑学思想曾从帖学书家师欧风气中得到过启示，使得他对欧字作重新阐释，阮元对欧字的认识不同于翁方纲等帖学书家，他认为欧阳询是北派，故他对欧字有特殊感情，他在论述北碑时常涉及欧阳询。阮元书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碑学思想上，实际上，阮元的书学思想存在着一个由帖学到碑学转化的过程。当时28岁身为少詹事的阮元奉旨修《石渠宝笈续编》，得观内府珍藏大量的真迹，应该是有很大感触的，在他的《石渠随笔》中虽主要记载他所见真迹的质地、装裱、题跋、收藏印等，但也能从他只言片语的评论中见其流露出的对帖派书法的仰慕，他评颜真卿《祭姪帖》“墨气之浓淡枯润，则行间别见元气淋漓，非镌搨所能到。”[25] 他评苏轼《武昌西山诗帖卷》“墨气浓腴秀发，极磊落沈酣之趣。苏迹极多正当，以此与《黄州寒食诗》为无上妙品。”[26] 身在以帖派书法为主流、前碑派实践已见势头的清代前、中期书坛，作为南书房行走的阮元既对帖派书法潜心研习，同时又流露出一些不满，他评苏轼《苦雨诗》墨迹后黄山谷跋“精神采色勃勃动人，真天上鸿宝，宜其不在人间也。戏鸿堂刻尚得其皮毛，馀刻鲜能形似。”[27]他承认真迹动人而厌弃刻帖，康有为也评《淳化阁帖》“名为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可见帖学的衰微确与刻帖的泛滥有某种必然关系。年轻的阮元在董赵书风流行的时代就对赵孟頫有微词：“赵书庙碑多学李北海，而笔底终有俗气。”[28] 可见他不人云亦云，这里面都隐含着他将来崇尚碑学的潜在因素。

阮元激进的思想常保持活跃状态，在经学研究上时有新见。在文学上提出“以骈救散”的主张，他倡导的“文言说”对桐城派产生强烈冲击。他的政绩也有口皆碑，禁止鸦片、抵制外侮开林则徐之先。西学东渐对阮元的影响不容忽视，他所著的《畴人传》对西方科学技术有较多的认识。在他的交游中，激进派人物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均与之友善，作为后辈或多或少受阮元影响，抑或也相互影响，直至晚年，他与小他28岁的龚自珍仍有共同语言，他们谈话的中心自然离不开经学，龚自珍有《重见予告大学士阮公于扬州》诗，其中有：“谈经忘却三公贵，只作先秦伏胜看。”徐珂《清稗类钞》载：“阮文达居扬州，有以鄙事相浼者，辄佯装耳聋以避之，独龚定庵至，必剧谈，恒罄日夕，且时周给之。或为之语曰：'阮公耳聋，见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则阔。’阮、龚闻之，皆大笑。”[29] 这些都说明阮元的思想极不保守，而且始终保持着青春。

阮元碑学思想的成熟，其经学研究、金石学研究、古文字学研究、前碑派的汉碑实践、清人的北碑实践、学术交游，都是促使其思想变化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本文用经学这根主线贯穿始终作一演绎，这与作为经学家立身的阮元是适合的。

阮元与《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

阮元行书条幅

中国书法史上，清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由于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清代中、后期书坛渐成碑学兴盛、帖学衰微的格局，从而影响到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书法观念和创作。在这个转折时期，清代学者阮元以其显赫的政治和学术地位，对清代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称他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为清代碑学正式形成的标志。

阮元（1764—1849），初字梁伯[1]、后字伯元，号云台（一作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揅经老人、节性老人、颐性老人、怡志老人、北湖跛叟等。江苏扬州人，籍贯仪征[2]。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至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致仕归田后又晋加太傅衔，卒谥文达。著有《揅经室集》等。《清史稿》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阮元的书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这两篇文章和一些题跋中，“二论”均见于《揅经室集》。《南北书派论》作于嘉庆十六年（1811）七月，时阮元48岁。正是这一年，他撰成《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四卷，也正是这一年，他完成了《四库未收百种书提要》，同样是这一年，他的职务正好回到他二十年前的詹事府少詹事，因为两年前浙江巡抚任上的阮元受浙江学政刘凤诰科场舞弊案牵连被革职，这是他仕途上唯一一次处于低谷期的一年，却是奠定他在书法史上地位最重要的一年。

本文认为“二论”在书法史学观、确立北碑地位、地域书风的建立等方面的贡献尤为卓著，而他的复古思想更为明显地贯穿于他书学思想的始终，他的复古与整个清代学术思潮紧密相关，梁启超说：“综观二百馀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3] 推之及书学亦然，这正是阮元书学思想的核心所在。阮元所提倡的碑派书法在帖派书法之外找到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使得书法审美观有了极大的改变，由此变得丰富而多元。尽管阮元推崇汉碑和北碑的举动很成功，人们在抚掌称善之时，并没有对他在论述中用来支撑的证据能否成立提出质疑，他的理论中也常有矛盾之处，其实从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碑派理论一直充满了重重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之处甚多。碑学发展到最后带来的缺憾在于它以完全抛弃帖学为代价了，康有为的观点便是典型。本文力图对阮元“二论”作客观的评价，以期引起书法界对清代碑学有新的阐释。

一、碑、帖两大流派的提出与地域书风理论的创建

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首先有两个重大突破，他将书法分为碑、帖两大类，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次将书法明确分为两大流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南北书派观，可视为地域书风理论创立的标志，这是他对书法史的又一大贡献。“书分南北”一词，并非阮元首创，宋人赵孟坚就有过片言只语：“晋、宋而下，分而南北……北方多朴，有隶意，无晋逸雅。”[4]明人冯班也仅有“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5]一句，清初陈奕禧、何焯都略有提及，均未作阐述。阮元确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南北书派问题的学者。地域书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直存在着，但在阮元之前并没有人提出系统理论，因此我将阮元称为地域书风理论的创建者。

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说：

“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锺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锺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馀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贞观、永徽金石可考）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6]

阮元从书法史的角度考察，将书法分为两大流派——碑与帖，但他的这两大流派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并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一为南派（即帖派），一为北派（即碑派），以东晋、南朝为南派，以十六国、北朝、隋代为北派，并列出各自代表人物，认为南北两派早就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同时对碑、帖两派的成因和发展的不平衡作出阐释。从成因上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分治期，由于地域的差异，南朝文人注重各方面的文化素养，崇尚风流蕴籍，并且“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7]，而北朝“族望质朴，不尚风流，拘守旧法，罕肯通变”，加上“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最有矩法。降及西晋北朝，中原汉碑林立，学者慕之，转相摩习。”[8] 南北书风差异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他认为南北两派均出于锺繇、卫瓘，至王羲之、王献之等形成南派，至索靖、崔悦等形成北派，且一直并行发展，自唐以后由于太宗的推崇，“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加上宋代《阁帖》盛行以后，世间更不知有北朝书法了。他还进一步提供典籍依据来说明北派书法渊源有绪：

“南朝诸书家载史传者，如萧子云、王僧虔等，皆明言沿习锺、王（萧传云：“子云自言善效元常、逸少，而微变字体。”王传云：“宋文帝谓其迹逾子敬。”），实成南派。至北朝诸书家，凡见于北朝正史、《隋书》本传者，但云“世习锺、卫、索靖，工书、善草隶，工行草、长于碑榜”，诸愈而已，绝无一语及于师法羲、献。正史具在，可按而知。此为北派所分，非敢臆为区别。”[9]

他在肯定书法史上存在两派的同时，主观上偏向北派，他认为北派是中国书法的主流。在论述两派的风格时，他认为魏晋南北朝之间已出现地域书风的明显差异，并将南北风格作出总结，所谓“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他在《北碑南帖论》中也说：“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尽管阮元在“二论”中对帖派颇有微词，但在这里，他对碑、帖的评价还是客观公允的，他承认碑、帖各有千秋，不象后来的康有为那样偏激。

康有为对阮元的南北分派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

“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王廙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10]

康有为认为书法可以分派，而不能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换句话说，康有为承认碑帖两大流派，而不承认地域书风的存在。他列举出北碑中有虚和婉丽者，南碑中也有戈戟森然者，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以阮元“见南碑犹少”是不能成为理由的，尽管在阮元之后又出土了大量碑版，但康氏在文中盛赞的南碑中《天发神谶》之奇伟、《爨龙颜》之浑美，阮元不仅都见过，而且《爨龙颜》是其在云南访得，《天发神谶》他也常临。地域风格是一个大的趋势，但不是绝对的，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如果有人考证出四川某家菜馆做了几道甜食而否认川菜的特色，甚至不承认四大菜系的存在，我们会有如何感受。但阮元偏执的认为“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实际上，南北书风有交融的一面，“王导初师锺、卫，携《宣示表》过江，此可见书派南迁之迹”，被阮元称为北派的欧阳询及禇遂良（包括禇遂良的父亲禇亮）都在南朝为官，且生活在南方，他们受二王的影响是必然的，笼统地将欧、禇定为北派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他们的书风已经有南北交融的痕迹。因此将两派看作是判若江河，就引来了康有为的挑剔。我们认为书法的发展不仅受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而且受地理、民族、人格、环境、习俗等多方面的制约，地域书风理论是应该成立的。它不仅存在着南北的差异，而且也存在地区间的差异，这在汉代的简书中已有明显表现，西北汉简和江淮汉简因地域差异而形成的风格差异十分明显，再如明代的吴门书派和云间书派也是一个明证。时至今日，当代书坛因地区间的差异而形成的地域书风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河南与江浙有差异，江浙之间又有差异。这些地域书风的现象都是值得研究的，阮元开了一个头。

尽管阮元的地域书风理论显得很不成熟，仅是一个大致的轮廓，但他第一次在纷繁复杂的书史中，以其过硬的史学功底和敏锐的艺术直觉理清线索，其创造性的成果在书法史上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

二、确立汉碑地位、推重北碑书风

纵观中国书法史，帖学一派源远流长，直至清代初期，师碑风气渐盛，前碑派的实践是以汉碑为主体的，尽管在嘉庆以前有人关注和实践北碑，但毕竟没有形成大气候，我们认为清代碑学的正式形成是以阮元“二论”划界的，实际上清代碑学的建立是以北碑地位的确立为标志的，这一点应予明确。由此可见，阮元在书法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确立北碑地位，为在二王帖学之外开辟新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清代前、中期的隶书创作已渐成为气候，阮元在“二论”中正式为汉碑确立地位，为隶书创作寻找属于正统的理由。他首先从史学角度作分析：

“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后汉隶碑盛兴，书家辈出。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最有矩法。降及西晋、北朝，中原汉碑林立，学者慕之，转相摩习。”[11]

接着他又说：

“唐人修《晋书》、南北《史》传，于名家书法，或曰善隶书，或曰善隶草，或曰善正书、善楷书、善行草，而以善隶书为尊。当年风尚，若曰不善隶，是不成书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兰亭叙》等帖，而御撰《羲之传》，惟曰“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而已，绝无一语及于正书、行草。盖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书法以为品题。《晋书》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隶书，世间未见也。”[12]

史学、典籍、皇帝、书圣，这样足以使清代前、中期的隶书创作归入正统道路，为他们的隶书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但这个依据能否成立却一直没有人去追究，清代如此，现、当代也是如此。

我想先就“隶书”一词提出质疑，隶书是秦隶和汉隶的总称，后来有所引申，曾指楷书的别称——今隶，中唐以前曾一度沿用旧法，称楷书为隶书，并时有混用，于是常发生歧义。唐孙过庭在《书谱》中说：“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又说：“至如锺繇隶奇、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使转纵横。” [13] 这是一篇阐述正、草二体书法的文章，其中的隶书当指楷书无疑。启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也认为唐人将真书称为隶书，他举出多例，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二《东魏大觉寺碑阴》条说“碑题'银青光禄大夫臣韩毅隶书’盖今楷字也。”又隋大业元年舍利函铭，字是真书，款为“赵超越隶书谨上”。又《唐六典》卷十：“五曰隶书，典籍表奏及公私文疏所用”[14]可见隋、唐人有将楷书称为隶书的习惯，典籍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隶书，世间确未见也。唐太宗所说的善隶书，实际上就是善楷书，看来阮元的推测是错了。清人将此搞错是常有的事，但他同时代的包世臣却很清楚：“唐韩方明谓八法起于隶字之始，……隶字即今楷书。”[15]尽管如此，阮元为当时写隶书的潮流找支撑是做出贡献的。

阮元确立了汉碑地位，继而又倡导北碑，开碑学之先。阮元的理论实际上是总结前人实践的结果，其时师法汉碑之风已经风靡，而师北碑也初露端倪，但未形成大的气候。阮元第一次为师法北碑寻找借口，除了他提供的北碑与南帖同时发生的线索外，将人们以往普遍的认识作了纠正，他认为欧阳询、禇遂良、李邕均为北派，甚至将颜真卿也列入北派，他在《颜鲁公争座位帖跋》中说：“即如鲁公楷法，亦从欧、禇北派而来。其源皆出于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甚至如鲁公此等书亦欲强入南派，昧所从来。是故李固搔头，魏徵妩媚，殊无学识矣”。[16]他又在《北碑南帖论》中将蔡襄、赵孟頫、董其昌这些帖学大师的楷书也列入北派：“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赵孟頫楷书模拟李邕，明董其昌楷书托迹欧阳，盖端书正画之时，非此则笔力无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17] 他的这一阐述说明一个问题，即说明古人虽无碑帖之分，但他们在写“碑”和写诗文、手札时所用的技法不一样，阮元的头脑很清楚，到后来的包世臣、康有为以至现当代，对此认识则越来越模糊。阮元在这里提出的用意很明显，不仅要为北派寻找正统渊源，而且要为北派寻找名家，这样才能使北派具有立卓之地。

他的南北分派显然也是为推出北碑鸣锣开道，他在《南北书派论》中阐述他的南北分派观点后终于道出他的目的：

“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祎欤！”

此外，我们不妨从“二论”中抽取出一些具有美学意义的词汇，这里面流露出他对北碑的审美取向：拘谨拙陋——方严遒劲——方正劲挺——格法劲正——质朴——劲正遒秀——隶古遗法——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其中“拘谨拙陋”一词尤为重要，经考察，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南北书派论》这个版本是道光三年《揅经室集》中所收的，与他刚写成不久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钱泳所见并记录的本子有不少出入[18]，“拘谨拙陋”一词原是“厚重端严”，究竟是阮元在初稿中就是这样，还是钱泳记忆的出入，已无从考证，因为其中字词的出入不是少数。不过“厚重端严”倒确实像出自阮元之手，与上述一组词汇极为相似，如果说是阮元本人的修改，就很有价值，这便是他审美观改变的痕迹。“拘谨拙陋”本为颜之推对北碑的贬斥，从“厚重端严”到“拘谨拙陋”的改动，一说明阮元实事求是地正视客观事实和前人的评价，二说明他已经敢于将“拘谨拙陋”认为是另一种美，如同傅山的“宁丑毋媚”，他如此竭力推崇北碑，此处当不是贬义。从他的一组词汇来看，他在帖学审美范畴之外找到了另一条审美途径，这是相对与二王、赵、董而言的，从美学概念上看，这是一条由优美向壮美转换的道路，他的“方”、“正”、“劲”、“拙”的北碑体会，又不同于康有为“雄强”、“奇逸”的审美取向，毕竟他经历过帖学时期，审美思维也没有完全走向帖学的反面。阮元处于一个社会状况复杂多元的时期，各种冲击接踵而至，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崇尚丑拙的审美观对帖学审美定式的冲击，使得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阮元复杂的心理和两面性凸现出来，具有新思维的阮元以其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始终走在潮流的前面。他的目的不是反帖，而是欲在二王之外开辟新径，打破一种陈旧的审美定式，他说：“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无书法，岂不陋哉！”[19]他为书法实践走向丰富和多元起到了呼吁以及理论支撑作用，同时又为清末及现、当代书坛一味追求丑、拙的极端思想种下了根苗。阮元（包括他同时代人）的审美取向在后人的认同和发挥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定式。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他那个时代，他的这种思维是具有前瞻性的，而我们这个时代眼目为清人所障，将丑、拙走向极端，一味追求金石气，使书法艺术丢失很多丰富的内蕴，但这不能怪罪于阮元。当代书坛的创作走向是清代的延续，书法艺术要发展、要突破，首先要跳过清代、超越清代。阮元是聪明人，他跳越了前代，从这个角度看，对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启示呢？

三、“返古论”阐释

乾嘉时代，是一个复古的时代。乾嘉学派注重求真、求古，阮元自谓：“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20]在书法上，他提出南北书派和推重北碑，就是在经学背景下的产物，他都认为是实事求是地还历史本来面目，并非异言。梁启超所谓“以复古为解放”是对整个清代学术而言，也正言重阮元书学思想的要害。从书法发展史来看，“借古开今”是自古以来人们传承和发展传统书法的重要手段，阮元也未能例外，这种尚古精神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精神所决定的。

阮元的复古，与赵孟頫、董其昌的复古初看以为相似，其实不是一回事，并有着本质的区别。赵孟頫在南宋书法江河日下的情形下，举起复兴古法的旗帜，使得元代书法在南宋书法一百多年的萧条之后重新复苏，并且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赵孟頫的书法观是以向晋唐之书出色的回归为指向的，他反对沿袭宋人，提出直溯二王，并在实践中全面复古。他的复古是从笔法入手，他强调“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他将笔法看成是最重要的核心，视其为书法作为传统艺术得以传承的重要条件。董其昌的复古在本质上与赵孟頫同调，他在学书之始，就将目光瞄准祝允明、文徵明，曾说：“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明、祝希哲置之眼角。”企图超越吴门书派。中年以后，他很快将欲超越的对象定格在赵孟頫，并多次表现出超越赵氏的自信，他的复古实际上跳过元明追溯晋唐之风。阮元则不同，他的复古是在帖派之外梳理出一条碑派系统，他所追溯的不是晋唐之风，而是汉魏之风。我们不妨将阮元在书法中的复古思想称为“返古论”。他在《南北书派论》中说：

“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21]

他认为要返于古，先溯其源，他所说的溯源，是对书法史的重新梳理，来确认北碑这个源头，“返于古”是贯穿于他书学思想的核心，他在篇幅不长的“二论”中不断提及“古法”：

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

北朝族望质朴，不尚风流，拘守旧法，罕肯通变。

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22]

而其书碑也，必有波磔杂以隶意，古人遗法犹多存者，重隶故也。

盖登善深知古法，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贞石也。

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

即以焦山《瘗鹤铭》与莱州郑道昭《山门》字相较，体似相近，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

李邕碑版名重一时，然所书《云麾》诸碑，虽字法半出北朝，而以行书书碑，终非古法。[23]

他所崇尚的“古法”来源于篆隶，来源于碑版，来源于北朝。他所上溯的“古法”不是董、赵所上溯的古法——晋人书风，而是汉、魏旧碑。实际上，阮元也是从笔法出发的，他要在传统的帖派笔法之外寻找“新”的笔法，这个笔法就是他所谓帖派之前的“古法”，他认为帖派不古，古法到东晋已多改变，无复隶古遗意。他在《复程竹盦编修邦宪书》中说：“窃谓书法自唐以前多是北朝旧法，其新法南派，多分别于贞观、永徽之间”[24]可见他的北派“古法”是相对于南派“新法”的。从他所留文字来看，他所说的“古法”实际上是以隶法为基调的，“北魏、周、齐、隋、唐，变隶为真，渐失其本。而其书碑也，必有波磔杂以隶意，古人遗法犹多存者，重隶故也。”、“盖登善深知古法，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贞石也”、“……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李邕……以行书书碑，终非古法。”、“大约欧、褚北法从隶而来，其最可见者，为乙字捺脚飞出，内圆外方，全是隶法，无论一字画末出锋矣。若江左王法，乙字则多钩转作乙，此其分别之迹。此外，南远于隶、北沿于隶之处踪迹甚多……”[25]还有一段《唐魏栖梧书善才寺碑跋》,未载入《揅经室集》，今从日本二玄社影印件中抄出有关部分：“……北派出于索靖之隶法，何尝出于锺、王哉。凡字中微带隶意者，皆是北派。……而第十叶'掃’字'和’字犹存隶意，与登善之常带隶意者渊源显见。……”[26]阮元所谓“字中微带隶意者皆是北派”一说并不准确，江左章草即用隶法，被他称为北派的禇遂良钩转也作乙。阮元为了推出北碑，找出一切理由来支撑，尽管其中不乏推测和附会，但他充满变革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返古论”的提出，表明阮元要寻求魏齐坠业、拯救汉魏古法的复古态度，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实际上，他是一个革新派，无论是经学、文学、文献学，还是金石学、书学，他都走在前面，在他复古思想的深层充满了革新意识。在经学上，他主张“推明古训”，恢复古典经学的本来面目，同时又反对教条和空洞，对乾嘉学派有所发展，并孕育着改革。在文学上，他有“达之者守古之法，无守古之迹”的主张[27]，他所提出“以骈救散”的号召遭到桐城派的反对，并引发了一场论战。在文献学上，他总结了前人整理文献的方法，又加以科学的发展，并创立了灵隐书藏、焦山书藏，打破历代藏书家的旧规，订立《书藏条例》，供人阅览，成为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这些都说明阮元“以复古为解放”的思想实质，在书学上的表现也不例外。

注释：

[1] 阮元初字梁伯，以前各种阮元简介未见，今从凌廷堪及翁方纲的文中得知，始为拈出。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二载：“又有仪征阮君，名元，字梁伯者，年逾弱冠，尚未采芹，其学问识解俱臻极诣。”

[2] 《清史稿》、《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等均载江苏仪征人。今人考为“江苏扬州人，占籍仪征”，实际上是其祖父阮玉堂参加科举时而改籍，“占籍”一词，按《辞源》解释：“自外地迁自新地，成为有户籍的居民。”现代汉语意义与阮氏改籍原意不符，故今称“籍贯”。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4] 赵孟坚《论书法》，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第157页。

[5] 冯班《钝吟书要》，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下册第552页。

[6][7][8][9][11][12][17][19][21][22][23] 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见《研经室三集》卷一。又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下册第629-637页。

[10]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三《宝南第九》，见《广艺舟双楫注》第130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

[13] 孙过庭《书谱》，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册第124-126页。

[14]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第36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15] 包世臣《艺舟双楫'述书下》，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下册第647页。

[16] 阮元《颜鲁公争座位帖跋》，见《研经室三集》卷一。

[18] 详见钱泳《履园丛话》十一上《书学》，第288页，中华书局1979年。

[20] 阮元《研经室集》自序。

[24][25] 阮元《复程竹庵编修邦宪书》，见《研经室三集》卷一。

[26] 阮元《唐魏栖梧书善才寺碑跋》，日本三井文库藏，二玄社版。

[27] 阮元《王西庄先生全集序》，见《研经室二集》卷七。

阮元书法年表

阮元像

[按]中华书局1995年版《阮元年谱》，即清人张鉴等所撰《雷塘庵主弟子记》，因系阮元弟子及子所记，以大量的篇幅，详尽地记述了阮元历官各地的政绩、皇帝的谕旨和赏赐、阮元的奏疏等，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作为朝廷命官出现的阮元。《阮元年谱》的点校者黄爱平也认为此书记事轻重失宜，阮元生平除经济、事功外，其成就及影响最大的应首推学术，惜其仅简单罗列了著作书目，并未对其学术活动作详尽记述。当然对其书法活动更是忽略不计，缺少了很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使得书法界对阮元的研究难以深入。本年表除生平外，所记阮元书法活动及作品，多为《阮元年谱》所未载，并将阮元无纪年书法作品制表附后。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1764年一岁

正月二十日，生于扬州西门白瓦巷。父阮承信，字得中，号湘圃。母林氏。

乾隆三十年（乙酉） 1765年二岁

郑燮卒（1693年生，73岁）。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1768年五岁

母林氏始教识字。

陈鸿寿生。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1769年六岁

始就外傅，从三姑父贾天凝学。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1771年八岁

从师扬州名儒胡廷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1772年九岁

移居扬州弥陀寺巷。从师乔书酉。

乾隆四十年（乙未） 1775年十二岁

包世臣生。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1778年十五岁

始应童子试。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1780年十七岁

从师李晴山，即寓其家。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1781年十八岁

移居扬州古家巷。母林氏卒（1735年生，45岁）。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1782年十九岁

始究心于经学。始与淩廷堪为益友。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1783年二十岁

中秀才，为仪征县学第四名。迁居扬州罗湾。娶妻江氏。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1784年二十一岁

七月，淩廷堪将游京师，阮元放船扬州保障湖，于蜀冈之酒肆为其饯行。

淩廷堪入京上书翁方纲举荐阮元。（淩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二载：“又有仪征阮君，名元，字梁伯者，年逾弱冠，尚未采芹，其学问识解俱臻极诣。不独廷堪瞠乎其后，即方之容甫（汪中）、郑堂（江藩）亦未易轩轾也。素知爱才若饥渴，谨以奉闻。”）

乾隆五十年（乙巳） 1785年二十二岁

科试一等第一名，补廪膳生员。江苏学政谢墉惊赏曰：“余前任在江苏得汪中，此次得阮某矣。”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 1786年二十三岁

二月，随谢墉出试镇江、金壇等地助阅卷事，后在太仓结识钱大昕、李赓芸。九月，乡试揭晓，中式第八名。十月入京，结识王念孙、任大椿、邵晋涵。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 1787年二十四岁

会试下第，留馆京师。著《考工记车制图解》成。女阮荃生。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 1789年二十六岁

会试中式第二十八名。主考官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王杰，礼部右侍郎铁保，工部右侍郎管干珍。殿试二甲第三名，赐进士出身。朝考钦取第九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大教习为大学士和珅、吏部尚书彭文勤。充万寿盛典纂修官、国史馆武英殿纂修官。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 1790年二十七岁

散馆，钦取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1791年二十八岁

大考翰詹，乾隆亲擢一等第一名。升少詹事，奉旨南书房行走。修《石渠宝笈续编》。充《石经》校勘官。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1792年二十九岁

女阮荃卒。妻江氏卒，族子阮常生过继为长子成服。

△作《王守仁手札册题跋》。——《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龚自珍生。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1793年三十岁

《石渠宝笈续编》成。纳妾刘氏。

七月二十三日，奉旨出任山东学政，送别前任学政翁方纲于石帆亭，在交接时翁方纲嘱其访拓《琅邪台秦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载：“《琅邪台秦篆》世皆称存十行耳，予以壬子夏按试青州，访诸学官、弟子，此篆刻在诸城县海滨悬崖，极难拓，有段生松苓善毡蜡，诺为予拓之，时以夏秋，海水盛长不可往，明年予北归，以语学使阮梁伯。”）

△《石渠宝笈续编序》，隶书。——（日）神奈川·高岛槐安氏藏，伏见冲敬《中国书法史》影印。

△十月，按试曲阜，黄易访得《熹平残碑》，为其题跋。

是年，首谒阙里，观乾隆颁周器及鼎、币、戈、尺诸古金，又摩挲两汉石刻，移亭长府门卒二石人于矍相圃。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1794年三十一岁

甲寅恩科乡试，礼部侍郎铁保为山东考官，抵济南，阮元与之相谈甚欢。

于学署池上署积古斋，得诸拓本三百余件，较之《关中金石志》、《中州金石志》多至三倍。

命青州廪膳生员段松苓访碑于各岳镇。始修《山左金石志》，与山东巡抚毕沅共商编纂事。

是年，寻得琅邪台刻石，拓后分赠翁方纲、孙星衍、钱大昕等人。（《揅经室四集》诗卷一有诗：“……得此足以豪，神发忘食眠。更思寄同好，南北翁孙钱。”）

△是年，书《古体诗》（《双节堂赠言墨迹》补遗收入，乾隆五十九年萧山汪辉祖龙庄刻，首有阮元隶书题字）——《鸣野山房汇刻帖目》著录，载日本三省堂《书菀》第五卷第三号。

汪中卒（1744年生，51岁）。

乾隆六十年（乙卯） 1795年三十二岁

△为王士祯书墓道碑。——《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一著录。

四月，所著《仪礼石经校勘记》刻成。八月，奉旨调任浙江学政。九月，毕沅为媒，聘孔璐华为阮元继室。十月二十三日，黄承吉、江藩、焦循、李斗在扬州虹桥净香园为阮元饯行，雨中泛游瘦西湖，奚冈绘《虹桥话旧图》记实。

是年，赵魏在阮元幕中助其校订《山左金石志》等。

谢墉卒（1719年生，76岁）。

嘉庆元年（丙辰） 1796年三十三岁

正月，征刻《准海英灵集》，撰《小沧浪笔谈》。七月，修朱彝尊曝书亭。

△是年，作《曹岳竹垞图卷题跋》。——《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嘉庆二年（丁巳） 1797年三十四岁

正月，始修《经籍纂诂》。始撰《畴人传》。夏六月，《七经孟子考文》刻成。闰六月，纳妾谢氏。八月上巳，兰亭修禊，同人赋诗。

是年，摹刻天一阁拓北宋《石鼓文》，嵌于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

七月三日，毕沅卒（1730年生，68岁）。

冬，《山左金石志》刻成。（按：《雷塘庵主弟子记》列此条为嘉庆元年，疑误，阮元《山左金石志序》作于嘉庆二年冬十月，刻成当在其后，序中有云：“元今写付板削，裒然成卷帙，而先生（指毕沅）竟未及一顾也，噫！是可悲已。”今查南京图书馆藏本为嘉庆二年刻本）。

是年起，朱为弼在阮元幕中，参定《经籍纂诂》、《两浙輶轩录》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嘉庆三年（戊午） 1798年三十五岁

正月，修《淮海英灵集》成。四月，辑《两浙輶轩录》成。六月，《曾子十篇注释》撰成。刻《小琅嬛仙馆叙录书三种》。八月，补授兵部右侍郎，后又调补礼部右侍郎。《经籍纂诂》书成。

△是年，作《乾嘉名人合书屏》。——《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九月，解浙江学政任入都觐见，途经苏州，王昶邀其游虎丘。

嘉庆四年（己未） 1799年三十六岁

正月，兼兵部左侍郎。三月，调户部左侍郎。充经筵讲官。充己未科会试副总裁，总裁朱王圭属阮元一人批阅文策，论者谓得士如鸿博科，计209人，张惠言、陈寿祺、王引之、姚文田等均是此科所得。六月，《广陵诗事》撰成。七月，兼礼部左侍郎。九月，兼管国子监算学。十月，《畴人传》成。奉署浙江巡抚，成亲王永瑆、大学士刘墉等有诗文送行。十二月，《经籍纂诂》刻成，钱大昕、王引之作序。

△冬，为张叔未作《行书项圣谟题画诗轴》，洒金笺。——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二册、刘九庵《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著录。

是年，罗聘卒（1733年生，66岁）。吴让之生。何绍基生。

是年，陈鸿寿在阮元幕府中处理海防事务。

嘉庆五年（庚申） 1800年三十七岁

正月，奉谕实授浙江巡抚。

△四月，书《大禹陵庙碑》，隶书。——《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一著录、南京图书馆藏墨拓本。

六月，《定香亭笔谈》刻成。十一月，立阮氏宗祠于扬州公道桥旧里，亲书楹联三副，一为“鲁浙试文章，杜绝院棚关节；江湖种芦稻，筹开祭赡章程”，二为“文秉枢衡；武承嗣荫”，三为“恩传三锡；家衍千名”。

△是年，作《隶书屏》——《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是年，作《筹海诗册》。——《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嘉庆六年（辛酉） 1801年三十八岁

正月，立诂经精舍，延请王昶、孙星衍主讲。陈鸿寿、张鉴均为讲学之士。《两浙防护录》撰成。四月，《经籍纂诂补遗》撰成。五月初九日，夫人生子阮凯。十二月二十七日，妾谢氏生子阮福。是年，《广陵诗事》刻成。

夏六月，朱朗斋、陈鸿寿共同为阮元刊刻《两浙輶轩录》。

是年，段玉裁在阮元幕中，主定《十三经校勘记》。

嘉庆七年（壬戌） 1802年三十九岁

正月，《浙江图考》撰成。刻《诂经精舍文集》。纳妾唐氏。

△三月，《宋王复斋钟鼎款识》摹刻成。隶书考释、题跋。

七月，夫人生女阮安。九月，置西汉定陶鼎于镇江焦山。十一月，撰集《皇清碑版录》。

黄易卒（1744年生，58岁）。

△凉秋月，书《砚铭》，隶书89字，首句为“自有天然砚，山林景可嘉。”——广东省博物馆藏。

嘉庆八年（癸亥） 1803年四十岁

正月，立宁海安澜书院。二月，为朱珪刻《知足斋集》。（阮元曾先后为钱辛楣、谢东壁、张皋闻、汪容甫、钱溉亭、刘端临、凌仲子、焦里堂等学者刻书数十种。）

八月，子阮凯卒（1801年生，3岁）。

△是年，作《奚冈弢光庵设色花卉合卷题跋》。——《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嘉庆九年（甲子） 1804年四十一岁

正月，修《海塘志》成。

五月，在杭州“苏公祠”边建“白公祠”，屠倬即席赋诗呈阮元，阮元书“白苏二公祠”匾额，并书联“但有人家有遗爱；曾将诗句结风流。”

△春，为山民待诏翰林作《行书七言联》。联为“叙出玉台徐孝穆，吟成渔具陆天随。”——《中国书法大成》第八册、台北大通书局《金石家珍藏书画集》影印。

五月，刘氏生子阮祜。八月，《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刻成。

△九月，在扬州旧城文选楼北兴仁街建阮氏家庙，书《扬州阮氏家庙碑》——《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二著录。

△九月，作《嘉禾图跋》。——《揅经室集》、《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二著录。

△初冬，为郑乡年兄作《王学浩滦水联吟图卷题跋》，行书，二十六行。——日本兴文社《支那南画大成·题跋集》、《历代名画大观·题跋书法》影印。

△是年，为平原作《行书轴》，纸本。——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二册、刘九庵《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著录。

刘墉卒（1719年生，85岁）。钱大昕卒（1728年生，77岁）

嘉庆十年（乙丑） 1805年四十二岁

正月，嘱元和何元锡修《两浙金石志》成，此稿后在粤删刻。

闰六月二十五日，父阮承信卒于浙江官署（1734年生，72岁），阮元解职归扬州三年。（《阮公湘圃暨妻林太夫人合葬墓志铭》为孙星衍撰、梁山舟书。）

七月初二日，孔夫人生子阮祎，后改名孔厚。

十二月，隋文选楼在扬州落成，《揅经室集》有《扬州隋文选楼记》。两江总督铁保为书“隋文选楼”石额，今存扬州高旻寺中。伊秉绶为书漆联“七录旧家宗塾；六朝古巷选楼”。

是年，伊秉绶为扬州府知府，与阮元颇多交往。（《揅经室四集》诗卷十《伊墨卿太守由闽赴都过南昌赋别》诗中有句：“洪都三日住，淮海十年情。”有自注云：“嘉庆乙丑，余丁忧回扬州，时墨卿同年为扬州太守，旋以忧去官。”）

是年，《天发神谶碑》毁于火。

桂馥卒（1736年生，70岁）。邓石如卒（1743年生，62岁）。

嘉庆十一年（丙寅） 1806年四十三岁

因阮氏墓庐在“雷塘”，始署“雷塘庵主”，并自刻“雷塘庵主”小印。

四月，重修《皇清碑版录》。

六月，扬州太守伊秉绶嘱重刻石鼓十石于扬州府学。（伊秉绶《扬州府学重刻石鼓跋》云：“岐阳石鼓文，惟宁波天一阁所藏北宋拓较今本完好之字为多，阮中丞芸台先生视学浙江时曾刻置杭州府学，今重摹十石，置之扬州府学。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十月，撰《十三经校勘记》刻成。

是年，与伊秉绶议编《扬州图经》、《扬州文粹》。

是年，登甘泉山，于惠照寺台阶下得石，一石有“中殿第廿八”五字，一石有“第百册”三字，经与翁方纲、伊秉绶、江藩等人辩识，定为西汉厉王刘胥造宫殿用石，早于曲阜“五凤二年石”，伊秉绶将之运于扬州府学。

是年，途经扬州二郎庙菜园，发现古井栏，有“□熙十□三公石□”数字，考为南宋淳熙十年古井栏，后移至准提庵内。

王昶卒（1724年生，83岁）。朱王圭卒（1731年生，76岁）。

嘉庆十二年（丁卯） 1807年四十四岁

正月，编《瀛舟书记》成。在扬州雷塘寻出隋炀帝陵，亲为立石，并请扬州府知府伊秉绶书碑。

秋，伊秉绶父亲伊朝栋卒于扬州官邸，伊秉绶解职归故里治丧。

是年，拓《周散氏南宫大盘》数本赠伊秉绶等人，并模铸两盘，极肖，一藏扬州府学，一藏阮氏家庙。同年，又摹刻《石鼓》于扬州府学明伦堂。

是年，于扬州北郊古兴教寺南水塘中得八角石柱，考为唐杜佑题名故物，因原字泯灭，重书题名，移置寺前，以恢复旧观，并于石上题识。——扬州唐城遗址研究所藏

十月，入京，进《四库未收书六十种》。

十一月，奉上谕补授兵部右侍郎。

嘉庆十三年（戊辰） 1808年四十五岁

三月二十八日，抵杭州接印，再任浙江巡抚。

是年，购得钱东壁所藏《西岳华山碑》四明本拓片。命阮亨、王豫编《续淮海英灵集》。

嘉庆十四年，（己巳） 1809年四十六岁

九月，受浙江学政刘凤诰科场舞弊案牵连，革职。上谕曰：“……明系袒庇同年，阮元止知友谊，罔顾君恩，轻重倒置，不可不严行惩处，即著照部议革职。”

长夏，命海盐吴厚生在杭州摹刻《兰亭》，归置扬州北门外古木兰院中，以还故迹。

是年，属长州吴雪锋摹刻《西岳华山碑》四明本、《泰山刻石》及《天发神谶碑》于扬州北湖祠塾。同时将欧阳修书《华山碑跋》补刻于四明本所缺百字空处。

淩廷堪卒（1755年生，55岁）。

嘉庆十五年（庚午） 1810年四十七岁

正月，自编《十三经经郛》。四月，奉旨补授翰林院侍讲。九月，充署日讲起居注官。十月，兼国史馆总辑，辑《儒林传》。《畴人传》写定。

正月，金正喜造访阮元，阮元以为“非常英物”，延请他至泰华双碑之馆，以稀代名茶龙团胜雪款待，并观赏了《华山庙碑》及《唐贞观造像铜碑》等。四十年后，金正喜在给权彝斋的信中说：“茶品果是胜雪之余馥剩香，曾于双碑馆中见如此者，东来四十年，再未见之”——《阮堂全集》卷三著录

二月一日，阮元、朱鹤年、李鼎元、翁树崑、刘华东、李林松等在法源寺为金正喜设宴饯行。

△是年，携《西岳华山碑》四明本至京师，装裱成轴，在桂香东少宰家借钩长垣本百字补于缺处并记以长诗，清明日，楷书作《西岳华山碑四明本跋》于衍圣公第中。——《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卷三著录、施安昌《汉华山碑题跋年表》影印。

夏，阮元以四明本与长垣本相较。冬十月廿一日，又与关中本相较，此时又以三本聚于城南龙泉寺，较读竟日。

嘉庆十六年（辛未） 1811年四十八岁

上巳日，应朱鹤年邀请，与翁方纲等游拈花寺，用《天发神谶碑》体重题“元万柳堂”匾额。

四月，《十三经经郛》编成，未刻。六月，撰《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四卷成。又编《四库未收百种书提要》成。七月，奉旨补授詹事府少詹事。撰《南北书派论》。十二月，奉旨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上谕云：“尔于刘凤诰事不过失察，尚非有心狥隐。”

△是年，作《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摹记跋》，跋云：“四明全碑搨本碑额题名如上式，苏斋所摹未全，大和三年、四年李德裕两至碑下，与新旧唐书《卫公年谱》、《卫公献替记》皆合。海内华山碑三本，商印本最前，故四明本次之，山史本又次之，皆缺百字矣，阮元摹记。（又记）华阴令裴骨直是骨字，并非偏旁半缺也，全碑共二十二行，篆额占地约五行，居中略偏于左，前空十行，后空七行。”（按：此跋未署纪年，据此跋后观款推算为嘉庆十六年，观款云：“道光八年（1828）除夕阮元再观于京师寓斋，距前题十七年矣，不胜旧感。”）——日本三省堂《书菀》第五卷第三号影印。

嘉庆十七年（壬申） 1812年四十九岁

五月，补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八月，补授漕运总督。

嘉庆十八年（癸酉） 1813年五十岁

正月，议设焦山书藏，以《瘗鹤铭》“相此胎禽”等74字编号。作《焦山书藏记》，并书匾额。

正月二十日，林则徐过宝应拜见阮元，交陈寿祺信，并长谈。

△穀雨，为瑾斋作《行书京邸看花诗》，纸本，金笺。127.3×59.4cm。——四川省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十册、刘九庵《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著录。《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5彩印。

是年，再题兴教寺唐八角石柱。是年，从宋芝山处购得《齐侯罍》。

是年，以《华山碑》长垣本多出之字，补四明本泐残之缺，以墨线圈出，画成碑图。《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四卷刊成，江藩为之序。梁章钜谒阮元于淮上，获观《华山碑》四明本。

刘熙载生。

嘉庆十九年（甲戌） 1814年五十一岁

闰二月，《全唐文》辑成，阮元为总阅官。

春三月，钱泳至淮阴谒阮元，得见《南北书派论》。

八月，调任江西巡抚。十月，赏加太子少保衔。

季冬，嘱朱为弼辨识《齐侯罍》。

嘉庆二十年（乙亥） 1815年五十二岁

二月，刻《宋本十三经注疏》，次年刻成。

九月十一日，伊秉绶卒于扬州（1754年生，62岁）。

是年，段玉裁卒（1735年，81岁）。梁同书卒（1723年生，92岁）。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 1816年五十三岁

八月十七日，任河南巡抚。十一月十三日，补授湖广总督。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 1817年五十四岁

正月，至汉阳，接任湖广总督。十月，至广州，接任两广总督。十二月，奏建大黄窖、大虎山炮台。

春，过当阳县玉泉寺，得见隋铁镬字，并搨之。

是年，赵魏将自己两年前所得江立藏《金石录》让售给阮元，阮元遂以“金石录十卷人家”名书斋，并刻有此收藏印。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 1818年五十五岁

十一月，始修《广东通志》。

△是年，作《行书七律诗轴》，洒金笺。——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三册著录。

翁方纲卒（1733年生，86岁）。孙星衍卒（1753年生，66岁）。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 1819年五十六岁

△三月，作《唐魏栖梧书善才寺碑跋》，行书。——日本三井文库藏。二玄社《听冰阁墨宝原色法帖选43》彩印。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 1820年五十七岁

三月，创办学海堂。手书“学海堂”三字匾悬于城西文澜书院。

是年，焦循卒（1763年生，58岁）。

道光元年（辛巳） 1821年五十八岁

△春，作《摹朱珪篆书十言联》。联为：“学如逆水行舟稍纵即逝，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追。”

七月，《江苏诗征》刻成。

八月初二日，女阮安卒（1802年生，20岁）。

△是年，作《黄钺补图王泽小像卷题跋》。——《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道光二年（壬午） 1822年五十九岁

三月，《广东通志》成。六月，归扬州。

道光三年（癸未） 1823年六十岁

正月，六十寿辰作《竹林茶隐图》。《揅经室集》四十卷刻成。龚自珍撰《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是年，在广州购得端州巨形砚材，刻成亲王诒晋斋所藏《华山碑》长垣本未缺之字，置扬州公道祠塾，以补四明本之阙。

道光四年（甲申） 1824年六十一岁

九月，以家藏《汉西岳华山庙碑》摹本寄陕西钱恬斋，摹刻于西岳庙中。

△十二月，新建学海堂成。仿《天发神谶碑》书“学海堂”堂中匾额。《学海堂初集序》书丹刻石，嵌于学海堂壁。——《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六著录。

道光五年（乙酉） 1825年六十二岁

三月，撰《文韵说》。夏，主辑《皇清经解》（又名《学海堂经解》）。

是年，赵魏卒（1746年生，80岁）。

道光六年（丙戌） 1826年六十三岁

九月，任云贵总督。

夏，赴任云南途中，为范素庵医生作《行书五言诗轴》。纸本。134.2×35.2cm。（按：此轴两诗见《揅经室续集》卷六、卷七，题为《焚香》、《泊舟峡山寺登飞泉回憩玉带堂晚饭》）——田家英藏，现捐中国历史博物馆。《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影印。

是年，携《华山庙碑》四明本至云南落水致霉，因雇滇工再装。

是年，在云南陆凉访得《爨龙颜碑》。

△是年，作《爨龙颜碑跋》。跋云：“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阮福《滇南金石录》著录。

△是年前后，为金陵甘氏作《永和右军砖拓本跋》，由滇寄还，否定《兰亭》为王羲之所书的可能性。——甘熙《白下琐言》卷三著录。

道光七年（丁亥） 1827年六十四岁

二月，著《塔性说》。

九月十九日，在云南大理见到王昶《金石萃编》所载的《南诏德化碑》，赋诗一首：“文章与书法，确是唐贤派。上溯东爨碑，古法尚不坏。”（《揅经室续集》卷七）

道光八年（戊子） 1828年六十五岁

秋，指导其子阮福撰《滇南金石录》成。除夕，于京师寓所再观《华山庙碑》长垣本。

道光九年（己丑） 1829年六十六岁

九月，《皇清经解》在粤东刻成。版藏于学海堂中印刷通行。

是年，赵之谦生。

△是年，作《秋祭东园斋居诗四十韵行书卷》，纸本，30×131cm.。款识：“揅经老人稿寄经楼夫人并示孔厚”，钤印：“伯元之印”、“揅经室”。——《上海工美2000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作品集》彩印。

道光十年（庚寅） 1830年六十七岁

道光十一年（辛卯） 1831年六十八岁

江藩卒（1761年生，71岁）。

道光十二年（壬辰） 1832年六十九岁

九月，升协办大学士，仍留云贵总督任。

十二月，孔夫人卒于云南督署。

是年，王念孙卒（1832年生，89岁）。

道光十三年（癸巳） 1833年七十岁

道光赏七十寿辰，御笔书“亮功锡祜”四字匾。（按：凡作品钤“亮功锡祜”印者，皆70岁后所书。）

三月，充会试副总裁，得士222名。

道光十四年（甲午） 1834年七十一岁

与汤金钊、梁章钜过华山，入西岳庙读碑，并于钱宝甫摹刻《华山碑》题刻。

《石画记》四卷撰成。

李文田生。王引之卒（1766年生，69岁）。

道光十五年（乙未） 1835年七十二岁

三月，著充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兵部。

是年，《云南通志稿》修成刊行。

是年，入都，以云南石画《孤山梅石图》赠林则徐，林有谢简。

道光十六年（丙申） 1836年七十三岁

与龚自珍、何绍基、梁章钜等切磋金石文字。充经筵讲官、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

△五月，为梁章钜所购《西岳华山碑》华阴本题跋于节性斋。——《汉华山碑题跋年表》影印。

△夏六月，为梁章钜《退庵随笔》题签、作序。

△是年，作《虞集真书刘垓神道碑卷题跋》。——《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是年，为小亭世兄作《行书轴》，署款“阮元时年七十有三”。——台北大通书局《金石家珍藏书画集》影印。

道光十七年（丁酉） 1837年七十四岁

△是年，在京师晤吕佺孙，为其作《毗陵吕氏古砖拓本跋》，再次否定《兰亭》为王羲之所书的可能性。

△是年，为慎甫四弟作《行草横幅》。高九寸七分，阔二尺九寸六分。——何蟫巢藏。日本三省堂《书菀》第二卷第六号影印。

道光十八年（戊戌） 1838年七十五岁

五月，上谕著准阮元以大学士致仕。八月，奏请回籍，晋加太子太保衔。其间，何绍基有《送仪征阮宫太保相国师予告归里叙》为其送行。

十月，归扬州，回大东门福寿庭宅，谨守上谕“怡志林泉”，始署“怡志老人”。（按：凡作品署“怡志老人”或“书于林泉”、钤“怡志林泉”印者，皆75岁以后所书）

△是年，作《隶书七言联》，洒金笺。——扬州市文物商店藏。《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五册著录。

△是年，作《项圣谟山水册题跋》。——《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是年，为仲嘉二弟作《珠湖渔隐图题跋》，行书，二十三行。——《中国书法大成》第八册影印。

△冬，为达受书诗幅，书“磨砖作镜轩”、“玉佛阁”、“墨王楼”匾额。——王章涛《阮元传》著录。

△是年，作《齐侯罍歌卷》，行书，纸本，216×24cm。钤印：“阮元”、“节性斋老人”、“阮元私印”、“戊戌”、“伯元父印”。（此卷系送子苾（吴式棻）赴任所作，诗咏家藏齐侯罍，并附有齐侯罍铭文原拓两张。）——《中国嘉德97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局部彩印。

道光十九年（己亥） 1839年七十六岁

正月，建“南万柳堂”成，（按：凡作品钤“南万柳堂”印者，皆76岁后所书。）

△五月十九日，与六舟居士游扬州瘦西湖。为六舟居士（达受）藏《唐怀素小草千文》题篆书额及行书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日本二玄社仿真影印。

六月，龚自珍弃官离京，在扬州与阮元相交甚密（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有《重见予告大学士阮公于扬州》一首）。

十一月，考跋隋大业当阳县玉泉山寺铁鑪字。

△是年，书翰页。——《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是年，作《王学浩山水册题跋》。（按：此跋未署纪年，据所钤“己亥”印断为此年。）——《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是年，《揅经室续集》十一卷成。

是年，在扬州公道桥珠湖草堂之侧，掘出宋菱花铜镜及绍定六年砖。

道光二十年（庚子） 1840年七十七岁

△清和月，作《行书七言联》，联为：“铁石梅花清气概，山川香草自风流。”——冯尔康《清人生活漫步》影印。

八月，自订《揅经室再续集》，以《谷梁传学序》冠其首。

△十月十三日，作《为青藜馆刘恭人五十寿九言联》，联为：“泰华写峰，寿馆双碑色；诗书教子，燕山五桂香。”——《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八著录。

△是年，作《行书七言联》，钤印：“节性斋老人”、“万柳堂”。——《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是年，书《清人手札册》。钤印：“怡志林泉”。——《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1841年七十八岁

二月，《雷塘庵主弟子记》七卷刊成。

△是年，作《行书求是居格言轴》，绢本。——上海文物商店藏。《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四册著录。

△是年，作《为包景维书七言联》，联为“古籍待刊三十载，旧闻新见一千年。”——冒广生《重刻至顺镇江志序》著录。

龚自珍卒（1792年生，50岁）。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1842年七十九岁

正月，命阮亨汇刻《文选楼丛书》。

夏，居扬州公道桥别业，为芜湖太守王泽手书一联为赠：“百岁老人谈旧事；一庭新绿煮春茶”。

△是年，作《黄庭坚行书小子相嫩书帖题跋》，钤印“壬寅”。——《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是年，阮元在扬州文选楼设宴款待钱泳、梁章钜，时有“三老一堂，摩挲三代法物”之趣谈。

游扬州康山，得江春旧藏“流云槎”，上有赵宧光草篆“流云”二字，并有董其昌、陈继儒题字，阮元署“节性老人”款，现藏故宫博物院。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1843年八十岁

△正月二十日，作《梅花图》，署款“癸卯正月二十日，荣隐竟日，在道桥别业爱吾草庐，时梅花开，池水冰泮，与敬斋、慎斋两弟俱，节性老人阮元写。”钤印“亮功锡祜”。——《明清百家画梅》影印。

正月二十日，在爱吾草庐题《竹林茶隐图卷》。

三月初三，阮元携子阮福赴道桥扫墓未归，是夜，福寿庭宅毁于火。八月，迁居扬州徐凝门康山之右。

△是年，书《寿字轴》，钤印：“太子太保”、“颐性延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是年，书《寿字轴》，篆书，描金笺本，94×46cm。钤印：“颐性延龄”、“怡志林泉”、“白乐天正月廿日生我与之同”、“癸卯年政八十”。——《上海工美2000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作品集》彩印。

△是年，为春腴观察公祖作《隶书八言联》，绢本。113×28.5cm×2。联为“含和履中驾福乘喜，年丰岁熟政乐民仁。”——山西省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八影印。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1844年八十一岁

钱泳卒（1759年生，86岁）。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1845年八十二岁

△八月中秋，为瑞官表外孙书纨扇。书扇云：“有唐三百年，扬州廿四桥，繁华甲天下，其饮食奢侈可知。扬州府杨行密、毕师铎等争战不定，城无食，斗米值五十缗。军掠人入市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然讫无哭声，血流满市，此多年积孽之劫也。壬寅，余居道桥节性斋，王瑞官亦来住，方十岁，邻有屠，日日五更杀声甚恶，瑞官恶之，从此不食肉。瑞官乃王春涯观察之孙瑞麟也。生有善根，宜遂其善。”——《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八著录。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1846年八十三岁

六月，晋加太傅衔。重赴鹿鸣宴。

是年，梁章钜携其所藏鲜于枢《扬州诗四十韵卷》访阮元，阮元嘱人摹刻于石，嵌于扬州瘦西湖畔邗上农桑之亭壁。（梁章钜《浪迹丛谈》、顾麟士《过云楼续书画记》均载。）

△是年，作《耄年自述卷》，行书。钤印：“阮伯元氏”、“亮功锡祜”、“湖光山色阮公楼”。——《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1847年八十四岁

是年，为从弟阮先《扬州北湖续志》、阮充《北湖竹枝词》作序。

△是年，作《吴锡麒手写诗稿卷题跋》。钤印：“太傅”、“癸卯年政八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1848年八十五岁

△秋仲八月，作《隶书十八言联》。联为“左传云养福，书范之福，身其康，养者以之；礼记曰期颐，易卦之颐，口自实，期焉而已。”署款：“道光戊申秋仲八月，颐性老人书于林泉。”——李详《愧生丛录》卷三著录，《历代名人楹联墨迹》影印。

△是年，作《隶书十二言联》。片金红蜡笺，135×34cm×2。联为：“礼记曰期颐，易卦之颐口自实；左传云养福，书范之福身其康。”款为：“余自撰联句，皆吉祥恒语。御赐颐性延龄，八十五岁老人书识。”钤印：“颐性延龄”、“太傅”、“阮元伯元父印”。——《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续）》影印。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1849年八十六岁

十月十三日，卒于扬州康山私宅。

阮元

南北书派论[节录]

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锺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

褚遂良虽起吴、越,其书法遒劲,乃本褚亮,与欧阳询同习隋派,实不出于二王。褚书碑石,杂以隶笔,今有存者,可复按也。褚临《兰亭》,改动王法,不可强同。虞世南死,太宗叹无人可与论书,魏征荐遂良曰：“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此乃征知遂良忠直,可任大事,荐其人,非荐其书。其实褚法本为北派,与世南不同。

[评点]阮元（1764-1849），清代著名学者,书家.字伯元,号芸台,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任户、兵、工部侍郎,浙、闽、赣诸省巡抚,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卒溢文达.他历官所至,以提倡学术自任,主编《经籍纂沽》,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一百八十余种.在书法方面,所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均是书学史上重要著述,为碑学的首倡者.他的书作亦颇受时人称道.《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有传.

北碑南帖论[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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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后汉隶碑盛兴,书家辈出。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最有矩法。降及西晋、北朝,中原汉碑林立,学者慕之,转相摹习。唐人修《晋书》、南、北《史》传,于名家书法,或曰善隶书,或曰善隶草,或曰善正书、善楷书,善行草,而皆以善隶书为尊。当年风尚,若曰不善隶,是不成书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兰亭序》等帖,而御撰《羲之传》,唯曰“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而已,绝无一语及于正书、行草。盖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书法以为品题。《晋书》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隶书,世间未见也。是以北朝书家,史传称之,每曰长于碑榜。

晋室南渡,以《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然衣带所携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锺、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教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唯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即以焦山《瘗鹤铭》与莱州郑道昭《山门》字相较,体近相近,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

唐太宗幼习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长,是以御书《晋祠铭》(贞观二十年,今在太原府。〉笔意纵横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后,李邕碑版名重一时,然所书《云麾》诸碑,虽字法半出北朝,而以行书书碑,终非古法。故开元间修《孔子庙》诸碑,为李邕撰文者,邕必谕张庭珪以八分书书之,邕亦谓非隶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仲容）、颜氏（真卿）,并以碑版隶、楷世传家学。王行满、韩择木、徐浩、柳公权等,亦各名家,皆由沿习北法,始能自立。

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赵孟頫楷书摹拟李邕,明董其昌楷书托迹欧阳,盖端书正画之时,非此则笔力无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要之汉、唐碑版之法盛,而钟鼎文字微；宋、元钟鼎之学兴,而字帖之风盛。若其商榷古今,步趋流派,拟议金后,名家复起,其谁与归?

[评点]作为又一篇鼓吹北碑的力作,阮元在本文中论述了北碑南帖的不同特点和南北书风的差异。刻石题匾必须用隶书,非隶不古；北派书家擅长碑榜之书,北碑中多隶意;后世碑版名家无不借鉴隶书,追踪北派,如此等等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要点。但读者的眼光不能就此而止。阮元尊隶崇碑不是在强调它们的功用,而是在表明自己的审美观点。他之所以尊隶是因为隶有古法,之所以尊碑是因为碑版之书“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南帖飘逸妮媚之美不足贵,题署碑版古意盎然,气势雄强值得推崇,这才是蕴含于字里行间的作者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