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犍为”县名再考
犍为，西汉故郡，隋朝置县，千年文脉，绵延至今。
近年来，随着犍为文旅事业的繁荣，关于“犍为”县名的考证引起广泛关注，却也在学术界产生了严重分歧。
“犍为”县名来历，系沿用犍为郡旧称，本无争议，但却引出与之紧密联系的另一个问题：“犍为”郡名因何而来？
关于犍为郡名的来历，史书早有明证。《汉书.地理志》记载：“汉犍为郡，治鄨。不狼山，鄨水所出。鄨有犍山，故名。”因“鄨有犍山”，故取名“犍为”，因山得名，符合行政区域命名的惯例。
另外，郦道元《水经注》载：“鄨县，故犍为郡治也，县有犍山。晋建兴元年，置平夷郡。县有鄨水，出鄨邑西不狼山，东与温水合。”进一步证明先有“犍山”的存在，后有犍为郡之名。
但争议随之产生。近年来，犍为本土学者多方考证，认为史料记载存在谬误。理由是，犍为隋朝置县开始，所辖行政区域内并没有犍为山，特别是《清.一统志》关于“犍为山，在犍为县南十五里”更是虚无缥缈，毫无根据。
于是，犍为本土学者几乎都不认同史书所载，而多从汉字字形字义的角度去推究“犍为”的来历。或说“犍”者犍牛也，“为”者猚谐音也，认为“犍为”源于本地盛产犍牛和猚子；或说“犍为”乃“楗为”之伪，“楗”者竹笼也，“为”者象也，“楗为”即用笼子捕象或驯象之谓；或说“犍为”者，乃楗尾也，即以竹梢建笼，装累石以筑江堤，引喻汉朝门户之边缘，以此命名。
孰是孰非？宜反复考证后定论。
让我们回到汉武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了解一下犍为设郡的过程。《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颇为详细：“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建元六年……乃拜蒙为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馀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绵，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大意是，西南地区数十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以夜郎为最大。建元六年，朝廷拜唐蒙为中郎将，率领千余人，装载大量粮食衣物，从巴蜀笮关进入夜郎，说以利害，许以好处，并有贪图汉朝缯绵的下臣劝说，于是夜郎侯多同投顺汉室，设置了犍为郡。由此可知，犍为郡设立之前，这一地区属夜郎国，为少数民族（主要是僰僮、夜郎等）聚居区，鲜有汉人。因此，这一地区的山名、地名等都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色彩。
《汉书》载：“汉犍为郡，治鄨”。《华阳国志》载：“鄨县，故犍为郡城也。”考证犍为郡是否因山得名，定要先找到“犍山”。找“犍山”自然不能在现在的犍为县范围内找，而要到“鄨”去找。
鄨县的前身是商周时代的邦国鳖国。秦朝称鄨县，隶属巴郡。鄨县的县治在鄨邑。贵州民族大学王德埙研究员在《鄨邑与开明大夜郎国通考》中，依据“县有鄨水，出鄨邑西不狼山，东与温水合”描述，考证出“娄山”是古代少数民族“不狼山”的转音，即今天的大娄山就是昔日的“不狼山”。《遵义府志》认为：“'楼、娄、狼’，皆双声字。楼山东行至绥阳为朗山，朗山下又有卜老场。'朗、狼、卜老、不狼’，皆双声字，可知遵义、桐梓楼山与绥阳之朗山为《汉书》'不狼’无疑”。 鄨水即今天的洛安江，温水即今天的湄江。
确定了不狼山、鄨水、温水的大致位置，也就不难确定鄨邑的位置了。从“出鄨邑西不狼山”可知，“鄨邑”在“不狼山”东面。“鄨县”作为邦国旧址，涵盖今日遵义之大部，“鄨邑”即在今贵州绥阳县一带。贵州本土文史专家何沙滩在《关于新舟镇历史的几点粗浅想法》中也认为，“治所的位置为洛安江中上游一带，今蒲场至新舟一带及周边”。这与四川大学教授伍仕谦先生考证的“鄨（今贵州遵义）”也基本一致。
贵州绥阳县是否有“犍山”呢？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变迁，古“犍山”早已更名。
在古代，各民族对大山都充满了崇敬。在西南夷的核心地带，犍（qian）山能够成为后来犍为郡名之源，自然早已是少数民族的神山。《清.一统志》关于“犍为山，在犍为县南十五里”的记载，也许本意是说，犍为山在当时的县城南十五里。贵州本土文史专家何沙滩在《竹国夜郎》中提出：犍山，就是指今“绥阳县城西南蒲场镇、风华镇、郑场镇、遵义县新舟镇、遵义市团泽镇五镇交界一带的山脉，属于大娄山中段支脉”，如仙人山、牛心山、花尖山等。而这些地方留有很多美丽的神话传说与历史遗迹，如仙人下棋、祖源洞等，也正好符合“犍山”或“犍为山”作为古代神山的特点。贵州龙先绪先生在《通航钩沉——赤水河通航考述之二》中则说：“境内有犍山，一名不狼山”，认为“犍山”就是“不狼山”，即今天的大娄山。不论“犍山”或“犍为山”是指整座大娄山，还是仅指大娄山中段支脉的仙人山、牛心山等，“犍山”或“犍为山”确实存在无疑。至于“犍山”或“犍为山”逐渐消逝遗忘，由仙人山、牛心山、花尖山等取而代之，则印证了这一地区古代少数民族逐渐消退，被汉族文化逐渐渗透并最终取代的过程。
事实上，从商、周到秦朝时期，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一带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北方的汉族鞭长莫及，联系极少。直至汉武开西南夷，置犍为郡等，名义上对这一地区行使管辖权，汉族文化才开始逐渐向这一地区渗透。三国时期，诸葛亮对南中进行大规模开发，少数民族势力范围大幅退缩，汉族文化才正式确立起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因此，僰僮、夜郎等少数民族命名的“犍山”或“犍为山”，随着僰僮、夜郎等民族的消失而逐渐被汉族命名的仙人山、牛心山取代，也就不难理解了。
既考证出“鄨邑”即绥阳，“犍山”或“犍为山”即仙人山、牛心山、花尖山等，问题便已迎刃而解，史书记载的因“犍山”而得“犍为”郡名是完全正确的。
另外，“犍山”、“犍为”的“犍”，作地名时只能念qian，源自于远古少数民族方言读音，即仅借“犍”字进行标音，并非用汉字表义。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犍为本土学者的谬误。因为无论是“犍牛”、“楗为”还是“楗尾”，“犍”或“楗”均念jian，源自于北方汉语的标准读音，因而有特定的汉语意义，这与西汉西南夷民族文化背景是极不相符的。正如我国西汉称印度为“身毒（念yindu，梵语Sindhu音译）”一样，总不能根据现在的读音shendu理解为“身体有毒”吧？因此，用汉族文化背景下的字形字义去推断少数民族背景下标音的地名来历，本身就是错误的。
[作者简介]
李贤富：男，41岁，双本科学历，中学历史高级教师。现任四川省教辅材料评议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乐山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犍为县社科联副秘书长、犍为外国语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