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的三种史学讲义

杨宽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但1937年8月至1938年夏，曾有一年时间远赴广西梧州执教，并编撰了三种史学讲义。今据杨宽已刊及未刊材料，尝试细述这段历史。

1932年，杨宽考入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师从蒋维乔、钱基博、吕思勉等史家。在校期间，帮助上海市博物馆同事郑师许编辑华文《大美晚报·历史周刊》。1936年还没毕业，杨宽即被聘为即将成立的上海市博物馆艺术部研究干事。1937年1月1日，上海市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开馆后，郑师许到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任教。1938年淞沪会战前，杨宽与上海市博物馆馆长胡肇椿挑选比较重要的文物寄存震旦博物馆，上海市博物馆遂关闭。为了谋生，受郑师许的推荐，杨宽被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教育学院文史系聘为讲师。该校是陈济棠为纪念曾支持过他的古应芬而建。古应芬字勷勤（湘芹），故名。该校由三个学院组成：1933年成立的工学院和师范学院（后改称教育学院），1934年成立的商学院。1934年，三个学院合并成为大学，称为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学生人数一度达千人，是当时规模颇大的大学，但为期不长，从正式成立到结束不足四年。

“中国通史”课程

杨宽当时为学生开四门课，据《历史激流：杨宽自传》言：

我到达梧州时，勷勤大学文史系早已经公布我所开的课程：上学期的两门课程是一年级的“中国通史”和四年级的“古器物学概论”，下学期两门课程是四年级的“历史研究法”和“中国上古史”。“中国通史”用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作教本。这是由郑师许和系主任洽商决定的，他认为这四门课程我都可以胜任。他之所以为我开设“古器物学”这门课，因为他看到我在上海市博物馆所写的各类古器物说明比较有系统，内容具体而充实，可以从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大补充，创立“古器物学”这门新课程。

查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教育学院文史学系课程表可知，“中国通史”（一）（二）被安排在大学第一、第二学年，“史学研究法”和“中国历代史研究”（一）（即杨宽先生回忆中的“中国上古史”导论课）被安排在第三学年，“中国古器物学”被安排在第四学年。由杨宽回忆所得，四门课中只有“中国通史”这门课有教材，采用的是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其余都需要现编。

“中国历代史研究”（一）这门课所编讲义为《中国上古史导论》，这部书为杨宽的成名作，后全文收入吕思勉、童书业主编的《古史辨》第七册。该书的史学思想及贡献，学界早有评论，且给予很高的评价。顾颉刚曾言：“《古史辨》第七册，最应注意的，是一支生力军的加入，那便是杨宽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导论》的发表。”日本学者贝冢茂树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序论中极力肯定作为“疑古派”一员的杨宽，在充分摄取释古派的方法和成果后，用神话学的研究方法开拓出“新疑古派”的新境界。

“史学研究法”讲义

“史学研究法”讲义存“史料篇”，计26000余字，封面题有：史学研究法，杨宽讲稿。讲义的框架为：

序论

史学研究法史料篇

第一章 概说

一、何谓史料；二、史料与史学；三、史料之分类。

第二章 记录之史料

一、史书之分类；二、史书之应用；三、经子集中之史料。

通读这部讲义，笔者认为，《讲义》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肯定传统史学研究法。历来学者批评，中国史籍虽然很多，但纯粹研究史法的著作很少。杨宽却指出，“吾国论史法之书非不有，特未有人为之通条连贯耳”。近二三百年，西方研究史法之书才出现，而在中国，汉代王充《论衡》中的《道虚》《语增》《儒增》《艺增》《正说》诸篇就是考论史迹之虚实。西方史学研究法所讲，在中国传统文献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如朗格罗亚与赛诺波《历史研究法入门》，其以校勘与考证，涉及史册之文字，称为“外证”。又以衡事实之虚实，涉作者之心术，称为“内证”。王充《论衡·对作篇》云：“论者考之以心，效之以事，虚浮之事，辄立证验。”所谓“考之以心”“效之以事”即外国史家的“内证”。西方学者言：一部著作的完成，先以搜集史料，继之辨伪校正，再继之事实之考证，最后组合史文。章学诚所谓“搜罗咨访”，“抉择去取”，“陶镕变化”也是讲历史研究的必经步骤。“搜罗咨访”即西洋史研究法中所谓“初基知识”，“抉择去取”即“分析工作”，“陶镕变化”即“综合工作”。相对应而言，第一步，初基知识会用到目录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广泛搜集史料。第二步，分析工作会用到训诂学、考据学方面的知识，需要抉择去取史料。第三步，综合工作，陶镕变化。中外史家所用之史法，虽命名有不同，其方法初无二致。因此，通过中、西比较探源，杨宽先生相信，只要“悉心研究，发凡起例而观其会通，则较之西洋史法之作，必无多攘焉” 。

第二，肯定史料的重要价值。传统的史学以考史为主。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思潮的传入，各种科学兴起，史学也踏上科学化的征程，在这个进程中，学者不断扩展史料的范围。“讲义”的编写亦反映着这个总体趋势。讲义第一章即讲史料学，充分肯定了史料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史料是史学的生命，没有史料就不能称其为史学。次将史料按照内容、形式、来源分成不同的种类，并指出每种史料的可信度。又次论述各种体裁的史料，认为学者不仅于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等体裁中寻找材料，杂史野史、稗史小说、方志、谱牒、外国人著述、其他若近史所刊之年鉴、游记亦是重要的史料来源。又专列一节讲经、子、集中史料的搜集和运用。

第三，重视目录学。从阮孝绪《七录》到《四库书目答问》，史部分类纷繁。杨宽将学者的分类分为三种，依照《隋志》之史部分类的为正史派之分类法。另辟蹊径，自有体系的为别录派之分类法。刘知几、章学诚辈名之史论派之分类法，并对各种分类法有详细介绍和点评。王鸣盛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名，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通过对目录学的了解，使得研究者可了解学术源流，指示学术门径。如杨宽先生认同此理，治史应先通目录学，乃不至于谫陋差误。“书籍既多，指示门径之作，尤不容缓。”

“中国古器物学”讲义

“中国古器物学”讲义存“序论”“中国古器物学铜器篇”，计有20000余字，封面题有：中国古器物学，杨宽讲稿。讲义的框架是：

序论

一、古器物学之意义及其方法

二、中国古器物的类别和它的演化

三、古器物在历史文化上之价值

中国古器物学铜器篇

第一章 铜器的起源

1.铜兵器与石器角器

2.铜容器与石器

3.铜容器与陶器

4.铜容器与竹木器

5.铜酒器与角器牙骨器

6.铜容器与骨壳

第二章 铜器的演化

1.石铜兼用时代

2.殷商和周初

（1） 商器的发掘和著录

（2） 殷商和周初铜器的铭文

“中国古器物学”讲义有一定的价值。我国对古器物学的研究很早，但将古器物学作为一门课程带进课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不多见。就笔者所知，仅有1929年容庚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三、四年级开设选修课“古器物学”，讲述中国器物之种类、形制、应用及其研究方法。而1936年，远处西南一隅梧州的广东省立勷勤大学的学生能学到这门专业的课程，本属难得。讲义认为，我们要研究古器物形式的来源和演变，还要研究它花纹的来源和演变，我们研究古器物，形式、花纹和铭文，是要三位一体，不能特别偏重在一方面。通读讲义，非常明显的是，杨宽熟知学界的研究情况，频频引用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李济、唐兰、马衡、徐中舒、郭宝钧以及外国学者梅原末治、滨田耕作、安特生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证明己说，这对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非常有益。

总之，三部讲义皆为杨宽早年史学研究的成果，除了学界熟知的“中国上古史导论”外，“史学研究法”与“中国古器物学”讲义皆为新发现的材料，借此讲义，可丰富我们对杨宽史学面相的认知，亦对于系统了解杨宽的学术经历和毕生研究成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杨宽与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20BZS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辑：陈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