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欣赏的“大一国文”教材
读叶君远的《冯其庸传》，读到一则有关大学语文的非常重要的资料。这篇传记中说：1954年，冯其庸30岁那一年，从无锡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大一国文”等课。当时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只好自己动手编写。为“大一国文”课编的是一本《古代散文作品选》，油印成讲义，发给学生。好长—段时间都用这个讲义，反映很好。不知怎么，这本校内用的油印教材传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被老编辑周振甫看到，一眼相中，觉得选目精当，注释质量高，尤其是其体例让人耳目一新，而解放以后像这样的从先秦到清末的古代散文选本还没有见过，挺适合当时社会需要，于是就决定正式出版，书名定为《历代文选》。《历代文选》出版后很快风行一时。一天，吴玉章校长派秘书把冯其庸叫到自己家中，说毛主席对这本书很欣赏，还在中央会议上表扬了这本书，要大家都读读。（叶君远著《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冯其庸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三章“初到京华十二年”。）
叶君远是人民大学教授，冯其庸先生的弟子，也教过大学语文课，按说他的这段记载不会有错，不过笔者为了谨慎，还是查找了一些相关资料。首先笔者找到冯其庸主编的这本《历代文选》，在书的“再版后记（二）”中，确有冯其庸的一段说明：“这是1962年的秋天。……学校办公室又打电话给我，要我找几套《历代文选》，说是中央领导要看，我又赶快找了几套送到校办公室。后来知道，这是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到了这本书，颇为称赞，并介绍大家读这本书”。
然而笔者再找到《冯其庸全集》第一卷中的《我在人民大学的三十二年》一文，却发现事情略有出入。这篇文章说：“1954年8月，（我）奉调到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就任法律系和经济系两个系的大一国文，教材是自己选的古代到近代的名文”。但是接下来并没有直接讲到他主编《历代文选》的事，而是其中还有一段经历：“1956年人大创办了新闻系，国文教研室合并到新闻系，改称'文学教研室’。新闻系要开文学史课，而且指定要我来讲”，“我教文学史课外，还有一门作品选课，是与文学史课紧密结合的，因为我认为学文学史，光讲空洞的理论不讲作品，便成为说空话，所以我非常重视作品选的课，往往讲一段文学史，就讲一段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这样就使得讲课有骨有肉，既有作品的时代背景的讲述，又有作品的思想艺术的分析，要叙述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渊源，也就显得源流分明、变化有绪了。我主编的《历代文选》就是当时讲作品选的散文部分。”“此书自196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就得到了毛主席的佳评”。
这么看来毛主席欣赏的《历代文选》并非“大一国文”的教材，而是配合中国文学史课的作品选，这是需要认真纠正的。当然这则资料也不是和大学语文（“大一国文”）一点关系也没有。首先，冯其庸1956年后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历代文选》，显然和他在1954年为开设“大一国文”课而编写的教材“古代到近代的名文”有承续关系。其次，即使是为中国文学史课而选编的《历代文选》，也和百年中国“大一国文”和“大学语文”教材非常类似。从选篇看，《历代文选》最前面的篇目有：《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烛之武退秦师》《秦晋殽之战》；《国语》：《召公谏厉王弭谤》《句践灭吴》；《战国策》：《苏秦以连横说秦》《邹忌讽齐王纳谏》《鲁仲连义不帝秦》《触龙说赵太后》《唐且为安陵君劫秦王》；《论语》：《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墨子》：《非攻(上)》；《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天时不如地利章》《齐人有一妻一妾章》《鱼我所欲也章》；《庄子》：《逍遥游》《庖丁解牛》《惠子相梁》《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痀偻承蜩》……比较重开大学语文课后国内第一种组编教材（徐中玉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最前面几篇课文也是：《左传·秦晋殽之战》《国语·召公谏厉王弭谤》《战国策·燕昭王求士》《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墨子·非攻（上）》《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庄子·惠子相梁》《庄子·疴偻承蜩》……只是篇目比《历代文选》要少很多，甚至不妨看做是从《历代文选》中二次精选出来的。难怪身为大学语文教师的叶君远会把两者弄混。
第三，《历代文选》的编写体例也和“大一国文”教材非常近似。该书的“后记”中写道：“为了帮助读者批判地阅读本书所选的各篇文章和了解我国散文发展的一个简要的轮廓，我们采用了注释、提要、作者小传和前言四方面结合的方法，注释解决疑难字句，提要着重说明一篇文章的思想内容，有时也兼及文章的结构和艺术特色，小传介绍作者的历史，前言概述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民国时期的“大一国文”教材和今天的“大学语文”教材不也就是这样的吗？只是大学语文教材更多了“思考与练习”这一个部分（民国“大一国文”教材大都没有的）。这说明《历代文选》即使不是一种“大一国文”教材，但也可以为我们今天编写大学语文教材提供宝贵的借鉴——试问今天我们哪一种大学语文教材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欣赏和推荐了呢？
最后还有一点意外的收获，就是1954年人民大学是仍然开设有“大一国文”课的。以往的不少大学语文研究文章，都说这门课在1952年我国高校开始进行院系调整时就被取消了，现在我们知道，起码在1954年，人民大学还是有这一门课的。其实不止人民大学，还有其他不少高校在建国后也以各种不同形式坚持开设着这一门课。例如清华大学的朱德熙当时就编写了一种《作文指导》教材，教材序言中说：“一九四九年春天，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在着手改革大一国文课程的时候，便提出了改进作文教学的问题”，“一九四九年暑假，清华大学大一国文教研组指定我担任编纂作文教材的工作”，“本书写作过程中，清华大学大一国文教研组给予许多协助与批评”。该教材在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名虽然叫“作文指导”，但从序言介绍看，实质上也是一种“大一国文”教材。据笔者所知，在整个五六十年代，很多高校都是以类似的形式坚持开设这门课程，用得比较多的名称则是“文选与习作”。——这是题外话，将俟专文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