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不与人为敌的苏轼，为何对这个人如此憎恨，不屑为友？

就算苏轼再怎么不喜与人为敌，总有那么几个不屑为友、且要大肆“打压”者，新党中，吕惠卿大概是他最憎恨的同年，没有之一。作为当年欧阳修的得意门生，吕惠卿的学术和才干得到欧阳修、司马光的肯定，在欧阳修的推荐下，他曾与苏轼同年同居馆职，可惜他“用心不正”（司马光语），作为新法的骨干很快与苏轼分道扬镳，吕惠卿因积极主持变法一路高升至参知政事，大权在握，王安石罢相后成宋神宗推行变法的唯一依赖，“护法善神”因是得名。成为皇帝身边红人后，他眼里容不下昔日伯乐，使尽各种手段不让王安石重返朝廷，挑拨王与神宗的关系。

熙宁七年（1074） ，有人上章论司马光、苏轼、苏辙之贤，请召以置左右，吕惠卿自然不容“反对派”，把上奏的人贬出京。他于该年七月推行“手实法”，由官府定立物价，老百姓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上报财产，按比率缴纳免役之钱，其中有一条规定，如有隐匿少报者，鼓励他人告发，告发者将获得瞒报资产的三分之一作为奖励。其目的在为政府增收，可推行手段之恶劣，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稍有点资产的小康家庭，多被仇人检举，弄得家家破产，人人不安，官吏扰民、奸人告讦之风盛行。知密州的苏轼干脆直接抵制“手实法”，给丞相韩绛写信论述其害，政见不合也就罢了，破坏社会公序良俗那是断断不能忍的，“手实法”于熙宁八年（1075）被叫停，吕惠卿被免去参知政事一职。

元祐初，二苏在朝对吕惠卿力加攻伐，其攻击的点有二：一 、人品不行，“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但他得势后一脚把恩师踢开；二、能力不行，无论主持变法还是元丰中镇延安时用儒生徐禧为将，导致永乐城之役败局，均为祸国殃民之乱政。对苏轼来说，用“穷奸积恶”形容吕惠卿再合适不过。有一说一，徐禧虽是吕惠卿推荐的，吕与永乐之败无直接关系，他在延安期间整顿军队，率将兵巡视边防，稳定边境，还是做了点实事的。即使是被党争裹挟的苏轼，偶尔也会有失公正。先有吕惠卿熙宁年间对二苏的排挤、打压，而后才有两兄弟的报复攻击，双方互相看不惯，吕惠卿听门生称赞苏轼聪明都要反问：“尧聪明耶？舜聪明耶？大禹之聪明耶？”门生答：“非三者之聪明，亦是聪明也”，吕听后勃然大怒。而为了起草贬谪吕惠卿的制书，苏轼放风自己要操刀，愣是把休假日变成了工作日，本来是刘攽当值，听说苏轼手痒便称病在家。苏学士《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一气呵成：

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具官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 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复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赃狼藉，横被江东。至其复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至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

有人评价“这是苏轼一生骂人最厉害的一篇文章，完全是深恶痛绝的口吻”（成语“滔天罪行”出于此），传说苏轼写完后痛快对朋友道：“三十年作刽子手，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有人断言，“使其（惠卿） 得志，必杀二苏无疑矣。”新党众将似乎也不喜欢吕惠卿，所以即便新党当政，吕惠卿也无法回到权力中枢，但他有弟弟啊，元祐元年吕温卿出知饶州，刚巧苏轼长子苏迈调江西德兴县尉令下，德兴在吕温卿管辖范围内，为免吕氏报复，苏辙赶忙上疏请罢苏迈德兴之行，饶是如此，吕温卿后来任两浙转运使，对苏轼在杭友人下手，以陷苏轼。

二苏被贬岭南时，连章惇都知道，不能派吕惠卿去那当地方官，否则要出人命。总有不怀好意者比如蔡京奏请同年吕升卿（惠卿弟）为广南西路察访使以察元祐党人动向，这不是变相想置二苏于死地？“吕升卿一来，他俩不死也要脱层皮”，幸得枢密院使曾布（曾巩之弟，早年与吕惠卿协助王安石制定新法，后与吕闹掰）以吕惠卿兄弟于“二苏”有不解之仇，去则必害之，力争以免吕升卿广南之行，朝廷才改派董必，“二苏”命是保住了，免不了受董必一番收拾。

吕惠卿比苏轼多活了10年，徽宗崇宁末在杭州任地方官时，借朝廷禁苏学之名，破坏林希所树之“苏公堤”碑，人都不在了，七十多岁的吕公还在抹去苏轼的痕迹。难怪苏轼生前老说自己与“人”难缠，与“天”更为亲近，人心多复杂，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智可以欺王公，力可以得天下”，纵使他有化敌为友的气度，总有大张挞伐和不愿原谅的，这才是人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