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过年

又要在新加坡过年了，这将是我在新加坡过的第三个年。在我们老家，在哪里过年可是一件大事，记得前年我第一次在新加坡过年，过去报社的同事刘精源先生还给我写过一首诗："岳家巷陌接星洲，学海通津任漫游。北望南洋春汛早，狮城正好看潮头。"精源先生胸有丘壑，应该是想借题发挥，因为吾乡再怎么看重，我这件事也不值得他专题赋诗。待我翌年再来，新冠接踵，天地变色，到处闭关锁国，只得就地过年。去年除夕，人在星岛，江城消息不时传来，同学、学生和故旧亦有中招，听春晚成龙唱"问我国家哪像染病"，竟停杯投箸不能食，躲在一边哭了一场。今年春晚可能不会闹了吧，不管是在哪里，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华人们的这个年都肯定要过得别有一番滋味了。

新加坡抗疫政策相对柔和，社区未隔离，企业不停工，学校不停课，社会活动受限制较少，民众生活受影响较小，而死亡率特低，颇得全世界关注和好评。即便如此，新加坡今年的年还是会有一些限制，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每个家庭一天最多只能接待八名访客，拜年也尽可能只拜访两户人家。新加坡人拜年不送什么礼物，就送两个橘子，代表送吉祥。其实也不是送，而是换，你送两个给人家，临走人家回送你两个，礼尚往来，互道祝福。

新加坡人有个很重要的年俗叫捞鱼生，席间有一道用鱼肉和各种蔬菜配料制作的凉菜，吃的时候由一个人发号施令，大家就一起用筷子将盘子中的各式材料高高夹起，一边夹一边用广东话大喊"捞起！捞起！捞到风生水起，一年好过一年！"我参加过几次这样的饭局，但一次都没捞过，光顾拍照了。据说这是正月初七必吃的一道菜，这天又称作"人日"，女娲造了万物，在第七天造了人类，这与《旧约·创世纪》里的记述大同小异。人们就在正月初七这天，用七种菜做成"七彩菜羹"，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捞鱼生。可是今年，新加坡规定，捞鱼生时必须戴口罩，而且只能静静地捞，不可能搞得那么语笑喧呼了。

不过我参加的捞鱼生饭局，好像并不限于这一天，记得一次年夜饭就捞过。新加坡人的年夜饭，大都在餐馆吃。我曾经跟着《新加坡眼》的采编团队去天天渔港试菜，这家餐馆最便宜的一桌688元，最贵的6888元。我说的可是新币，折算成人民币要再乘以五。疫情肆虐，游客渐稀，新加坡很多餐馆生意清淡，但愿春节能够帮他们补充一点元气。

新加坡人过年还爱发红包，数额不大，一般也就十元左右，图个吉利，没有压力和负担。不过红包里的钱必须得是崭新的，老板给员工发，大人给小孩发。只要没结婚的就都算未做大人，据说七老八十了还有人给。这种发红包的习俗我老家湖北也有，不过好像只限于给亲朋好友的小孩发，深圳和苏州是公司的老板和高管也给员工发，和新加坡比较相近。前年春节，有客人从北京来，我们去一家叫做莆田的餐馆宴请，居然还收到了餐馆发的红包，记得好像是每人6元新币。

我感觉舞狮子在新加坡特别时兴，特别被看重，好像是新加坡过年的重头戏。我看到过几场舞狮表演，感觉他们水平很高，高得我好奇起来，跟几个新加坡人打听过缘由。原来新加坡本来就叫狮城，几乎每个单位、每个小区过年都要请狮团来表演。他们的表演可不是随意蹦跶几下，而是有障碍、有目标的采青表演。那种难度，没有一定的武功基础，没有一定的审美训练，是难以企及的。他们要越过重重难关，最后取得财宝，也就是一些青色的菜蔬，才能得到丰厚的红包。舞狮现场往往人头攒动，鼓声跟着狮子的节奏，或激越，或奔放，或伤感，或悲戚；锣和钹则配合鼓声，轰轰烈烈，喜气蒸腾，宛如看一场大戏。据说新加坡有300多支这种专业狮团，有上万人在这行业效力，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青阵文化。而这种采青，据说源自清朝，取其谐音"踩清"以明志。新加坡的狮团也是从清朝末年就开始，脉气未断，赓续至今。

其实新加坡过年应该很缺少年味的，有人说过年不下雪就如同吃方便面没有调料包，可新加坡去哪里找雪？他们在炎热的天气过年，有点像澳洲在夏天过圣诞，总让人觉得不那么适愿，何况新加坡过年还只有两天假期，但他们却把年味搞得浓浓的：不管多么高大上的地方，一到腊月就都播放那些老掉牙的咚咚锵锵、恭喜新年的歌曲，你还别嫌弃这些老歌，我总觉得它们特别来气氛。还有他们贴春联，就是发财发财发大财那种，你也别嫌他们没诗意，正是这种俗，最应年景。背街小巷也张灯结彩，到处竖着高大红艳的财神爷，还有很多人扮演财神爷，见人就发一枚巧克力做的金币。最热闹的是新加坡的唐人街牛车水一带，那真是打扮得比天上的街市还令人惊艳，卖的年货堆成山，买年货的排成龙，还无论如何都不忘去买几袋香香甜甜的猪肉干，好像没这东西就过不了年！

很多朋友感叹说而今年味越来越淡，其实也不准确，再淡应该也淡不过以前那种"革命化的春节"。而今疫情未退，年味变淡也在所难免；平常年份的淡，指向的应该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流失。然而一种社会文化，跟自然生态有点相似，只要不人为破坏，它就会慢慢恢复生机。不过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它总要演化，总要流变，其间的保守与进步，也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新加坡的年就是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