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传》之十 | 转捩

文/陈慧剑

播讲/觉新

监制/法量大和尚

诚子孤独地漂泊上海，对叔同，是一种新愁。诚子扔在上海，无异于扔在日本。 他在世间活了三十年，除了五岁以前，在深广的院落里，度过襁褓岁月，余下二十五年，便活在女人与艺术之间。诚子，是他最后一个——女人与艺术的总体。

过去，专为读书、写书、刻书而生活的日子，专为宣泄、孕育、制造情感的岁月，由于人生道路的突然转道，而不得不与之诀别。过去，二十五年间知识的吸收、情感的储藏，到上野归来，都变为一种母性植物的花粉；并准备向下一代的中国青年传播与禅递。文学与艺术，现在只能算是生活的璎珞，而不能作为传道的工具。现在，诚子对于他，忽然间竟成为一种责任，可不是上野时代，模特儿的诚子了。 在人类开始觉醒的时候，生活便是责任。

天津的码头上，挤满了欢迎叔同的人群，他的哥哥文熙——当年严厉而寡情的嫡传嗣子，现在已是四十开外的忠厚长者，这位学医的哥哥携带着一家人，和叔同的眷属，李家的亲友，一道来迎接海外归来的弟弟。

生活的磨炼，使人心的棱角变为光滑可爱；以往的“创伤”，似乎也失去了回忆的分量。文熙与叔同，这一双同父异母兄弟，互相间都有着谦疚的表情，好像过去都犯了一种不可原恕的罪责；但他们的内心，实际已经完全宽恕了。如果，古老的中国，有互相拥抱的礼节，文熙一定要扑上去抱住他这位年轻多才多艺的弟弟亲吻——可是，事实不能这样露骨地表达兄弟的爱，正因为形式上不能表达以往欠缺的手足之情，所以文熙的内心，也就更加热爱着叔同。

这一群人，刚到家，文熙便把“工业专门学堂”的聘书，捧了出来。也许是由于文熙的至诚，与叔同的造诣，使这所学府为叔同开了一科“绘画”课程，十多年前，叔同的书画在天津已经出了名。但叔同在日本主修的，则是“西洋油画”，这在中国画界，则更为新鲜、稀奇。因为，中国画用的是“墨、烟、彩色”，画在纸上。西洋画，则以“油膏、木炭”，涂在幅度不同的布上，而且涂得血淋淋地，不成名堂，可是，一旦悬挂起来，则赫然成为一种活的野的神乎其神的东西。这种画经过画家用手、用油涂抹在画布上，正如他用血、用灵魂，赋予那块画布以活的生命。因此，西洋画显得野性、冲动、突出。——这正如航海人的性格与牧马人的不羁。

从画的意境与理境去教育青年，这似乎决定了叔同这一生的路。艺术的路，没有时间与空间；其成就，犹如沧海之一粟到大千世界。——而叔同，将来的路，并不在北方。无论如何，雪子使他把半颗心，已寄归江南。重要的，江南是新文化的摇篮。

一九一0年的秋天，叔同脱去留学生的洋服，换上了流行的教师服式；灰色长袍，黑呢马褂，布袜布鞋；上讲台，第一次为人师表。面对台下眼睛会动、心里会想、嘴里会说的莘莘学子，他觉得，教师的肩膀，绝不可能同钱庄里的掌柜负荷相等。站在讲台上的师表，不是戏台上的跑龙套角色；花脸与花旦，也不能表达师道的尊严；严格地说来，只有唱老生的胡子，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相，起心动念，都有尺寸，这种典型的人，才是真正的师表！

师表，不仅在外型上静如止水，在内心里，也应如老僧坐禅。若不能如此，便不能为人师，便不足为下一代楷模。为人师表的感受，从踏上讲台起，便通过叔同的大脑；过去的生活，譬如死了；只有当下的生活，最真实，最有意义。

叔同，白天在工业学校上课，晚间与暇时在家里照他过去的习惯，写画、练琴、习字；但金石、诗词，则是偶尔试刀。文熙现在依然照管家务，同时挂牌行医。没事儿的时候，则找叔同聊聊。兄弟间，兴致一来，总是小酌一番。

一九一一年的春假，叔同在家里闲着，正待写一封信，给上海的诚子。这时刚巧，文熙从门外神色匆忙地回来了。

“啊，叔同！事情糟了！”文熙走进他们古老的书屋，嗒然若失地，倒在椅子里，呆呆地望着叔同。

“什么事，哥哥？”叔同站起来。

“天津的盐商通通垮了！” 　　

“他们失败与我们何干呢？” 　

“我们失败也就在这里了，叔同！我们也是盐商哪！我们还是大盐贩子呢，我们经营的'义善源钱庄’，全部投资于盐；它活活埋了我们五十万！五十万块银币！”

叔同一愕。他从没有想到做盐生意也会失败；而且为什么要失败？对于家庭经济，他通常是讳莫如深。义善源钱庄，有他们五十万银币被吞掉，这是他突然地听到；据他所知的，在天津、上海、北京都有他的资产，但这些资产的盈亏状况，他也无法知道。他深知他的哥哥是一位理财专家，不仅是一个医生！但这次垮了。——盐的失败，是失败于官价的剧降。文熙摊开两只手，在椅把上。　　

“五十万？”叔同重复一句。　

“嗯。”文熙答。

“假使我们生活在北京呢？——就算遭了八国联军的烧杀吧！一座北京城比起我们的五十万，也不算渺小了；哥哥您平平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还没垮哩。垮了我们兄弟的家业，能垮了我们的骨头吗？”

“你说得是，可是这都是祖先血汗惨淡经营来的财富啊！”

“逢到天灾与人祸，就不能论及什么人的财富该不该毁灭了。如果不毁灭的，那才是侥幸。”

“侥幸？”文熙直视着门外的天空，一片白云浮了过去。

“人生总是变幻无常的。”叔同低唱一声：“清廷的命运，已是朝不保夕。哥！我们弄杯酒来，我们与生而来的——除了赤裸着的身子，别无长物。”

于是叔同叫一个小厮，到后头厨房里，要几样小酌的菜，便无言地对饮起来，直到红日西沉。此后，天津盐业的不景气，如一排巨浪，向经营这一行的人们作无情的打击；直到半个月之后，李家另一座钱庄“源丰润号”，再度全军覆没；使文熙丧失了全部经济动力，而李家的百万财富，除了河东的一座住宅而外，在天津的财富全部流荡了。

文熙被这种沉重的轰击，已到面临绝境的边缘，叔同，则由于艺术的陶冶，更感觉世间的财富不可靠，简直如同一堵粪土之墙，艺术的创造，实际上是创造了不朽的生命。从此，他的表情更严肃，教学更认真，衣着更朴实了。这好像一个人走路，本来前面有两条路，但此刻另一条路忽然阻绝了，因此，不得不一心一意地循这条路，向前奋进。给雪子的信里，他没有提到家业的破产。  给上海朋友们的信里，他没有说到他的窘状。

他面临的，是一种更庄严、更刻苦的人生；这与过去的生活对比，过去的似乎靡费得过火了。当前的庄严、刻苦，刚好是对于过去的补偿。在教学的余暇，他便专心于油画的创作。

一九一一年(辛亥)的革命火花，在大江中流的武昌爆发！革命的怒潮涌到祖国河山每个角落：爱新觉罗王朝在黯然无光不流血的政潮下，结束了二百九十年的辫子统治。孙逸仙先生，在南京就任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知识分子从梦中醒来：叔同上过了清廷统治下最后的一课，便决心南下上海。

北方，比革命前更为悲惨，遍地流荡着辫子兵，这种遍地招兵买马的景况，使人悟到中国的老百姓，沉沦苦海，永无出期。明代宸濠之乱，中国民间传播着一段流言：“贼如梳，兵如篦，士兵如剃。”看来，天津城厢以外，士兵横行，过兵如过蝗虫，比剃还彻底！

一九一二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黄埔江码头，落着霏霏的细雨，一艘从天津开来的客船，载来南下的叔同；码头上拥挤着接待归客的人群；客人们从扶梯鱼贯地走下来；人群里，有熟悉的声音热烈地呼唤：“叔同！叔同！”

叔同愣一愣，停在扶梯的中途，向人群里搜寻，刚好有一小簇人向扶梯口涌到，有几张多么热情、熟悉的面孔！

“幻园！孝谷！啊诚子！你们都来了……”

“叔同！叔同！”

“叔同！快下来呀！”诚子欢呼着。“你终于南归了！”

这是叔同初到上海结识的义兄许幻园、上野的同窗曾孝谷和雪子组成的小小欢迎场面。

“天津还好吗？叔同！”孝谷说。

“还好，但比光复前好不了多少！唉，说来中国的余孽还没有消灭干净。”

“我们这儿不同，叔同！”幻园插上来说：“我们这儿已与革命的人们结为一体了。——叔同哪，陈英士先生继革命的'苏报’、'民报’，将要创办一家《太平洋报》！人们正等着你这枝笔哩！”

“咳，上海的人才如过江之鲫，我谈不上呀！”

“你等着瞧吧！有你的份儿的！”幻园紧加上一句，“黄包车来四辆！”

于是幻园、孝谷、叔同与诚子，坐车回到法租界的寓所，雪子当下交代阿妈，弄些小菜和酒来，于是他们便从亡命的王朝，说到革命的民国。

叔同看到大江以南的新气象，与古老灰色的北方，相差太远了，不禁心有所感。诚子递过笔来，他一气呵成“满江红”一阕。

幻园马上抓过来，念道：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

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好一个'一担好河山，英雄造！’”孝谷击掌。

于是三个人扬声，照着词牌儿抑扬顿挫地唱起来，诚子站在叔背后，低声吟哦。

“怎么样，中国人不平凡啊？”叔同反视诚子。

“被压迫的民族，形势逼迫它奋斗、创造；不然就要亡国哩！

“诚子的话，诚然！”孝谷插上来。

“你们这一双，才是珠联壁合！”幻园说。

“我们因缘前定，谈不上珠璧！”叔同瞅着诚子，诚子眼里润湿着。

“叔同的话太悲观了！”孝谷说。

“叔同与曼殊上人，倒有几分——”幻园忽然提到苏曼殊，与同一比，又觉得滑了嘴，赶紧咽下去，便低吟——“乌舍凌波肌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赠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曼殊的身世，太悲哀了！一席团聚的酒酌，兴高采烈开始，最后由兴奋的“满江红”，到曼殊的诗句——“恨不相逢未剃时”结束。孝谷与幻园在春寒料峭中，叫两辆街车告别。雪子与叔同在灯下相对，直到三更。

叔同到了上海，很快便传遍了文坛。旧时南社社友们，决定三月十三在愚园路的“愚园”集会，东邀叔同入席。因为他的字、画、印同样在文坛著名，朋友们请他在南社通讯录上设计图案并题字(这时起，又署别名：李息)。之后，城东女校慕名聘请他为文科教席，三个月后，陈英士主持的革命党报《太平洋报》社，以叔同是一个艺术通才，请他主编副刊(包括广告设计)，叔同欣然就任。

曼殊上人以“比丘”身，撰长篇小说《断鸿零雁记》，在副刊逐期与沪上文坛见面。上海的文坛，曙光初现；苏曼殊、李叔同、柳亚子、叶楚伧，聚会一堂，以《太平洋报》为中心，展开了文艺活动，由叔同发起组织“文美会”，编集名家书画印稿，但不幸的是，搞文化事业，千古如斯，以喜剧始，以悲剧终——《太平洋报》场面大而收益少，到九月间，被警察查封。

报社的文化人，走的走，散的散，叔同感觉世间无常，终于再度离开上海滩，进入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主持图画与音乐两科。李叔同的出家因缘，便在这里酝酿成熟。

夏丐尊——《爱的教育》翻译家——与三十年后的弘一大师，结了不解缘。

待续

天宁寺公众号编辑部  慧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