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被忽略的君主共和制
通过常识化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希望大家已经能看清哲学界一直没人敢涉猎哲学普及话题的原因，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不真懂哲学的人，想读懂政治和历史，其实很难，因为政治观和历史观即是人生观和世界观，只有真读懂，才能形成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价值观。既然哲学都不能帮人轻易实现具有终极价值观属性的终极自圆其说，政治和历史这种间接学科怎么能行呢？！通过以上讲解，希望大家都能理解和承认，只有哲学，才是人类一切认知学科当中的基础学科，然后就不难理解，既然作为基础学科的哲学都因这明确的开放性而不得终极成熟，其他学科怎能跨越基础学科而妄言独自成熟呢？！如今通过常识化视角，希望在所有学科一致的开放性当中，大家能感知到它们与哲学之间的内在整体一致性，然后把这种整体一致性与人类社会的整体一致性建立起必然的联系，这样您才能更好地从可知论视角理解哲学，从此再不被不可知论迷乱心神。旧哲学界，从来不能这样解读自己的哲学认知，所以只能让哲学整体陷于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冲突而无能为力，所以旧哲学家都只是精通哲学局部的管中窥豹者，当然只能在自说自话的专业领域卖弄自己自以为是的专业性，回避哲学普及的必然性，是他们不得不采取的回避与自保策略。用具备整体一致性的常识化视角解析中国历史，仅总结出旧哲学界不敢涉猎哲学普及命题，才只是个开始，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隐含的思想融合趋势，再用常识化的视角，任何人都不难理解，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中国的封建政治就已开始解体，直到秦统一六国后实行的郡县制，中国历史就已不是现在所谓的封建社会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一直在论证社会主义民主相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优越，可惜只要没有可知论哲学在理论上的终极创新支撑，想要说服西方文明的唯心主义不可知论，注定就是历史的必然，所以只能展现自说自话和自欺欺人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尴尬。比较而言，按照西方哲学标准，对秦以后已经摒弃分封制的郡县制的准确定义不能，其实与西方哲学定义逻辑、本体论和哲学自身定义是一个道理，因为西方哲学从未真正掌握到哲学与人类社会的整体一致性之间的主要关联。秦以后，中国传统政治虽然偶有类似汉的局部分封现象，但总是被昙花一现地取缔，主流政治都以郡县制为主。对比于同时期的西方政治，只是在近代由科技触发的商业文明出现后，他们才开始有瓦解由教会主导的贵族分封制的机会，进而在英国开始出现由至高无上的国王统治的现代意义上不再参与分封和被分封的主权国家。只不过经济发展速度太快，英国又迅速进入大宪章所代表的更先进的君主立宪制度，此后的西方文明，才开始展现出对中国的绝对反超，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摆脱封建制的历史进程，比欧洲早了两千年。比较而言，如果英国瓦解的是教皇主导的分封制，那么秦一统瓦解的就是周王朝的分封制，所以在英国摆脱教庭控制到大宪章之后的君主立宪制之间，是区别于此前的封建主义和此后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制度类型。我认为，这种制度类型的最明显特征就是由君主主导的共和制。这样一来，明确了介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君主共和制，那么中国传统政治摆脱封建主义的历史，就可以明确地比西方历史早上两千年了，这样就为后来由国民党主导的三权分立民主制必然被中国历史摒弃，提供了新的解释理论基础。如果大家觉得这样解读君主主导的共和制体会得不明显，那么从底层农民的身份对比上，也可获得直观认知，因为秦朝用军功爵制彻底瓦解了贵族对土地的所有权，所以此后历代政治都在修养生息的时候给农民分地，所以中国传统有地农民的主体性，相对于同时代的西方没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的农业生产者，或曰农奴，岂可同日而语？！中国传统由君主主导的共和制能够长治久安，而西方民众根本没有任何主体性，所以只能通过渐进的民主制慢慢向一群没有独立思想的民众释放民主。这一切，显然都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早有相对成熟的本体论有关，因为只有成熟的本体论，才能绑架思想界用相对成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绑架政治。西方社会正因为没有成熟的本体论，所以才有宗教思想与政治沆瀣一气的政教合一制度类型。反观中国历史，由秦朝所建立的郡县制，经历汉朝分封的局部复辟，直到隋唐时才相对稳定与成熟，当然也是中华文明的国际地位最高的时候。这说明，春秋战国时代体现在《道德经》上的本体论系统创新，经过秦汉的沉淀，终于在政治哲学上通过独尊儒而达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峰，随后转入前述宋朝所谓的政治制度超前创新所导致的整体没落。这一切，展现的仍是道家思想所谓的物极必反的规律，这说明，在新的终极本体论出现之前，中华文明必将在辉煌之后走向没落，就像没有新的哲学思想指导，古罗马帝国只能被汉朝驱逐而西迁的匈奴的冲击而瓦解一样，因为那是野蛮的游牧文明入侵所必然引起的连锁反应，实际为欧洲大陆走向新文明提供了足够的外力帮助，就像大英帝国的崛起，实际亦为中华文明的重新崛起提供了足够的外部思想帮助，是一个道理。希望大家都能通过这样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交流史，看到远古时代就未曾止息过的文明与文化交流对现代文明的影响，所以我真正想说的是，不把自己的想象力局限于过于注重证据的考古学，这样您才能更好地摆脱不可知论，因为过于注重实证，是过于相信形式逻辑而不相信辩证逻辑的表现，结果实际限制的，是我们自己的形而上学思考能力。换言之，过于注重实证，会让人把注意力过分集中于哲学的局部，这样自然也就无法抽象感知哲学与人生一致的整体一致性。这样的哲学思考，想摆脱坐井观天的狭隘，当然不可能，摆脱不可知论的干扰，当然也不可能。其中就包括作为可知论者，根本无法雄辩地说服不可知论者。这就是不能摆脱过于依赖形式逻辑的消极后果。明白这一点，自然不难理解，只有确立辩证逻辑才是显意识思维的真正主导者，然后人们才能用辩证逻辑指导的形式逻辑，更好地实现跳出哲学看哲学的理论视野，这样才能在哲学彻底常识化基础上，实现哲学的常识化普及发展，然后才会让不可知论彻底消失于人的现实生活。既然中华文明的衰落具有本体论上的必然性，那么为什么还能僵而不死地得到复兴呢？一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哲学体系中没有类似道一样的可自圆其说的本体论，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西方哲学本体论冲突归结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后，本身就意味着西方哲学本体论问题已经到了终极统一的前夜。只是通过常识化视角，我们又必须承认，在西方哲学框架内，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实现这种终极统一，所以只能借助外部文明力量。现在看，显然只有复兴后的中华文明能帮他们实现这种根本转变，因为我们有可自圆其说的道家思想本体论，只是尚未终极自圆其说而已。这样我们再反观国民党的民主制政权被抛弃和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制的成功上位，与哲学的内在发展规律之间的必然联系就建立起来了。综上可知，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不过是变这种社会发展的隐性规律为显性理论而已，希望大家能欣然接受这种无法被推翻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新视角，同时也放大您一贯狭隘的人生立场到最大化的程度，实现您自己向终极可知论者身份的积极转变，善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