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陶簋内壁上的车祸现场示意图
摘要:确证2002年河南省洛阳市唐城花园C3M434墓葬出土C3M434：2号仿铜陶簋内壁与底部图文含义真相。发现《左传》《史记》等书均有与此图画十分吻合文字记载。其真相应该是春秋时期齐国史官以简笔画、卦象结合方式，刻画齐襄公于其十二年冬十二月田猎遭到野猪攻击，幻觉屈死公子彭生幻化野猪恐吓自己，驾车辕马受惊脱缰逃逸，齐襄公坠车摔伤脚部，引发宫廷政变弑杀身亡，公元前686年以后才保存于东周王室的车祸现场示意图。
一 C3M434：2号仿铜陶簋图文已有考证文献及存在问题
（1）C3M434：2号仿铜陶簋图文已有考证文献节录
C3M434：2号仿铜陶簋图文首见于2007年第2期《考古》，本期刊登了《河南洛阳市唐城花园西周墓葬的清理》、《西周陶簋所见图画、筮数和文字简论》两篇文章，现将其中关于陶簋图文的论述文献，及以后才出现的较清晰垂直翻转对照图版，一并节录影印如下。
影印图版来源于2017年第3期《周易研究》：李锐《河南洛阳市唐城花园仿铜陶簋试探》[1]一文（图一）。
（图一）
论述文献节录于《西周陶簋所见图画、筮数和文字简论》：“2002年7月，在洛阳市东车站东南唐城花园的基建过程中，发掘一座编号为C3M434的西周晚期墓葬。该墓出土C3M434：2号仿铜陶簋的内壁和底部依顺时针方向刻有成组的图画、筮数和文字（以下简称“陶簋图画”）。这些图画、筮数和文字，构图奇特，内容丰富，极为罕见。它们应是依据这些图画、筮数和文字的含义以及器物的用途等，在烘烧前刻画上去的，是'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
在陶簋内壁刻画由武士、车辆和野兽构成的一组图画，应是一幅比较完整的田猎图。它的含义与陶簋的名义和用途相符合。这幅田猎图画的技法古拙，生动逼真……。
1.车徒 猪首人身，左手执盾，右手举戈，双腿弯曲，作向前走动的样子……。
2.射夫 颇似鬼头，横眉圆目，左手执弓，右手举戈，左腿扬起，作张弓欲射状……。
3.田车 长方形舆，双轮、单辕、横衡、双轭，车舆与横衡间系有靷绳相连，这是西周战车的图形……。
4.野兽 在田车前刻画一个昂首伫立，神态安静的动物。野兽是田猎的主要对象……。
在陶簋内壁紧接田猎图画之后，刻有五个由数字组成的筮数易卦。这些筮数易卦都可以按照奇阳、阴偶的原则，译为《周易》的相应卦画。它们的名义、卦象或卦爻辞，大都与陶簋和田猎图画的名义及用途相符合……。
在陶簋内壁筮数《无妄》卦下和陶簋底部正中，分别刻有'雨’、'五’两字。田猎图画的后面，还刻有五行'刻画符号’。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文者，物象之本也。’我们认为'雨’、'五’诸字，应是反映陶簋和田猎图画的名义、用途及相关诸卦之象的物象文字……。
3.刻画符号 值得注意的是，在陶簋内壁的筮数易卦之后，还刻有五行颇似'刻划符号’的成组文字，每行似由四五个字组成，字体草率，奇诡难识。它们的识读和含义，有待进一步研究。”[2]
（2）陶簋图画已有考证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
囿于上述两篇冠名西周及割裂图画整体内容的考证文章，在并没有弄清楚陶簋图画中为什么至少应该有两匹马的单辕车没有马？为什么射箭的人物要一只脚离地？为什么持盾人物要双腿弯曲双脚离地？为什么图画人物形貌像鬼？为什么图画中动物要竖立起来等问题的情况下，随后至今如《西周陶簋所见筮数、图象考释》[3]、《河南洛阳市唐城花园仿铜陶簋试探》[4]等论述文章，均沿袭西周定论展开讨论，其结果可想而知。
笔者在首先明确陶簋图画人物、无马车、野兽等内容决不是莫不相关各自独立情节的基础上，偶然发现陶簋图画是其作者按照目睹一定事件当事人口述、或如同《左传》等相似文字记载资料，再采用类似现代摄影捕捉目标景物刹那即逝的影像、所谓“抓拍”技巧，采用手工刻画图画形式，再现中国历史春秋时期，一场有完整详细文字记录宫廷政变初始阶段的诱因细节，详细确证过程附后。
二 陶簋图画局部类似商周古文
（1）陶簋图画车与商周古文“车”字类似
文字起源于原始图画。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对此有一段附有图例的精辟见解：“早期汉字多为象形，基本上是采用按物绘形的方法创造字体，每一个字皆可独立成为一幅'图画’，以早期车字为例，完全是仿照当时的具体实物描绘而成，其中包括车子的辕、轴、舆、轮、衡、轭等各个部分，俨然是一幅古代车子的图案。参见表一六七。”[5]（图二）。
（图二）
我们将陶簋图画中的马车与上述图例中的车字对比，两者相似程度确实很高。
（2）陶簋图画射箭动作与商周古文“射”字类似
陶簋图画的作者在描摹射箭动作时，直接参考使用了商周时代金文射字两种异体“䠶”字写法，其中箭头朝左者[6]（图三），箭头朝右者[7]（图四）。
（图三）（图四）
我们将陶簋图画中的射箭动作与此字形对比，两者几乎一模一样。
（3）陶簋图画人物与商周古文字“鬼”字类似
陶簋图画作者所刻画的人物与商周古文鬼字类似。关于鬼字，因为商周时代全民都是纯粹的有神论者（现代社会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在有神与无神之间游移），西汉时期总结商周先秦资料成书的《礼记》明言人死谓鬼：“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在逐字解释字体来源的基础上，使汉字的形、音、义趋于基本规范和统一，关于“鬼”字其字源解诂认为“鬼：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凡鬼之属皆从鬼。”现代郭沫若《甲骨文合集》收录的一个其上面“鬼头”与其它鬼字相同不变，而下面肢体不止“从人象”，稍微复杂一些的鬼字[8]（图五）。
（图五）
可以认为，陶簋图画中的人物形象，应该是作者顺从当时社会认为人死谓鬼社会习俗的生动表现。陶簋图画所表现的正是记录所谓“鬼”生前活动的某一惊悚瞬间场景。
（4）陶簋图画动物与商周古文字“豕”字很可能类似
陶簋图画动物与商周古文豕字很可能类似。在陶簋图画马车前端衡、轭位置的右侧，有一如果以跑动中的两个人物肯定是“站立”为标准的话，同样应该是处于站立状态的一只动物。我们根据此动物周围的空白是否富余来分析，如果画成同样大小并且四脚着地的情景也富富有余，并不存在由于画面狭窄而被迫画成如此站立怪异的样子（原因后文详解）。在商周古文中“站立”表达书写并与陶簋图画站立动物可能相关的四种动物名称分别是马、犬、狼、豕（猪）。
“马”字在商周甲骨文中是一个典型的象形字，象马的侧视图形。随后大约在成周时期金文中，笔画有所减省，但仍然保留了大眼、修尾、长鬃的基本特征。马字繁简有多种形体，但颈部皆有鬃髦是其特征。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收录的甲骨文象形马字[9]（图六）。
（图六）
上述马字形如果与陶簋图画作者擅长以商周古文象形字为主设计图画内容，局部站立动物也应该采用具体象形图画来要求，相差甚远，故其决不可能是“马”。
“犬”字《说文》：“犬，狗之有縣蹏者。象形。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可见犬字其实应该是最具象形者。《殷墟书契前编八卷》收录的甲骨文犬字[10]（图七），收录的所谓犬鼎犬形图[11]（图八）。
（图七） （图八）
此两幅犬形图狗尾长而上竖的特征也和陶簋图画动物短而朝下的尾巴大相径庭。
“狼”字秦汉简帛所见者大多类似今日隶书繁体“狼”字，见于商周甲骨者绝少。《殷墟书契前编八卷》中收录一例由前所见“犬”字左旁加一“良”字组合为“狼”者[12]（图九），可证陶簋图画中“人立”动物亦不可能是“狼”。
（图九）
“豕”字与“犬”字商周古文绝相类似。“标准”的豕字头朝上，中间是肥圆的肚子，偏短的尾巴朝下。“标准”的犬字，头与豕字相同，但腹部瘦长，尾巴较长而向上弯曲，是其最大特征。秦汉简帛豕已经和今文差不多了，甲骨文象形豕[13]（图十）。所谓“亚鼎”豕形图[14]（图十一）。
（图十） （图十一）
我们把上述两张豕形图和陶簋图画动物相比较，两者头部脖子也在似象非象之间，但它最起码不可能是马、不是犬、更不可能是狼，如果再加上后面文章将要给出的理由，以及当时野豕瘦长的话，他也只可能是豕。
另，商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尚未发现“猪”字，猪为豕的通称，当晚出于豕，秦汉简帛中已有类似今日隶体“猪”字。
三 陶簋图画类似现代简笔画
（1）现代简笔画的定义、绘画步骤与示例
1.关于现代简笔画定义，《简笔画》教材：“简笔画最早产生并运用于西方国家，英语是用'Stick Figure’或'Match Picture’来表达的，就是用各种各样的点、线条和几何形来造型。简笔画大多是以线条造型的二维平面图，不过分追求三维立体感的表现。简笔画虽然造型概括、洗练，但是表达的内容和携带的信息却是非常丰富的，能用简洁的线条与几何形快速地表达思想，形象生动、传神。” [15]
2.《简笔画》教材关于现代人物简笔画的绘画步骤：“画人物简笔画一般要按照'头部─躯干─下肢─上肢’的作画顺序。（1）单线火柴棍法：在简笔画中用一个圆圈、几条直线就概括了整个人物的形象。（2）单线穿衣法：在单线火柴棍法的基础上，将人物穿上经过几何化的各式服饰。（3）双钩几何形体法：除了给人物配上几何化服饰外，将头胸、四肢均概括为几何形。”[16]
3.《简笔画》教材关于现代人物简笔画人物动态绘画示例：
跑的简笔画表达[17]（图十二）。
（图十二）
4.现代《简笔画技法图谱》书中人物简笔画示例：排球运动拦网和扣球[18]（图十三）。
（图十三）
5.现代《交通事故物证勘查和检验》书中人物简笔画（示例）：
人体图形符号[19]（图十四）。
（图十四）
（2）可能与陶簋图画对照的现代及古代简笔画野猪
1.现代《5000例简笔画一学就会》书中示例“野猪”[20]，本来野猪画得挺好，大概是为了更对称、更美，把猪尾巴画得都夸张的向上翘起，说明猪尾巴也有向上竖的可能（图十五）。
（图十五）
2.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甚至青铜时代，世界范围各种题材内容的所谓“岩画”，其实也可以纳入简笔画范畴，其中也不乏野猪形象。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珍品“猪纹陶钵”，器高11.6厘米，长21.2厘米，宽17.2厘米。在钵体外壁，以写实手法，均匀线条刻绘简笔画野猪纹作装饰，它是目前史前考古中发现最早的陶瓷装饰[21]（图十六）。
（图十六）
（3）与陶簋图画对照的现代简笔画特殊线条的运用
现代《超可爱简笔画10000例》书中特殊线条的运用示例：网状线[22]（图十七）。
（图十七）
（4）陶簋图画类似现代简笔画
参照上述罗列的图文资料，我们把陶簋图画与其对比分析，陶簋图画人物就是采用上述（1）2.中典型的“（1）单线火柴棍法：在简笔画中用一个圆圈、几条直线”就概括了两个人物形象，其跑步动作、神情，也与上述现代简笔画示例“跑的简笔画表达”“排球运动拦网和扣球”相差无几。对比现代《交通事故物证勘查和检验》书中人物简笔画（示例），陶簋图画人物更显生动、更显活泼，也更具人情味。特别是马车网状线的运用，也达到神似的程度。惟有野猪的图形稍有欠缺，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考虑到并非专职画匠的古代史官，要用针锥在视线并非良好，操作也并非方便的陶簋内壁上刻画，并且不可能反复修改，只能一气呵成的话，动物轮廓稍有差池也就情有可原，只能如此了。瑕不掩瑜，总体来说陶簋图画类似现代简笔画。
四 《左传》《史记》等书与陶簋图画相关文字记载节录
（1）古人图画皆指事为之
顾炎武曾明言：“古人图画，皆指事为之，使观者可法可戒，……未有无因而作。”[23]众所周知，语言、图画、文字是人类或本能、或独创的为适应社会生活，沟通情感记录历史的三大工具。三者之间各有分工、各有特色，彼此之间视具体时空条件限定，可以无条件替代，但有时需其中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正确无误地表达某种思想，记录历史真相。其中语言应该最早也最为直接，但是在没有录音设备的古代无法保存还原；文字则是一种凝固的语言，简帛传记则保留了古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大量“语言”；图画则使一些只凭文字（包括语言）记录的古代一些使我们今天似信非信的传说、事件，变成眼见为实可以复原的场景，弥补文字的不足，再现历史真相。但是这些图画在当时人们应该一看就懂。
譬如应该是仰韶文化时期的《鹳鱼石斧图》[24]，新石器时代该画面的设计者或生产者也一定知道它的确切含义，而今天我们几十种的揣测之一，它只是想表现鹳天生会捕鱼，人用石斧（在鱼头上敲一下）也会捕鱼，人定胜天的决心而已（图十八）。
（图十八）
再譬如帛画马王堆一号汉墓“非衣”[25]，我们也只是根据相关古籍灵异事件记载，确认画面中有表现嫦娥双手托月的瞬间，即世界最早人类登月设想的“嫦娥奔月”等场景（图十九）。
（图十九）
假设没有关于这些传说的文字记载，我们实际无法确认画面所想要表达的内容。相反，如果没有关于这些传说的文字（或语言）记载，也不大可能产生这些栩栩如生的画面，而这些画面也只是这些完整故事传说其中的一节或一段，类似现代摄影捕捉目标景物刹那即逝瞬间“抓拍”的某一特定影像，方寸之间不可能把嫦娥如何寻找不死药，如何吃下不死药及为什么要吃不死药的过程完整地表现出来，那是近代才出现并完善的连环画，甚至是电影电视剧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陶簋图画所要表现的内容并不复杂，当时应该也一定有相关的语言说明或文字记载，只是因为时空关系的变化，或丢失或潜藏在某些文史古籍之中，有待我们发掘而已。有鉴于此，笔者搜括众多古籍资料，发现《左传》《史记》等书均有与陶簋图画内容相符合的文字记载，可以弥补单纯图画、单纯文字各自的局限与不足，完整复原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细节，陶簋图画所刻画的只是一幅发生在公元前686年的车祸现场示意图罢了。
（2）《左传》与陶簋图画相关的文字记载
《左传》鲁庄公传八年（公元前686年）：“……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26]
上述节录应该是描写齐襄公田猎见大豕，遂射之，豕人立而啼，坠车伤足的惊悚瞬间。
（3）《史记》与陶簋图画相关的文字记载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孙无知，釐公爱之，令其秩服奉养比太子。
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诸儿立，是为襄公。
襄公元年，始为太子时，尝与无知斗，及立，绌无知秩服，无知怨。
四年，鲁桓公与夫人如齐。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鲁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齐襄公。齐襄公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桓公下车则死矣。鲁人以为让，而齐襄公杀彭生以谢鲁。
八年，伐纪，纪迁去其邑。
十二年，初，襄公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岁，卒瓜时而公弗为发代。或为请代，公弗许。故此二人怒，因公孙无知谋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之间襄公，曰'事成以女为无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猎沛丘。见彘，从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失屦。反而鞭主屦者茀三百。茀出宫。而无知、连称、管至父等闻公伤，乃遂率其众袭宫。逢主屦茀，茀曰：'且无入惊宫，惊宫未易入也。’无知弗信，茀示之创，乃信之。待宫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户间。良久，无知等恐，遂入宫。茀反与宫中及公之幸臣攻无知等，不胜，皆死。无知入宫，求公不得。或见人足于户间，发视，乃襄公，遂弑之，而无知自立为齐君。
（齐）桓公元年春，齐君无知游于雍林。雍林人尝有怨无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袭杀无知，告齐大夫曰：'无知弑襄公自立，臣谨行诛。唯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唯命是听。’”[27]
（4）《搜神记》《论衡》《管子》与陶簋图画相关的文字记载
《搜神记》《论衡》《管子》诸书均有与《左传》《史记》相同的齐襄公田猎遇鬼故事情节，唯文字疏略稍有不同，并在文后酌加批评而已。如《搜神记》：“鲁严公八年，齐襄公田于贝邱，见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丧屦。刘向以为近豕祸也。”[28]
如《论衡》：“齐襄公将为贼所杀，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而为贼杀之，夫杀襄公者贼也。先见大豕於路，则襄公且死之妖也，人谓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状也，世人皆知杀襄公者非豕，而独谓鬼能杀人，一惑也。”[29]
《管子》“大匡第十八（章）”亦有齐襄公田猎遇鬼豕人立而啼一段内容，其繁复程度与上述《史记》所述内容大致相同[30]。
五 确证陶簋图画是齐襄公车祸现场示意图
我们前面笼统称谓的“陶簋图画”，按前文节录文献所述分析，其实它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单纯的人物、射箭、马车、野兽组成的车祸田猎图画。二是紧接田猎图画右侧的五个筮数易卦。三是筮数易卦再右侧五列字体草率，奇诡难识的“刻划符号”。四是筮数易卦《无妄》卦下“雨”和内底部正中“五”字。分别确证如下：
（1）陶簋田猎图画应该是《左传》记载的齐襄公车祸现场示意图。
我们大略研读上述几种古籍中所载相同的关于齐襄公“遂田于贝丘”，因“豕人立而啼”“坠车伤足”明显因车祸而导致宫廷政变弑杀身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史记”前因后果最为详细，《搜神记》所述最为简略，其中关于陶簋图画未能表达的时间地点及人物对话诸要素均已完备，图文结合可以更好的再现还原引发齐襄公宫廷政变导火索“坠车伤足”这一初始过程中的某些细节。
目前史学界已达成共识，那就是《左传》成书早于《史记》。
我们现试以《左传》为根本，逐字逐句与陶簋图画进行契合度分析。譬如《左传》一开始“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首先弥补了陶簋图画中不可能画出的时间、地点这二大要素。
“见大豕”，陶簋图画中所谓大豕者正是位于车前衡、轭、靷绳右侧下的站立动物。
“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这段公仆对话也只能靠《左传》等相关文字记载来补充。关于“彭生敢见”，《左传》“（鲁）桓公传十八年”亦有与前文《史记》节录第四小节相似但十分简略内容：“夏四月丙子享公（鲁桓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鲁人告于齐曰……请以彭生除之。齐人杀彭生。”[31]力士彭生接受齐襄公指令，扶抱喝醉的鲁桓公上车之际，双臂用力“拉杀”鲁桓公，鲁国提出抗议，齐襄公遂杀彭生谢鲁，彭生明显成为齐襄公用以掩盖自己丑行而屈死的替罪羊。
“射之”，陶簋图画中马车后面一人正一条腿直立支撑身体直立状态，另一条腿伸直向前抬起，单一左手举持一即将发射的弩弓，右手挥持一短柄（柲）戈。
“豕人立而啼”，陶簋图画中应该是指向前述“见大豕”即位于车前衡、轭、靷绳右侧下的站立动物，野猪正像人一样站立着啼（嚎）叫。
“公惧，坠于车”，齐襄公惧怕的表情及如何坠于车，在陶簋图画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实际上这一问题正和宋元以来关于绘画技巧方面的著名典故，如用蝴蝶追逐马蹄来表现“踏花归去马蹄香”；一小僧在山下河边汲水来表现《深山藏古寺》一样，可以通过特殊抽象的现实结果，来逆向推理还原不可或缺已消失的过程前因。
陶簋图画中倾倒的马车，一手持戈、一手持狭而短的小型所谓“孑盾”跑步“救驾”的高个子虎贲侍从、小个子（很可能是）齐襄公金鸡独立躲在车后，手中即将射出的弩箭，激动而像人一样站立啼（嚎）叫的大豕，画面惊悚令人震摄。但是其中肯定应该至少有两匹马的单辕马车却没有马，发生了什么？马去哪儿了？原来事情并非如《左传》叙述的那样简单：冬季十二月，齐襄公游玩姑棼，打猎于贝丘，看见一头大野猪，侍从说这是公子彭生啊！齐襄公发怒说彭生还敢来见我？就用箭射它，野猪像人一样站立起来啼（嚎）叫，齐襄公很害怕，从车上掉下来，摔伤了脚，丢了鞋，返回驻地后被弑杀身亡。陶簋图画所刻画的实际情况要糟糕得多，危险应该是从齐襄公等人发现大野猪，调侃彭生还敢来见我，马上就用弩弓去射它这一刻开始，冷兵器时代，皮糙肉厚的大野猪不可能一箭毙命，受伤的野猪更可怕，一猪二熊三老虎，受到刺激的大野猪异常愤怒，使出活猪也不怕开水烫的倔劲，用天生前突嘴部暴露的獠牙，首先对辕马从正或侧面进行了疯狂的顶撞攻击，然后毅然决然地像人一样站立示威嚎叫。致使架车辕马受惊乱蹦乱跳，挣脱车前束缚马的衡、轭、靷绳，脱缰逃逸不知去向，致使齐襄公从失去一点支撑而倾倒的马车上重重地摔下来，摔伤足踝（踝关节骨折？），在失去车的安全屏障后，遂躲在倾倒的车后继续射箭，这一突发事故还成为稍后导致其弑杀身亡的导火索，悲夫！
上述情节在明清两代“接力”进行不断补充完善，最后确定书名的所谓蔡元放改编《东周列国志》中，又进行了一次系统而详尽的演义，并在光绪年间添加了刻画优美的所谓“绣像”图画，其中第十四回“卫侯朔抗王入国，齐襄公出猎遇鬼”中，亦应该有与《左传》“豕人立而啼”相同情节绣像插图（局部）[32]（图二十）。
（图二十）
此图像大概是受同时代出现的罗贯中《三国演义》关羽“青龙偃月刀”；张飞“丈八蛇矛”等兵器的影响，绣像中两员骑马先锋，一使长柄刀，另一使长柄矛，十分勇猛，十分生动。但这正是绣像中的二点明显失误，一是齐襄公所处的春秋时期，整个中原地区尚未有将帅骑马一说。“骑射”应该是从齐襄公死后约380年的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赵国推行“胡服骑射”开始，才逐渐普及到中原地区。二是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尚未有类似长柄（柲）大刀，宋代（或稍前）始有此长柄铁刀──掩月刀。[33]目前出土西周、春秋时期兵器也只有长柄（3米左右）戈、矛[34]。另外，固然先锋大刀上方爬行的“豕”确实可怕，但并没有把《左传》文中关键的“豕人立而啼”恐怖景像表现出来，如此三点，所以绣像插图反而不如陶簋图画古朴真实。
关于猪是否能人立而啼，清末《点石斋画报》旬刊所登新闻事件一般“信而有征，其文浅显易晓。”在其篇目“八戒为祟”[35]图画中，人们正在围观一头人立而啼叫的家猪。所附事略说的是忠州人何某家中养了头猪，一天忽然像人一样直立起来啼叫，家人大骇，卖给屠户，不久室内器物无故自动，十四岁女儿忽然倒地，扶起后狂叫吾猪悟能也，家人请术士作法也未见效，后来家人朝夕以香花奉祀，怪异才逐渐平息（图二十一）。
（图二十一）
我们今天来判断此新闻，实际猪人立而啼是一回事；其女癔症（分离转换性障碍）发作又是另一回事。家人经常在一起讲读《西游记》，女儿又与猪朝夕相见，难免常存附会之想，碰巧癔症发作，两件事情并在一起，亦无巧不成书也。
“清末的《点石斋画报》里，曾提到浙江东部的山林中有野猪出没，乡民准备火枪，前去围捕，结果与野猪群遭遇，众人持枪射击，野猪也向人群冲去，'突烟冒火而前，逢人乱啮’，乡民有七人受伤，野猪只有两头被击毙，每头有六七百斤重。”[36]
远距离亚现代火枪尚且如此，齐襄公等近距离戈箭又该如何？呜呼！
（2）陶簋五个筮数易卦确切作用
在陶簋图画翻转图版（图一）马车的所谓右侧，刻有五个由数字组成的筮数易卦，其实它正是齐襄公田猎前或后占筮的结果。何以见得？我们都知道，商周时代社会全民都是百分之百的有神论者，特别是主导社会與论、社会习俗走向的一大批公侯将相及其族人，乃至形形色色、大大小小逐渐递增的社会管理人员等相对富裕阶层，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无不进行卜筮、预测吉凶，基本上把卜筮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并把这些卜筮结果适当地保留下来，以进一步验证其是否灵验准确。商周时代的所谓甲骨文则是纯粹的占卜记录。一本春秋时期《左传》即记录十余条前因后果完整的占筮事例，如《左传》鲁庄公传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陈厉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
之否
，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37]此段释意：陈厉公的儿子敬仲，少年时，成周的太史用《周易》占筮他的人生走向趋势，得出《观》卦变成《否》卦，结果太史说这叫做出聘观光，利于作上宾君王，但他并不能继承陈国，而是在别的国家，也不是他本身，而是其子孙后代。果然敬仲其八世孙田和在公元前391年夺取齐国政权，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册命田和为诸侯，自此田氏在形式上取得了齐侯的合法地位，史称“田氏代齐”。
成周时代盛行的《周易》竟可准确地算出小儿敬仲八辈子以后的史事，可谓神乎其技。《左传》把卦画及卦辞解释完整记录下来，大概是要供后人效法，呵呵！
另外，《左传》鲁襄公传九年（公元前564年）夏季：“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史曰：是谓艮之随
，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必死於此，弗得出矣。”[38]
此段释意：穆姜为鲁宣公（公元前608-591年）夫人，鲁成公的母亲。因干预政事被软禁东宫，行前曾进行占筮，据卦画太史说先住上几天，您马上就可以出去。穆姜说我的事不和《周易》预测的一样，必死在这儿，出不去了。《左传》把卦画及卦辞解释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可见在春秋时期，保存卦画及卦辞解释已属社会常态，不足为奇，而且有时非此不能说明问题。陶簋图画附属筮数易卦正是齐襄公田猎前或后的占筮记录，供后人分析借鉴之用（具体筮数易卦内容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请参阅诸多相关文献即可）。
（3）陶簋刻划符号的确切含义
所谓刻划符号，是指在上述筮数易卦的右侧，还有五行颇似“刻划符号”的成组文字，其“字体草率，奇诡难识”（见前文献节录末段）。笔者认为这些“刻画符号”其实有两种可能：一是确实是想表达某种意义的“字体草率”，但前面已有五个筮数易卦，再结合《左传》已有十余个完整占筮事例，一个车祸现场五个卦画，已相当不少，故“字体草率”不大可能。二是随意刻划的表示野外野草，目的是添满稍有富余空白的画面，把画面前后内容在已有筮数易卦的基础上分割开来，彻底杜绝画面循环无端，外人不易判断确定画面前后内容弊端的发生，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4）陶簋《无妄》卦下“雨”和内底部正中“五”字确切含义
陶簋筮数易卦《无妄》卦下“雨”字，大概正如李锐所述“应是记载当日的气象情况有雨”，[39]也就是齐襄公田猎坠车那天应该会（是）下雨。
陶簋内底部正中独立的约一厘米见方的“×”即“五”字，应该是指示五个筮数易卦和五行奇诡难识的刻划符号序数各有五行或五列吧！
六 陶簋图画为何会出现在洛阳
（1）周王室的权威影响
周王室权威下的国际规则应该遵守。武王灭商以后，西周统治集团采取“封诸侯，建藩卫”的办法，大肆分封宗室贵族即皇亲国戚和异姓功臣为世袭诸侯，实行高度自治下的部落殖民政策。周王室和四方诸侯国之间一方面采用“和亲”的手段，加深相互间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也实际存在一种关于其国内政情，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任免，统一向周王室及同盟诸侯国通报备案制度，这种情况实际一直持续贯穿至整个东周结束。
齐襄公所处的东周时代，周王室逐渐衰微，诸侯国相互兼并，各封国内部统治者即骨肉至亲之间成为殊死仇敌。由于周代乃至清末，贯彻实行严格的嫡长子世袭制，王（皇）位、诸侯国君位及其它可以继承的爵位，法定由嫡长子继承，并且尚需得到周王室正式册封。其他如妾媵所生庶子若想靠弑君政变成为合法的执政者，除非有非常强硬之实力，否则将十分困难。
齐襄公弑杀身亡之前三十余年，卫国已有与公孙无知同样事例者。《左传》“（鲁隐公）传四年（公元前719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於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涖于卫。九月，卫人使右宰醜，涖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杀石厚于陈。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與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40]
简译上述这段古文：州吁只是卫庄公宠妾的儿子，弑杀卫桓公而自立为国君，但不能安定局势“和其民”。石厚向父亲石碏询问安定社会及州吁君位的办法，石碏说朝觐周天子就可以取得合法地位，可以走陈桓公的“后门”（这是一个计谋，因为陈国是已死卫桓公亲姥姥家），就一定可以成功。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州吁石厚确实弑杀我国君主，请你们找机会干掉他俩。九月卫国派人在陈国濮地杀了州吁；石碏派他的管家在陈国大义灭亲杀了儿子石厚。唉！
如果不朝觐周天子成为合法的国君，后果又如何呢？应该是明年《左传》鲁隐公传五年（公元前718年）夏天，“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41]晋南曲沃有人反叛周王，秋天周王命虢公讨伐曲沃，并在附近翼地新册封了晋哀侯。不听话就得受到惩罚，就得挨打，用这种对付小孩子淘气的办法处理国际间事务，三千年来屡试不爽。
关于周王室对诸侯国影响之大，在齐襄公弑杀前十八年和后八年，可能因晋国离成周王室太近，更为明显。《左传》鲁桓公传八年（公元前704年）“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42]鲁庄公十六年（公元前678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43]可见弑君者或合法继任国君者无论是否掌控国势，都希望获得周王室及其它诸侯国的承认，成为合法的执政者。所以无论是弑君刚上台的“公孙无知”及后来的继任者“次弟小白（齐桓公）”，都必须给周王室一个合理的解释，陶簋图画正是齐国史官整理的向成周王室进行说明齐襄公事件前因后果相关文件资料的车祸现场示意图。
（2）齐襄公曾是周庄王妹夫
齐襄公根正苗红，首先即位前即是齐国太子，其次四年后周庄王为笼络齐国，通过姬姓本家鲁国作媒，要将妹妹（史称周王姬）嫁给齐襄公为妻。《左传》“（鲁）庄公经元年（公元前693年）……夏，单伯送王姬。秋（鲁国）筑王姬之馆于外。冬十月……王姬归（嫁）于齐。……经二年……秋七月，齐王姬卒。”[44]
尽管周王姬嫁给齐襄公尚不足一年就去世了，但他与周王室应有的亲密关系可见一斑。齐襄公的突然离世，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齐国后续国君继任者都必须给周王室一个完整的交待。这种前因后果可以充分夸张或缩小，十分复杂的事实，仅凭齐国使者的口述和简单的书信实在难以说明。
文字是凝固的语言，是事实的语言叙述，图画则是事实的形象表现，二者据时空条件的变换，有时可以缺一；有时则缺一不可。譬如嫦娥奔月，事实为有月亮，有嫦娥，有草药，可以无限夸张为奔月，关键是正好也有传承数千年的文字记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仍是栩栩如生，“真实可信”的嫦娥奔月图画。再譬如陶簋图画，虽然它更是栩栩如生，更是符合事实的形象表现，但是若脱离文字的语言说明，同样会变得不可理解。《左传》书中关于“豕人立而啼”等文字记载，应该是鲁国史官根据齐国史官整理的关于齐襄公弑杀身亡政变经过，上报（奏）周王室及通报其它诸侯国图文并茂文件的文字部分誊录副本，和陶簋图画结合，可以更好地解释那场引发齐襄公弑杀身亡政变的突然起因。而当时的洛阳正是各诸侯国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周王室的所在地，所以陶簋图画最终伴随齐国使者出现在洛阳也是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
日积月累，岁月流逝，齐国政变的影响也淡淡地散去，管理成周王室档案的小小无名史官老去之后，家人或同僚把这几件不甚值钱的陶器、包括那件有图画而被人遗忘的陶簋，一并陪葬在他自己的坟茔中，噢，原来是这样啊！
七 结语
从一开始即被认为西周的陶簋图画，最终却有可能出现在东周的春秋时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简单套用文化层的概念：文化层为考古学术语，指古代遗址中，由于古代人类活动而留下来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每一层代表一定的时期，考古工作即是从地层上正确划出上下文化层的叠压关系。文化层的叠压关系可分为：叠压、打破、共存三种。……在分辨层次时，要注意两种情况，一种是“扰乱层”，一种是“断层”[45]。墓葬是古人类活动而留下来的重要痕迹之一，也是确定所谓“文化层”的重要依据之一。关于西周、东周的划分，如周平王东迁的决定可在一个晚上完成，但入土为安墓葬的方式，却不可能因时代名称的变迁而有较大的改观。同一时期富裕者墓葬可以尽可能的奢华，如帝王将相在陪葬车马、金银珠宝之余，尚可数名或数百名真实的人殉陪葬；而贫穷者草席一裹，纸人、纸马、纸钱即可了事。西周、东周文化层的“痕迹”，不但可以存在前后的叠压形式，尚可存在因墓葬深挖而导致文化层被打破或共存二种形式之中也未可知。故东周即春秋时期的陶簋图画出现在西周遗址范围之内也不是没有可能。
亘古及今，有车即有车祸。国家博物馆编号Y0711商代武丁时期甲骨，其中局部“甲午，王往逐犀，小臣甾（辎）车马，硪磕（硌）王车，子央亦坠。”[46] （图二十二）。
（图二十二）
其释文：“甲午那天，商王去追赶雌犀牛，小臣拉吃喝等辎重的车马（图版显示车轴断了），高出路面的石头还硌了一下商王马车的轮子，车上的子央也掉了下来。”已是中国最早的车祸记载。陶簋图画无论如何，它都是最晚春秋时期，马车遭到野猪攻击，驾车辕马受惊脱缰逃逸，车毁人受伤，中国最早的车祸现场示意图，这才是最重要的。
注释：
[1][4]李锐：《河南洛阳市唐城花园仿铜陶簋试探》，《周易研究》2017年第3期，29～32页。
[2]蔡运章、安亚伟：《西周陶簋所见图画、筮数和文字简论》，《考古》2007年第2期，61～66页。
[3]晏昌贵：《西周陶簋所见筮数、图象考释》，《周易研究》2009年第2期，12-18页。
[5]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0页。
[6]同[5]，第49页。
[7]同[5]，第117页。
[8]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第576页。
[9]同[5]，第35页。
[10][11]徐无闻：《甲金篆隶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679页。
[12]同[10]，第686页。
[13][14]同[5]，第161页。
[15]王咏、唐学敏：《简笔画》，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年，第2页。
[16]同[15]，第72页。
[17]同[15]，第71页。
[18]涂永录：《简笔画技法图谱·人物、动物、静物风景、技法与运用》，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164页。
[19]李琼瑶、王启明：《交通事故物证勘查和检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42页。
[20]棒棒糖童书馆：《5000例简笔画一学就会》，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年，第106页。
[21]于明：《中国美术全集·工美卷》，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22]MK动漫：《超可爱简笔画10000例》，朝华出版社，2014年，第5页。
[23]明·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校注：《日知录集释（校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49-1250页。
[24]黄啸：《中国美术欣赏》，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5页。
[25]（美）巫鸿：《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3页。
[26]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63页。
[27]汉·司马迁：《史记》二十四史修定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95-1798页。
[28]晋·干宝：《搜神记》，《百子全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页。
[29]同[28]，汉·王充：《论衡·订鬼》，第6页。
[30]同[28]，春秋·管仲：《管子》，第1页。
[31]同[26]，第57页。
[32]明·冯梦龙原著；清·蔡元放改编；凌霄注：《东周列国志》，崇文书局，2018，第106页。
[33]周纬：《中国兵器史稿》，中华书局，2018年，第457页。
[34]杨泓：《战车与车战──中国古代军事装备札记之一》，《文物》1977年5期，第82-90页。
[35]清·吴友如主编；张诒三点校：《点石斋画报》，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第85页。
[36]盛文强：《乌将军与猪八戒》，《中华遗产》2019年第1期，第10-11页。
[37]同[26]，第73页。
[38]同[26]，第240页。
[39]同[1]，第30页。
[40]同[26]，第23-24页。
[41]同[26]，第25页。
[42]同[26]，第52页。
[43]同[26]，第70页。
[44]同[26]，第60-61页。
[45]张之恒：《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46]同[8]，第608页。
作者葛敬生、赵怀舟授权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