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缘》（014）1966年大串联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回北京

火车路过南京长江的时候，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修建完成。我们坐在火车上，火车开上了轮船，两节车厢并为一排，火车坐轮船过长江。

我们在上海的真如车站下了火车，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了上海徐家汇的一个学校，学校的名字叫“反帝中学”，不知道原名叫什么。

在上海一共待了28天，我和同学韩东杰，赵永祥三个人，到学校去抄大字报。到黄浦江的外滩去玩儿，还到南京路的大商店去溜达。

有人带领我们去参观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水压机，那车间的厂房非常宽大。万吨水压机有几十米高，它就像是一个庞然大物。

我当时也不知道万吨水压机是干什么用的，听讲解员说，这是一个领先国际的科技项目。那机器上面写着，上海江南造船厂几个大字。

参观了万吨水压机以后，我们还参观了阶级教育展览馆。这个展览馆是解放前的一个资本家的房子，内部装修的极其高档，奢侈豪华。

还有水晶宫，龙宫什么的，看起来有钱人就是会享受。串联的时候，只有在北京吃饭是不花钱的，在上海吃饭也要钱，花钱买饭票。

我身上带着在学校开的介绍信，拿着介绍信就可以借饭票。我的介绍信上面，每到一个地方都有签字盖章，借饭票的时候也签字盖章。

在上海住了28天，从家里带的钱一分钱也没有花。从上海走的时候，接待站给我们办理了火车票，火车到北京中转，火车票是到北京的。

到北京的那一天，是10月17号的早晨，上一次我们来北京的时候，我虽然登上了天安门旁边的观礼台，但是也没有看到……领导人。

我不想直接回家，还想在北京待几天。我们三个人又找到了接待站，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到北京通县，住在一所小学校里，下午到了那里。

晚上我们就睡在水泥地上面，地上面铺了一层稻草。我们就躺在稻草上面睡觉，也没有床铺，也没有被褥，人人都是和衣而卧。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有人把我们叫醒了，每个人发了麻花和面包，还有鸡蛋和苹果。早晨我们在学校吃了饭，有人组织我们出发。

我们排着队走了一段路，这时候天刚蒙蒙亮，我们又坐上了一辆敞篷的大汽车。汽车开了一会儿，把我们拉到了一条街，大家下了车。

有可能是长安街吧，但是我一直也不知道确切的地址。这条街又宽又长，一眼望不到边，路的两边都是学生的方队，我排在最前面。

我的个子小，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同学们都坐在地上，有的人组织学生们在唱歌。中午的时候，我们吃了从学校带来的面包和苹果。

来了一排解放军，他们也没有带武器。解放军排在学生队伍的前面，在解放军的前面，每间隔几米远，还有一个武警的执勤人员。

这一天是1966年10月18日，到了下午3点来钟，从远处过来了很多辆摩托车。同时也传过来震耳欲聋的喊声，那声音可以说惊天动地。

在学生前面的解放军，都手挽着手，胳膊挽着胳膊，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人墙。我个子小，排在学生队伍的最前面，什么也看不到。

解放军长得都挺高的，我在他们的身后，踮起脚来也看不到。记得我左右乱窜，一低头，我用力的从解放军的胳膊下面钻过头去。

我看到在前面有一些摩托车在开道，一辆敞篷的吉普车，上面都是新闻记者。他们站在车顶上，拿着照相机，摄像机在向人群拍照。

新闻记者的小轿车后面，就是国家领导人的小轿车。这时候人们都疯狂了，在口中用力的欢呼，很多人都把身上带的东西抛向天空。

很多辆小轿车在我的眼前开过去了，车开的很慢很慢。这一次，我真的没有白来，我看的清清楚楚，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马路上到处都是垃圾，还有学生们扔的帽子、书包、鞋子和衣服、围巾、手套什么的。还有没吃的麻花面包、苹果鸡蛋什么都有啊。

在马路的两边，新建了很多临时厕所，每天都有百万人到北京来，到处都是红w兵的人群。晚上我们又回到了，北京通县的那所学校。

到北京来的人太多了，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让我们离京。去全国各地哪里都行，都给办理火车票。我玩的挺高兴的，现在还不想回家。

跟我住在一个屋子里的，有几个从湖南长沙来的学生，我们互相聊的挺开心。很多话都听不懂，他们管吃饭叫“恰饭”说话声音像唱歌。

他说要带着我们去湖南韶山，我和同学韩东杰，赵永祥商量了一下。他们俩也愿意去，我们三个同学也在接待站办的去长沙的火车票。

第二天，我们和长沙那几个湖南同学，一起上了火车。我再说一下家里面的情况，9月10号从家里出发，走出来已经一个多月了。

我们一个战斗队同学祥子、顺子和长站，他们都已经回家了。我们是从天津到北京这一段路上走散的，他们在北京走了以后也去了上海。

祥子和我家是邻居，他回家以后到我家去了，我妈看到别人都回来了，可是我还没有回来。我妈着急了，圆圆在我家住着也着急了。

圆圆他爸爸被批斗了，他们家也被造反派儿给查封了。他爸爸被关在百货批发部的一个仓库里，她妈妈和他姐姐还有弟弟躲在亲戚家。

圆圆听说我还没有回来，别的同学都回来了，就去学校打探消息。我的那几个好朋友，祥子、顺子和长站，圆圆也都认识他们。

可是他们也不知道我的消息，学校里每天都有从外地回来的学生，圆圆去问他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从家里走的时候二十多个人。

现在大部分都回来了，女班长“潘仁美”也回家了。圆圆找她去问我的消息“潘姐，你和刘井龙一起去的北京，你们是怎么分开的？”

“潘仁美”和圆圆说了我们分开的情况，她对圆圆说“你放心吧，刘井龙挺机灵的，走到哪里也不会出事儿，他就是愿意玩儿。”

圆圆偷着哭了好多次，当着我妈的面儿还劝她。她爸爸被打倒以后，说她爸爸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她的心灵里也受到了创伤。

她去找过顺子，顺子支支吾吾的，也说不清楚我的情况，圆圆挺担心的。她在我家里住，每天帮助我妈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做家务。

我妈就把她当儿媳妇儿了，有时候我家做点儿好吃的。我妈装到饭盒里，让圆圆给他爸送去，她爸爸经常被拉出去批斗，有时还游街。

她爸爸站在汽车上，在后背上插着四面黑色的小旗子，上面都写着字，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哥已经18岁了，也在我爸的生产队里干活。我家不在生产队里面住，我哥要是不去干活儿的话，也要受到批斗，外出单干不行的。

生产队里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还要开会学习。有一个姓周的叔叔和我爸挺好的，他精通无线电，因为偷听短波里的外国节目，犯的错误。

周叔叔蹲了监狱，他家三个儿子，大儿子跟我哥一般大。他家的三个儿子小名叫大狗子、二狗子、三狗子，大狗子每天晚上被批斗。

那哥儿仨也挺能打仗的，生产队里还有两个叫虎子的人。我哥的外号叫老狼，他们被称作一狼，二虎，三只狗，他们都挺能打仗的。

1966年的10月20日，我和两名同学，跟着湖南的几个人。从长沙到了湘江旁边的一个码头，从那里坐船去湘潭，然后到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