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素敏：保定府河岸边
“风云雷雨山川坛”遗址论文两篇
于素敏（1977—），女，河北保定人，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保定文化。现转发她有关保定“风云雷雨山川坛”的论文两篇，这两篇文章，考、证详细，论、据充分，对如今保定府河区域内文物保护，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保定风云雷雨山川坛祭祀活动考》转发自“超星学习通”；《保定风云雷雨山川坛遗址调查》转发自360图书馆。特此声明。
保定风云雷雨山川坛 老照片
保定风云雷雨山川坛遗址调查
【摘 要】随着保定市府河片区拆迁工作的推进，在府河南岸的天坛街上发现一处由三合土夯筑而成的建筑台基，经初步调查，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可确定此处为明清时期保定府的风云雷雨山川坛。本文简要介绍了该遗址的现状，对史载风云雷雨山川坛设施配置及祭祀活动进行了梳理归纳，并就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提出了具体建议。该遗址位于保定市府河南岸，天水桥东约百米处。东临天坛街，南接天坛街垃圾处理站，西南为回民中学，西北邻中型变压器厂，北临南河坡。台基东部和东南部有青砖护坡，保存较好，只有部分地段裸露出少量夯土层。南部仅东段存部分青砖护坡；中段有现代建筑挡住，情况不详；西段为入口，现为水泥路面。西南部青砖护坡保存较好。西部中段为现代红砖建筑墙，北段和现代建筑相连。北部为新土覆盖，护坡无存。据当地居民介绍，台基北侧原有房屋三间，人们称其为“天坛庙”，建筑年代不详，此次拆迁中被拆除。庙后原有三棵杨树。明弘治《保定郡治》载：“风云雷雨山川坛在郡城东南。”明嘉靖《清苑县志》祠祀部分亦记载：“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城南门外，斋房六间，神厨三间，宰牲房三间。”清雍正《畿辅通志・畿辅祠祀志》卷9载：“保定府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府城南郭外。”光绪《畿辅通志》卷111“祠典”亦记载：“保定府……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府城南关外，雍正十年，知府徐德泰重修（雍正志）。”光绪《保定府志》和《清苑县志》均有相同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清苑县志》载有“清苑县第一区域图”，遗址所在位置标示为“天坛”，其平面像个不规则“凸”字，西侧有一个方形突起，东侧北段向西弯曲。民国二十四年（1935）《保定市街市图》中，在现遗址处没有标注，其南侧标有“天坛街”，遗址范围内北、东、南三面可见标高符号，西侧未标注，范围与现遗址基本吻合；遗址西侧绘有一正方形，标示为土坑。1948年4月由保定工作委员会绘制的《保定市区图》，遗址位置标有“天坛”，范围及形状与民国二十三年《清苑县志》所载地图基本相同。1.关于保定风云雷雨山川坛的位置，明代有“郡城东南”、清代有“府城南一里”的记载。能确定明清时期保定城的位置，就可确定风云雷雨山川坛的位置，从而确定该遗址的属性。位于保定古城南城门外府河上的天水桥俗，称“南关大桥”，是出南城的必经之路，在明代曾有保定知府章时鸾“城桥并举”维修的记载。现该桥保存完好，已列为保定市文物保护单位。其所在位置可佐证南城墙。由南城墙及天水桥的位置，可确定该处遗址即是文献所记载的保定府风云雷雨山川坛。2.天坛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求雨和祈祷丰年的专用祭坛，只有京师才能设置，府、州、县不能设，而一般老百姓无法正确区分，可能误把祭祀风云雷雨山川之神的祭坛称为“天坛”。此称谓应该由来已久，并沿用至今。民国时期地图上标注的“天坛”和“天坛街”，可作为确定保定风云雷雨山川坛位置的一个有力佐证。明弘治《保定郡治》记载：“风云雷雨山川坛……国朝洪武八年定制，南向广袤，石主与社稷坛同。”“木主三：一题曰'风云雷雨之神’，居中；一题曰'本府境内山川之神’，居右；一题曰'本县城隍之神’，居左。……外缭以垣，周阴佳木，神厨、斋舍等屋亦如社稷之制。”据同书中记载的社稷坛之制：“东西二丈五尺，南北如之，高三尺，四出陛各三级，坛下前九丈五尺，东西南北各五丈，以垣缭之，立四红油门，由北门入。石主长二尺五寸，方一尺，埋于坛上正中，其形似钟，剡上以象天，方下以象地，正中以取其不偏，距坛边二尺五寸而益其半，则合天地之中数。木主高二尺二寸，阔四寸五分，厚九分，座高四寸五分，阔八寸五分，厚四寸五分……，朱漆青字。”“神厨三间，过梁通联斋舍等屋，各若干楹。”由此可推知风云雷雨山川坛的具体形制。关于上述记载中社稷坛的尺寸，既有“南向广袤”，“坛下前九丈五尺”，就不会“东西南北各五丈”，因此此处的“南”应为衍字。查明代其他史料，均记为“东西北各五丈”。清代坛制沿袭明制，文献记载中增加了“坛东南角设燎炉一座”和“由南门入”。石主、木主尺寸沿明制，只是石主埋入土中仅露圆顶，三个木主摆放位置略有变化，“风云雷雨称风云雷雨之神，居中；山川称某府州县山川之神，居左；城隍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居右”。按明清营造尺约合今32厘米计算，史料记载中的坛尺寸与现有遗址有出入。囿于现有资料不足，坛上原有建筑所在位置及当地人所说原址上三间庙情况，需经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确认。1935年的地图中，祭坛的位置与遗址现状基本吻合，西部突出的一部分植有古树，应是祭坛“周阴佳木”至民国时尚幸存的一部分。现这部分为拆迁垃圾所覆盖，未见古建筑基址和古树遗迹。遗址北部居中靠近三颗树的位置有古井一口。祭祀文化是我国传统政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者通过祭祀相关神，取得统治上的正统性和期望中的神佑护，因此从制度上对各种祭祀活动做了明确规定。明代形成的风云雷雨山川坛，祭祀的是风云雷雨之神、本府境内山川之神和本府城隍之神。在此坛举行的祭祀主要有两种：一是常祀，即每岁常行之祭祀；二是非常规祭祀，即在常祀之外，不定期举行的一些具有特殊意义和作用的祭祀，如因天气异常、自然灾害时需祭告天地、山川等。明代的常祀最初为每年一次，即每年二月择吉日举行，后来发展成一年两次的春祈、秋报；非常规祭祀为旱雩，即遇旱灾时的求雨。清代的常祀有三，一是每年春秋仲月举行的的春祈、秋报，一是在每年四月举行的祭天祈雨的常雩；非常规祭祀也是旱雩。明代祭坛活动由知府主祭，清代由总督主祭。祭祀共分九个仪程，即迎神、奠玉帛、进俎、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望燎等。祭祀前需斋戒二日。祭祀时，祭坛上设置三个木主，牌位前各设一筵：“中筵列爵十二，四帛同篚；左筵列爵六，二帛同篚；右筵列爵三，帛篚一，其余陈设并同社稷。”“承祀官率各官衣朝衣，行二跪六叩礼，三献同读祝（下转49页）（上接40页）一叩。”保定市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存较多，但保存较为完整的祭坛遗址，不仅在保定市，即便在河北省亦仅此一处，因此，该祭坛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应加强对其的保护和利用。在此特提出如下建议：1.清理地面垃圾，进行考古发掘，为进一步的保护利用打下基础。通过对遗址的发掘，不仅能更好地将其呈现出来，而且可填补史料对祭坛记载的不足。2.重新调整、规划周边环境。遗址位于府河片区拆迁改造工程区域内，规划中此处为回迁居民住房。应调整规划，改变原有设计，将遗址周边预留出活动空间，并形成文化景观点。3. 深入挖掘相关文献记载，探究风云雷雨山川祭祀的文化内涵，揭示中国祭坛文化的深厚历史渊源及其独特的人文价值。4.该祭坛遗址与其西北的明代古桥天水桥、明清古城墙，分别演绎着保定古城明清两代城市的历史片段，三者连成一线，通过恰如其分的景观设置和空间展示，则可以形成新的文化亮点，为保定明清古城文化的展示增添一份新鲜内容。作者：于素敏 转自《保定学院学报》2014年第五期摘 要：保定市古城东南，有一处明代祭坛遗址，为风云雷雨山川坛。它始建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清代雍正十年（1732年）进行过维修。明清两代，在这里进行对风云雷雨、山川、城隍之神的祭祀活动。祭品和祭祀礼节明、清有所发展。所供奉的物品从早期几只牛羊猪等牺牲到除牛羊猪之外的玉帛、各种谷物，种类随着朝代的推进也越来越丰富，对牺牲及祭物等的规制也越来越明确。祭坛的祭祀活动曾经发挥过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明清时期地方州、府、县的祭祀活动主要包括社稷、风云雷雨、山川、厉坛、城隍、先师庙及所在帝王陵庙等。保定风云雷雨山川坛是祭祀风、云、雷、雨、山、川和城隍的地方。风师、雨师之祀见于周官，后世皆有祭。唐天宝中增雷师于雨师之次，宋元因之，……明增云师于风师之次①参见《明史·礼志三》明史卷四十九，一二八二页，太岁月将风云雷雨之祀部分。。明洪武二年（1369年），太祖朱元璋因春天久旱不雨，下诏设风云雷雨诸坛②参见《明史·礼志三》明史卷四十九，一二七八页，祈报部分。。保定风云雷雨山川坛，前代风师一坛、雨师一坛在社稷坛东西，明洪武八年（1375年），定制并为一坛③参见明弘治《保定郡志》志卷十九，第2～3页。。保定府的风云雷雨山川坛即建于此时。祭祀，是向神灵求福消灾的传统礼俗仪式，被称为吉礼。“祭祀”也意为敬神、求神和祭拜祖先。原始时代，人们认为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而存在。祭祀便是这种灵魂观念的派生物。最初的祭祀活动比较简单。人们用竹木或泥土塑造神灵偶像，或在石岩上画出日月星辰及野兽等神灵形象，作为崇拜对象的附体。然后在偶像面前陈列献给神灵的食物和其他礼物，并由主持者祈祷，祭祀者则对着神灵唱歌、跳舞。简单地说，祭祀就是一种交易，是人与神灵的交易，人想趋福避祸，便将自己认为重要的物品奉与神灵，希望得到神灵的庇佑。祭品和祭祀礼节都有一定的规范。所供奉的物品种类随着时代的前进也越来越丰富，对牺牲及祭物等的规制也越来越明确。各种坛庙等次有别，如只有皇帝才能代表国家，举行对最高自然神天、地、日、月和具有全国性意义的社神、稷神，以及国内最主要的大山（五岳）、大水（四渎、四海）的正式祀典，郡县主要祭祀本地山川城隍。这些祭祀，一方面宣扬天命观，它先是按照封建等级制的模式把自然人格化、等级化，然后又通过人格化后的自然来证明等级制的必然和不可变易。《明史·礼志》载“府、州、县祀风云雷雨师，仍筑坛城西南”。对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进行统计后发现明前中期，90%的风云雷雨山川坛建在城市南部包括西南、东南[1]。保定风云雷雨山川坛在郡城东南[2]。明洪武八年，保定府将位于社稷坛东西的前一代风师一坛、雨师一坛并为一坛，称风云雷雨山川坛，位于郡城东南。现存风云雷雨山川坛遗址位于保定市南市区府河南岸天坛街上，在古城东南。遗址为东西宽约50米、南北长约100米、高2米的夯土高台，东部和东南部青砖护坡保存较好，2014年6月由保定市人民政府规定为文物点加以保护，并将融入保定市府河片区拆迁改造工程，成为文化景观。风云雷雨山川坛为方形，东西长二丈五尺，南北长二丈五尺，高三尺，四面各有台阶三级。距离坛东西北三面各五丈、南面九丈五尺建壝墙（矮围墙）围之，四面围墙各开一红油门，祭祀时由南门入。坛台正中立一长二尺五寸、方一尺的“石主”，其形似钟，距坛边二尺五寸而益其半则合天地之中数。坛外设斋房六间，神厨三间，宰牲房三间，有过梁联通斋舍等屋。坛东南隅设燎炉一座，甃砌西向。坛周边种有较好的树木。雍正十年（1732年）进行过维修。保定明、清王朝从府治发展为省治。明洪武元年（1368年）九月，废保定路改保定府，别名保阳郡。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称帝，定都北京，北平行都司复名大宁都司移驻保定，负责保卫京师。正德十年（1515年），明王朝设保定巡抚署。崇祯十一年（1638年）设保定总督，同时置保定总监军。清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保定始为直隶省会。雍正二年（1724年），改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保定成为直隶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风云雷雨山川坛的祭祀活动是由地方政府官员主持祭祀的一种国家祭祀，随地方行政职能的变迁，祭祀活动的主体也随之发展。祭品和祭祀礼节明、清有所发展。所供奉的物品从早期几只牛羊猪等牺牲到除牛羊猪之外的玉帛、各种谷物，种类随着朝代的推进也越来越丰富。那么随之而来的即是对牺牲及祭物等的规制也越来越明确。地方州、府、县的祭祀活动主要包括社稷、风云雷雨、山川、厉坛、城隍、先师庙及所在帝王陵庙等。“洪武元年，命中书省令郡县访求应祀神祗，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具实以闻，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①参见李东阳等修，正德重校本《明会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86。。弘治《保定郡志》记载风云雷雨山川坛的祭祀活动“每岁以二月上旬有司前期二日斋戒，至日同宿祭所”，即每年二月上旬有一次祭祀。这与明史中规定“各府、州、县每岁春祈秋报，二次祭祀，有社稷、山川、风云雷雨、城隍诸祠……”②参见李东阳等修，正德重校本《明会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0。不一致。明代保定风云雷雨山川坛的祭祀时间，是由每年一次发展为每年两次，或是始终为每年一次，待考证。祭祀时，祭坛上设置三个“木主”，分别为：“风云雷雨之神”居中，“保定府境内山川之神”居左，“保定府城隍之神”居右。弘治《保定郡志》载三木主尺寸：高二尺二寸，阔四寸五分，厚九分，座高四寸五分，阔八寸五分，厚四寸五分。祭品及陈设：祝版一、香一；祭品以羊三、豕三、帛七（长一丈八尺白色）致祭。祭祀人员：由保定知府主祭。保定府与清苑县府县重叠，遇到府县重叠祭祀的问题，在洪武初年本是两者皆祭，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重新规定：“如县之附府者，府既祭，县亦以是日祭，诚为烦渎。自今，县之附府者，府祭，县罢之。”[3]明初规定，参加地方祭祀的人员中，各布政司、府、州、县祭祀社稷、风云雷雨、山川等坛时，以守御武官为初献，文官为亚献、终献。在三献中，初献最为重要，所行之礼仪最完备，明初的设置体现了当时武官地位的尊崇。洪武十四年（1381年），改为文职长官行三献礼，武官不令与祭[4]61。明朝有司春秋祭祀风云雷雨、山川、城隍祝文：“维某年岁次二、八月朔，越几日，某衙门（某官某）等敢昭告于风云雷雨之神，某府、州、县境内山川之神，某府州县城隍之神曰：惟神妙用神机，生育万物，奠我居民，足我民食。某等钦承上命，城守方面（布政司），恭职兹土（府、州、县用），今当仲春、秋，谨具牲醢，用伸常祭。尚飨！”[4]322明代的祭祀活动时间每年为一次，祭品较为简单，由保定知府主祭。清代，在风云雷雨山川坛举行常规祭祀有两种：一是风云雷雨山川坛每年的春祈秋报两次祭祀；二是每年四月的常雩，祈雨活动，类型为中祀。举行非常规祭祀即旱雩。每遇旱灾，要在风云雷雨坛祈雨，报谢。每年春秋仲月两祭，祭祀前要斋戒二日，斋戒期间，有着严格的禁忌和规定，不得违反，以示与祭者之虔诚，“斋戒日不理刑名，不办事;有紧要事仍办。不宴会，不听音乐，不入内寝，不问疾吊丧，不饮酒、不茹荤，不祭神、不扫墓。前期一日沐浴，有疾、有服者勿与”[5]。祭祀时，祭坛上设置三个“木主”，分别为：“风云雷雨之神”居中，“保定府境内山川之神”居左，“保定府城隍之神”居右。清光绪《保定府志》载：神牌高二尺四寸、宽六寸，座高五寸、宽九寸五分，朱漆青字填写神号，临祭设于坛上，祭毕藏之。祭品及陈设：祝版一，香盘一。风云雷雨神位前，帛四（白色同篚），爵十二，鉶一（和羹），簠二（黍、稷），簋二（稻、梁），笾四（形盐、薧鱼、枣、栗），豆四（韭菹、菁菹、鹿醢、酖醢），羊一、豕一（同俎），灯二、炉一（同案），尊一（有勺疏布幕）；山川神位前，帛二（白色同篚），爵六，余器数羊豕同；城隍神位前，帛一（白色），爵三，余器数羊豕同。清代方观承《坛庙祀典》记载，牓式，某衙门全衔，为祭祀事，恭照某月某日次戌之吉，敬遵。祀典致祭于风云雷雨山川城隍之神，礼宜洁蠲用昭。禋享所有与祭官员及执事生儒等，务宜虔诚斋沐，各扬其职，以副盛礼合行，晓谕须至牓者。主祭官，总督（执行如例）、执事生、唱赞、引赞、盥洗、司尊、司香、捧帛、执爵、读祝、司馔、饮福受胙。某年月日谕众通知。祭祀人员：由直隶总督主祭，总督因故不能主祭则由布政使代之，衙门全衔参与祭祀。祭祀过程：祭祀共分九个仪程，即迎神、奠玉帛、进俎、初献、亚献、终献、撤撰、送神、望燎等。清代方观承《坛庙祀典》记载：行礼仪注，祭之日五鼓，主祭官陪祭官各朝服诣坛南门外，升次序坐（陪祭官知县以下俱侍立），茶二巡毕，阴阳官报声鼓，（唱）鼓初严（鼓初徐后疾，以百桴为节，在次胥役及各官从人等俱出，赴巡警牌外，司巡人役各就牌下立，禁止闲人），（少选唱）鼓再严，（主祭官陪祭官俱起立，整管带敛容，出幄次，唱赞者先入就位，各执事生以次俱入），（少选唱）鼓三严（引赞生引主祭官以下鱼贯入，就拜位旁立，文在拜位左，武在拜位右）。（唱赞生唱）执事者各执其事（司尊者就尊所立，助献者分东西陛升各就所，派神位前左右列）。（唱）主祭官就位（俟立定），（唱）陪祭官各就位（俟立定），（唱）班斋。（唱）上香（引赞生前引并赞），诣盥洗所，濯水，进巾（引主祭官自东陛升至香案前，上香三烛），（赞）复位（引主祭官自西陛下），（唱）迎神跪（主祭官以下皆跪），（赞）三跪九叩首，（赞）兴，（唱）行初献礼，（赞）诣醴尊所，司尊者举幕酌醴，执帛者捧帛报爵者捧爵（引主祭官自东陛升）。（赞）诣风云雷雨神位前，跪（左右助献皆跪），献帛（受篚奠篚如仪），献爵（爵四举赞），叩首，（赞）兴。（赞）诣山川神位前，礼如前仪（爵二举），（赞）诣城隍神位前，礼如前仪（爵一举），（赞）诣读祝位，跪（引主祭官诣祝案前跪，读祝者举祝版旁跪），（唱）陪祭官皆跪，（赞）读祝文（读毕仍安原位），（赞）叩首，（赞）兴。（赞）复位（引主祭官自西陛下）。（唱）行亚献礼（引赞如前仪），亚献礼毕（赞），复位。（唱）行终献礼（引赞如前仪），终献礼毕（赞），复位。（唱）饮福受胙（引主祭官自东陛升），（赞）诣饮福位，（赞）跪（助献二名捧酒胙立于右，又二名跪于左），（赞）饮福礼（主祭官受酒啐受爵于左跪者），（赞）受福胙（受胙拱举受左跪者），（赞）叩首。（赞）兴，（赞）复位。（唱）撤馔（祝献生举馔由东西陛下），（唱）送神跪，（赞）三跪九叩首，（赞）兴，（唱）读祝者捧祝，献帛者捧帛，司馔者举馔（馔二豆）。各诣燎所（东西列炬各一人，举祝帛及馔置炉），（唱）望燎（主祭官帅陪祭官以下望燎毕），祝文：维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某谨以牲帛醴斋粢盛庶品之仪，致祭于风云雷雨山川城隍之神。曰：维神赞襄天泽，福佑苍黎。佐灵化以流形，生成永赖；垂气机而鼓荡，温肃攸宜。磅礴高深，长保安贞之吉；凭依巩固，实资捍御之功。幸民俗之殷盈，仰神明之庇护。恭修岁祀，正值良辰。敬洁豆笾，祗陈牲帛。尚飨！每岁四月择期致祭，行事于风云雷雨坛。风云雷雨神位居中，府社神位居左，府稷神位居右，山川神位次左，先农坛神位次右，各一筵：中筵列爵十二、四帛同篚；左筵列爵三、帛一；右筵列爵三，帛一，次左一筵，列爵六，二帛同篚，次右一筵，列爵三帛一，其余陈设并同常祀。祝文：惟神恭膺诏命，抚育群黎。仰体彤廷，保赤之诚，勤农劝稼；俯维蔀屋资生之本，力穑服田。令甲爰颁，肃举祈年之典；寅衷将事，用申守土之忱。黍稷惟馨，尚冀明昭之受赐；来牟率育，庶俾丰裕于盖藏。尚飨！直隶总督曾国藩（1811—1872）在任时的日记中曾有关于在保定城南门外风云雷雨山川坛举行祭祀活动的记录。“同治九年四月初九，黎明起，至南门外祭祀，本京师大雩祭之期，外省则祭风云雷雨之神，此间又兼祭，府社、府稷在东，山川、先农在西。凡五处奠帛，五处献爵，盖相沿已久也”[6]。关于祭祀神位及神位顺序在曾国藩的日记中也有记述，即祭祀的神有风云雷雨之神，兼祭社神、稷神，山川和先农。与史书上的记载是一致的，但神位的摆放顺序是东社神、稷神，西山川神、先农神。与清光绪《保定府治》中记载的“风云雷雨神位居中，府社神位居左，府稷神位居右，山川神位次左，先农坛神位次右”[7]不同。是总督日记中记录出现错误，还是清晚期神位的摆放顺序出现了调整，有待进一步论证。关于祭祀过程。日记中提到了五处奠帛，五处献爵。同时，印证了由直隶总督主祭这一史料记载。因旱求雨，应于山川雷雨坛先就祈祷，每日清晨，素服减从，诣坛行香七日，不雨。祈社稷坛七日，仍不雨，复祈山川坛如初至。如境内东岳、城隍等庙，虽非方祈，应仿京师致告显祐宫之意，分令有司行香祈祷民间禁屠宰而祭必以牲，用昭，特杀部议，甚明，自应遵用少牢，不得仍用蔬供，简吝用于先期致斋与常雩，礼同咨准，部复饬属一体遵行。风云雷雨神位坛东，山川坛位坛西，共一筵。设明水三尊，酒三爵，粉粢五器，果五饤，羊一，豕一，祝案一，灯二，炉一，柏香一盘，铁燎炉一，设于筵侧，焚祝。具吉服，仪从，全设祭品、礼仪，准祈祷，如七日不雨，再祈社稷坛，陈设祭器皆如前仪，七日雨澍，报谢。如不雨，仍祈风云雷雨坛如初，雨澍，报谢。在祭祀中，祭器、祭品代表了祭祀者对受祀神祇的尊重程度，在祭祀过程中都占据重要的地位。铏是鼎的一种，三足两耳，约始于周代，用以盛“羹”。内盛“和羹”，即调和五味的肉汁。铏内所盛的羹为牛肉汤，是“和羹”。羹分为“和羹”、“太羹”。《说文》记:“羹，五味羹也。”其意思是说“羹”有两种，一种为不调五味，不和蔬菜的纯牛肉汤，可供饮食，为“太羹”，在祭礼中“太羹”比“和羹”等级更高。铏内所盛的“和羹”做法是将牛肉置于烹饪器中，加上五种调料炖煮，五种调料分别为:梅、盐、酱、醋及一种菜，这种菜可以是葵或韭。《尚书·说命》则云，“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由此可知咸与酸是“和羹”的主味。簠簋，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①见贾公彦《周礼疏五十卷》，卷十六，民国庚辰董氏诵芬阁景宋本。簠是古代用以盛谷物的器皿，后专用于祭祀。为长方形，器与盖的形状上下相同，可卸置，各有两耳，主要用以盛稻粱。簋最初为食器，后专用于祭祀。簠簋内食品各不相同，二个簠中各盛以黍和稷两种粮食制品，黍为黄米、粘米饭，稷为小米蒸制的白米饭。二个簋中各盛以稻和粱两种谷物，实际上分别为大米饭、高粱米饭。笾豆用于祭祀时盛果品和酱胙。笾多用竹制；豆以木制或铜、陶制，形似高脚杯。笾居神位左面，豆居神位右面。竹笾内盛有四种食品。形盐是一种筛选过的洁净的碎块盐。薧鱼，即用白鱼一尾，大者约一斤，小者约十二两（清制），并用白盐少许，腌过晒干，临用前以温水洗净，酒浸片刻，用大小鱼各一尾制成鱼干。枣用红枣、鲜枣、焦枣都可以，每案用一斤十四两。栗用上好的大栗，如无即用胡桃或桂圆代替，每案用二斤四两。豆内盛以四种不同的祭品，韭菹是用生韭菜，切去头尾，取中四寸用，腌制而成;如无韭菹，用韭根代之亦可。菁菹是腌韭菜花。祭品中的各种肉醢，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先将各类肉制成干，加上盐用酒浸泡，搅拌，再用酒浸泡百日而成。如醓醢是取猪脊背肉，所谓“里脊”，细切成小方块，用香油、盐、葱、花椒、茵香拌匀。尊泛指一切酒器，盛行于商周，多以青铜制造，形式不一。尊以鼓腹侈口、高圈足的圆形或方形等为多。尊内实以美酒。篚是用竹编制成，形似一个带盖的长盒子，周边以纯漆刷饰，祭祀时用以装盛玉帛。俎是古代祭祀中用以载放牲牢之器，有青铜制，亦有木制漆饰的。依祭祀类别、等级定陈设俎的数量。俎用单数，笾豆用双数，以体现阴阳之义。俎形状像一个没有盖的大匣子，木制，四周各有铜环二个，以便于搬移。祝版是祭祀时主祭者向祭祀神祗祈祷所用的工具，祈祷之词俱书于祝版之上。祭祀制度起源于人们对自然界的惧怕和对生活的美好憧憬，而后随着人们认知能力、情感、欲望等不断的增加，祭祀的作用也变得纷繁复杂，但是无论祭祀制度的作用有多少种，总体上都可以归为两大类，即祭祀制度的社会作用与政治作用。正因为祭祀制度的这两种作用，才使祭祀制度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断地被丰富和发展，即使在当今的社会祭祀制度也具有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第一，社会作用。《礼记·郊特牲》中明确了祭祀的功能和目的：“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郑玄注曰：“祈，犹求也，谓祈福祥，求永贞也。报，谓若获禾报社。由，用也。辟读为弭，谓弭灾兵，远罪疾也。”[8]可以看出，祭祀就是为了求福、报恩和攘祸。中国从远古社会开始一直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那么农业是否能有个好收成，完全取决于自然界。所以祈祷风调雨顺便成了祭祀存在的意义。当然，古代人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认识也不够，以为是神鬼在作怪，所以人们奉上最好的祭品，表达对神灵虔诚之情，希望以此祈求神灵的福佑。在得到了神灵消灾降福的恩德后，人们知恩图报，表达对庇佑了自己的神灵的无比感激之情。消灾去祸和感恩思报正是人们行祭礼的目的所在。第二，政治作用。古代中国是一个相对典型的农耕社会，如果希望农业有个好收成，天气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降雨则事关农业丰收，人民安居乐业。老天是否下雨却不是人的意志能够左右的，这完全是自然界随机的结果，但是在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认为是否下雨完全是由天上的神灵所掌控的。于是，祈雨变成了历代王朝“文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祭祀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祈雨祭祀，只有两种结果，一是下雨，一是不下雨。如果恰巧赶上下雨，则说明统治者的祈祷产生了功效，得到了神灵的眷顾，从而使其统治的合法性毋庸置疑。即使没有下雨，也会借助祈雨这种方式来展示自己关心百姓疾苦，并且会通过减赋减徭等看似惠民的方法来适时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且有些祭祀者在祈雨时还向神灵认错，称罪在自己，不在百姓；这样做更能获得百姓的认同和拥戴，树立起忧国忧民、勤政爱民高大形象。因此，无论是否下雨，其结果均可以起到稳定人心、展现仁政的作用，维护了统治秩序的稳定。由上可知，无论对普通百姓，还是对统治者来说，风云雷雨山川坛的祭祀活动都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祭祀才不断地发展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随着人们科学认识的提高，在风云雷雨山川坛的祭祀活动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曾经存在的价值不能抹去。［1］成一农.中国古代方志在城市形态研究中的价值［J］.中国地方志，2001（1-2）：136-137.［2］徐 珪.明弘治《保定郡志》明弘治刻本：卷19［Z］.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1996：2-3.［3］俞汝楫.礼部志稿：卷84［O］.文渊阁四库全书.［4］李 媛.明代国家祭祀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清会典事例：卷四一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1：635.［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4：1741.［7］李培祜.保定府治：卷三十一［O］.清光绪12年（1886）刻本.［8］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陈 静）
收稿日期：2014－08－07
作者简介：于素敏（1977-），女，河北保定人，馆员，历史学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