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王朝对外来僧侣的管理

开成三年( 838) 七月二十六日，日僧圆仁、圆载等人随日本国第十八次遣唐使藤原常嗣入唐，至扬州海陵县，随即他们就向扬州地方政府递交状文，提出去天台山国清寺的学习计划，遣唐使也为他们向淮南节度使李德裕申请，李德裕未准，他们只得滞留扬州，寻求机会再次申请。圆仁为何会被拒？唐王朝是如何管理外来僧侣的？

日本遣唐使

公元7 至9 世纪的唐王朝，一方面中外多种宗教汇聚大唐，另一方面唐朝宗教文化广泛向外传播，此时堪称是中国历史上中外宗教文化传播、交流的繁盛期。这一时期，大量外国僧侣进入唐朝境内，或传道，或学习，对他们的管理也随之进入了唐朝政府的视线范围。

外来僧侣的入境

在唐朝，对外来入境人员政府要查验往来凭证，僧侣也不例外。如唐德宗贞元二十年( 804) ，藤原葛野麻吕为首的遣唐使团从福州入境就被查入境凭证。外来僧侣在唐境内的活动也要接受唐朝各级政府的管理，只有获得政府的特定牒文，才能在唐境内合法通行，也可得到政府的粮食供应，否则要在规定期限内离唐出境。圆仁、圆载因为持有的是扬州文牒，只能行于淮南八州，不能通用于浙西道、浙东道，只有得到朝廷诏敕，才可通行无阻。

“往到唐福州长溪县，州县吏疑其无符印，责之。葛野麻吕赠书福州观察使，略云: ‘竹符铜契，本备奸诈，世淳人质，文契何用? 是故我国淳朴已降，常好事邻。所献信物，不用印书，所遣使人，无有奸伪……然今州使责以文书，疑彼腹心，检括船上，计数公私’--《日本史》

圆仁行礼

圆仁、圆载被拒后，经过长达七个月的努力，最终圆载得以成行，而圆仁则无功而返。这又是什么原因？这就要说到他们的身份，日本来华的学生与僧侣分为四类，学问生、学问僧、请益生和请益僧。所谓学问生和学问僧，是指长期留学，历经数年充分研究学问之留学生和留学僧。而请益生和请益僧，则是指在入唐以前，已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研究和修行，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并且具有相当地位之人，其入唐是为研究其专业领域的特殊问题。圆仁为使团成员兼请益僧，这样的人也称还学僧，一般要随使团同来同归。而圆载是留学僧，即学问僧，归国可以不受遣唐使船归期的限制。而得到许可的圆载，也并不是说可以随意决定自己去天台山的时间，也要按唐政府公文要求，在唐政府官员管理下，按规定时间前往目的地。

外国僧侣若想回国也需向唐政府申请，取得许可公文。上文提到的圆仁经过九牛二虎之力在唐学法10年后准备回日本，却始终未得许可，至会昌法难，他因未取得唐祠部牒，被勒还俗，才得以被递归本国。为顺利出境，他又去京兆府申请公验，虽说已得到归国的许可，但在哪里出境并非随心所欲，要按公文要求执行。圆仁先至楚州山阳县，想从这里上船，未获同意，只好按要求前往登州出境。

“入京兆府请公验，恐无公凭在路难为欤。……府司判与两道牒，仰路次差人递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圆仁

外来僧侣的安置

得到唐朝政府许可在唐生活的外来留学、传法僧侣，唐政府会对其生活给予关照，但并无定制，而是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并赠与他们生活物资。比如唐贞观十二年( 638) ，新罗僧慈藏入华，先后在五台山、长安、终南山等地修行，太宗曾赐绢二百匹充衣费。他返回新罗前，太宗又赐衲一领、杂彩五百匹，东宫太子赐缎二百匹。又于弘福寺设斋度僧，敕太常九部乐供养。又天宝二年( 743) ，唐玄宗曾赏赐日本僧人，每年赐绢二十五匹外加四季的衣服。圆仁在天台山学习的时间，都是唐政府为其提供食粮。

“僧荣睿等，既是番僧，入朝学问，每年赐绢二十五匹，四季给时服。…… 今欲还国，随意放还宜扬州例送遣。”--《唐大和上东征传》

寺院安置

得到许可在唐传教、学习的外来僧侣，要遵照僧侣配住制度进入规定的寺院。比如高宗时中印度人释无极高被安置在慈门寺；武周时，于阗僧天智安置在魏国东寺；日本僧空海被安置在西明寺等等。西明寺应为唐代接待外来僧侣的重要寺院，史载曾居于此的外来僧还有来自新罗的圆测，日本的圆珍、圆载、真如、宗睿，来自印度的善无畏、不空、般次若，来自罽宾的般若等。

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中记录了晚唐外来僧侣入住长安寺院的详细过程。首先外国僧侣向唐朝政府主管宗教事务的功德使提出申请，向功德巡院递交状文，后圆仁先被知巡押衙临时安置于资圣院，次日，本拟面见功德使并听其安置，但却因故未得见，巡院判官只好临时为圆仁等改换寄住地，第三日，圆仁再入功德使院，得到功德使牒文，仍住回资圣寺。而对于那些道行高深，能够主持开设译场的外来僧侣，唐朝政府对他们的配住待遇相应较高，可为其在大寺院内提供一处独立的别院。

“缘开府不出，不得进状，案头何判官送到内护国天王寺安置。再次日，“得功德使牒，称权寄住资圣寺，仰纲维供给者。知巡侍御准使帖，转帖资圣寺便差巡官送到寺，且在库西亭安置。”--《入唐求法巡礼行》

西明寺

外来僧侣配住的寺院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外来僧侣抵华后不一定会被马上安排入住寺院，有时会先住在非宗教场所，如空海因为是随代表日本政府的遣唐使入京，故先被安置在宣阳坊官宅，在遣唐使归国前一日，空海才被安置在西明寺。若外来僧侣长期留在中国，超过一定年限，唐朝政府会将其编入中国籍帐簿册。

“新罗、日本僧人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新唐书》

对违法僧侣的管理

对于危害唐社会稳定的外来宗教徒，唐朝政府会按照中国法律予以处分。比如我们熟悉的鉴真大师，在第一次东渡时，因内部矛盾，僧人如海告道航等众僧与海贼勾结，这桩案件里的涉案者荣叡、普照等四人均为日本僧人，对他们是按照世俗法律程序层层审查裁断的，先由案件发生地扬州的地方政府上奏京师鸿胪寺，鸿胪寺再去寺院调查，将结果奏报皇帝，皇帝下诏，令扬州政府处理，过程非常严格，此四僧被关押于扬州地方政府的监狱中达四个月之久，政府还可因司法需要而搜查寺院。荣叡等被放出后，仍想迎鉴真赴日，在第三次东渡时又被告发，荣叡被披枷带锁押回长安，已经没有任何照顾可言。

“时越州僧等知大和上欲往日本国，告州官曰: ‘日本国僧荣叡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时山阴县尉遣人于王亟宅，搜得荣叡师，著枷递送京”。--《唐大和上东征传》

荣叡圆寂

唐朝政府甚至会将某些可能危害政权的外来僧侣驱逐出境。唐玄宗时曾出现过遣外来僧归国之事，这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一些打着弥勒信仰旗号的叛乱，对于危及政权的外来宗教，唐玄宗采取了坚决打击的态度。

“时帝留心玄牝，未重空门。所司希旨，奏外国蕃僧遣令归国”。--《宋高僧传》

唐代僧侣

总之，外来僧侣在中国境内的活动要接受唐朝各级政府的管理，他们出入唐境，在唐土的居住、学习、出行都要取得相关部门的同意，在唐期间，外来僧侣可以得到政策优待，但若违反唐朝法律规定，也同样会受到相应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