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年前的乌克兰发现“阴阳太极图”，亚洲文明到底有多震撼？
前不久，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声称，中美之间是文明和人种的竞争，这一言论引起轩然大波。
这位官员名叫凯润·斯金纳（Kiron Skinner），是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规划主任，她宣称中美间的竞争是真正的两个文明和两个人种间的争斗，并进一步宣称“这是第一次我们面临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而斯金纳的另一个身份，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博士。
这种以人种、种族塑造“文明冲突”的观点，也许并非她一人的“专利”。早在19世纪，“黑人到底是不是人”这样的问题，就成为了欧洲的热门话题，且真有一些人一本正经地论述“黑人”不是“人”而是“牲口”。更要注意的是，这一话题所言的“黑人”经常是广义的，在极端思想流派者那里，往往包括亚洲等地的有色人种。
这样的思维至今仍能在欧美有所延续，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而有西方学者认为，像某个肤色或种族特征的人群“是不是人”这种问题不会发生在亚洲，因为那里存在另一种解读文明间关系的方式，并且，有着悠久的传统。
距今约600万年前，人类的远祖图根原人诞生；距今约20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自此，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开始缓慢成长，直至文明共同体创立。
人类作为共同体，首先是生物共同体，即具有作为人的基本基因和解剖学特征，然后依靠其不断增长的智力和组织协同能力，脱离于动物界，组成了文化共同体，形成了由共同生活中价值纽带联结起来的稳定的人群集合体，亦称人群共同体。共同体既包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氏族和部落，也包括以共同的经济生活、居住地域、语言和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形成的部族、民族等。
共同体的概念相当于社会组织系统。从丝绸之路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到，从血缘家族到部落协同，从工具协作的认知到实体融合，从部族文化到民族文化，从天与神支配人到天地人的互动，从宗族文化与城邦文化到国家认同，从国家间的交流到国际传播，从王国型文明形态到帝国型文明形态，再到今天的共和型文明大时代，交流作为协同的核心要素不断创生和传播着新的文明形态与价值特征。
为描述文明交流互鉴的方式、规模、水平与传播形态，人类常常通过所共同拥有的媒介与工具形态来表达文明的集群特征及其发展模式，于是便有了青铜文明、丝路文明、数字文明等文明集合体的概念，可与民族文化共同体、国家形态的文明体等社会组织概念做出互相紧密关联的解读。
从丝绸之路兴盛的经验和今天亚洲文明的复兴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明交流互鉴及传播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价值机制，这就是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与保障性、大众信仰机制的多元性与基本价值的认同性、市场交易及其规则的可靠性与发达程度、生产技术的先进性和可扩散性、民族和睦与融合的途径与程度、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互相交流和学习的方式等文明协同的要素与价值不可或缺。
从这里，我们将再次读懂“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脉络、亚洲文明复兴的必然趋势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进的逻辑基础。
△ 北京怀柔明长城风景图
1
世界文明的轴心地带：
丝路文明的动力机制与亚洲文明的成因和机理
轴心地带：世界文明交流最密集的区域
如果一起阅读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的话，我们很容易发现：从北回归线23.5°N到北纬45°N之间，从太平洋东岸到地中海和黑海以及亚洲大陆的广大地域，叫做亚欧非大通道，这是世界文明的轴心地带，是世界文明创生传世、交流传播最密集的区域。
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流域文明体系，都诞生在这条轴心地带上，即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苏美尔与古巴比伦文明、黄河与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
考古发现，距今8000到7000年，文明创生的遗址如满天繁星，大量分布在这条轴心地带上。
这个时期，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仰韶文化、贾湖文化、大地湾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北辛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等，开始大量出现最早的刻画和书写符号。
亚洲西南部和中亚地区开始用冷锻法加工天然铜。印度河流域出现梅尔伽赫遗址、美索不达米亚发现最早的印章文化、苏美尔人也开始实行灌溉农业。
彩陶之路与太极之路
彩陶之路。发端于距今8000到7000年的陶器文化遗址在世界文明的轴心地带的东西两端出现。中国和西亚的陶器似乎并没有多少联系。而自距今6000年开始，在这个轴心地带的多条道路上，有很多相隔成百上千乃至于上万公里的文化遗址，其众多陶器和彩色陶器的工艺、形制、花纹、样态、符号有连续和部分连续的高类同性。这些数以百计的文化遗存，因其存在连续性而被称为“彩陶之路”，从太平洋东岸直达东欧。这就是彩陶文明共同体。
太极之路。在距今7000年的乌克兰特里波耶遗址，考古学家于19世纪末发现这里有规模巨大的城市、发达的天文成就和艺术表现力，同时还发现彩陶片上有两个符号──“阴阳太极图”和“万字符”。几乎同一时期，在9000公里开外的中国安徽省蚌埠双墩遗址，考古学家发现陶器刻画符号中，也有类似的阴阳太极符号。我们不能肯定这是东西方直接交流的表征，但至少可以判断：这些符号是亚欧文明大通道上，数万年以来人们通过缓慢迁徙交流产生的一种共同的文化积累。
△ 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的雅砻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
青铜之路与玉石之路
青铜之路。在这个轴心地带的多条道路上，有很多距今4000年至2000年相隔千百公里的文化遗址，表明从西亚到东亚的青铜技术在相互传播，如青铜冶炼技术的东传和青铜模制技术的西传，连西伯利亚也有距今4000年到1000年的多处青铜文化遗址，连同更多如牛、马、羊等驯养技术观念和自然崇拜观念的互相影响，在广袤地域形成了青铜文明共同体。
玉石之路。距今1亿年的喜马拉雅-昆仑-帕米尔造山运动，使得其山顶雪水顺河向两侧冲刷形成各种颜色品种石料的河谷，多条河谷绵延数千公里。印度称这些石料叫做“宝石”，中国叫做“宝玉”“玉石”“玉”“昆仑玉”等。其中，昆仑山下的和田玉石最为著名，质地温软、晶透。《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先秦文献对古代中原地区所用之玉多取自和田、昆仑山等地就有不少记载。距今6700年左右的陕西姜寨遗址就出土了和田玉用品，距今3200年的殷商妇好墓则出土了数百件和田玉物件；而在巴基斯坦古城塔克西拉，曾发现过公元前1世纪来自和田的软玉。这就证明存在玉石文明共同体。
数千年来，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彰显了亚洲文明起源和辉煌的动力机制：交流传播与交互影响。其辉煌来源于轴心通道与丝路文明的共同创生：彩陶之路、青铜之路、玉石之路，小麦之路、稻米之路、牛羊之路、宝马之路、犁铧之路、朝圣之路、翻译之路、草药之路、蔬果之路、茶叶之路、火药之路、造纸之路、印刷术之路、香料之路、瓷器之路，乃至于征服、战争、冲突之路等指称，还有从地理景观上的“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崇山峻岭之路”等等，非常详尽地表明了物质、技术与信仰观念的交流大历史，决定了丝路文明共同体创立和发展的必然性。
交流互鉴：亚洲文明辉煌的基本原理
由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积累，世界文明轴心时代的五大文明思想体系中的四个诞生在亚洲：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儒家等。甚至连古希腊哲学也与小亚细亚有着丰富的联系。
也由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积累，今日世界上信众最多的五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道教，全部诞生在亚洲。
以这些思想体系为基础，在16世纪之前，以丝绸之路为共同体的大型文明体有：中华大汉、中华大唐、古波斯的安息与萨珊王朝、印度孔雀王朝、印度笈多王朝和莫卧儿王朝、中华宋辽金、蒙元、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中华大明王朝等。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中华文明表现为三种形态的演进：邦国与邦联主政时代，大体就是黄帝和尧舜时代；王国与联邦王政时代，大体相当于先秦的夏商周三代；帝国与帝制央政时代，就是秦汉开端的郡县制和羁縻制，羁縻制相当于后来的“因俗而治”的自治区域或联邦区域。这三种文明形态的发展与古埃及、古印度、古罗马、古波斯以及美洲的印第安文明的演进过程都有类同性。
这些让我们得出了文明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结论：
文明通过交流创生共同体。在邦国与邦联主政时代，这种交流具有本能意义上的自发性，彩陶之路就是证明。
文明也是通过交流创建扩展共同体的。在王国与联邦王政时代，这种交流具有理想意义上的自为性，青铜之路就是证明。
文明还通过交流创立完善共同体。在帝国与帝制央政的郡县制和羁縻制时代，这种交流具有行为意义上的自主性，最为畅通的丝绸之路和铁器之路就是证明。
△ 埃及乐蜀神庙历经3000年风雨，建筑框架依然完整，连上面的一座小型阿拉伯清真寺也一并保存下来。
大型文明体是丝路文明共同体的支柱
帝国是世界文明史上具有规律性的一种文明形态，尽管后人对这个概念加上了“主义”二字，变成带有侵略性奴役性的贬义词。而在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历史中，帝国是跨文化而疆域广大的多民族统一体，往往处于跨区域跨文化的文明高峰时代，如今我们称之为大型文明体。
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和一定时期范围内，具有基本相同的文明体系的国家或社会，即构成了文明价值与文明秩序具有内在关联的文明带，如今我们称为文明圈。文明圈是历史上因地缘文化关系和交流交往的秩序形成的，亚洲是一种典型。大型文明体的作用至关重要。
许多经济史学者认为，在王国联邦和帝国央政等大型文明体中，由于跨文化的治理机制使得社会分工精细化，需求易于旺盛，规模经济易于呈现，更由于关税壁垒的减少和安全性的提高，社会交易成本大规模下降，经济技术与文化活动的边际效益易于体现。
与欧洲中世纪的文明形态不同，在大型文明体的支撑下，丝绸之路的亚洲各文明圈曾经多次成为世界上最自由、最富有、最安全的轴心地带。中国、波斯-印度、阿拉伯-伊斯兰等文明圈的大规模交流发展，使得丝路亚洲的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发展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直至公元1800年前，世界经济总量的大约70%以上都出自这个轴心地带的亚洲部分。
历经衰落后，在20世纪，亚洲绝大多数帝制、王权制、教主制和单一民族制国家都向实质性的共和文明体制转型。由于传统历史文化根深蒂固的联系，亚洲绝大部分地区的人们相处和睦。
在21世纪，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实质性的共和文明体组成新的东亚文明圈、东南亚文明圈、南亚文明圈和中亚西亚文明圈都有复兴趋势。于是就有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开端。
2
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
丝路文明的寻梦机制与文明思想共同体的形成
世界文明成熟期的五大思想体系
公元前1000年后，世界文明的轴心通道进入了轴心时代，其标志是形成五大思想体系，其中四个诞生在亚洲：
一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历经苏美尔、古巴比伦和亚述，诞生了希伯来文明与犹太教的先知；
二是古希腊吸收了地中海的迈锡尼、克里特、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后，出现一批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
三是伊朗高原的卡伦河与戈尔甘河两河流域出现了古波斯文明及其被中国称为祆教先知的琐罗亚斯德；
四是印度河与恒河历经了哈拉巴、吠陀时代进入佛陀时代和阿育王的孔雀王朝；
五是中华文明历经夏商周三个朝代进入百家争鸣时代，有了老子、孔子等一批思想家。
就在这1000年里，诞生了古希腊与古罗马、古波斯、印度孔雀王朝、亚历山大帝国、中国周秦汉三代等大型文明体。
“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即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西方学者认为，这一阶段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此时人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出现了如“终极关怀”“人文精神”“道德底线”“社会公正”等思想的“觉醒与顿悟”“苦难与解脱”“反思与超越”“理想与愿景”，塑造了人类文明思想共同体的基座。全球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的思想基础由此得以奠定。
文明思想共同体与文明寻梦的动力
人类在文明交流中总是在不断地设计对未来的梦想，也不断地调整梦想实现模式，竭力寻找和创造更好的生存发展方式，这就是文明寻梦。
为什么人类拥有丝路文明共同体？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文明史的轴心时代，人类的文明寻梦有可靠的记载传世，这种精神财富可称为文明思想共同体：人类拥有了中国神话与百家争鸣、波斯神话和琐罗亚斯德教的先知、希腊神话与哲学、印度神话与佛陀，拥有了周穆王、居鲁士、阿育王、亚历山大、汉武帝等君王们的身体力行；在这个文明思想共同体的基础上，丝路文明的寻梦机制和人文价值开始产生，为后来的各大文明体彻底开通丝绸之路做了精神准备。
在各大文明体神话传说中，集中表现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寻梦机制，即人们希望通过交流而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景。
△ 位于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北部的奇琴伊察金字塔，是古代玛雅文明留下的宝贵遗产。198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中国，文明寻梦是有方位的
在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体系与历史记忆有密切的关系，可分东向神话、西向神话、中原神话和楚地神话四大类。东向神话被称为“蓬莱神话”，包括以海上神仙所在的岛屿“扶桑神话”、东海龙王、八仙过海等等内容，是中华海洋文明的梦想。中原神话传说包括伏羲文化、黄帝文化以及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仓颉、后稷的种种传说，也就是易文化与开国战争及民族融合的故事，代表了中华政治文明的梦想。楚地神话主要是屈原诗作中的东皇太一、云中君与东君等一系列内容，后大量传承于道教文化之中，以老子作为太上老君统领众神，代表了精神自由与思想通天、关系融洽和身体安康的文明寻梦，这是一些西方思想家将老子的道家思想视为养生哲学与生态哲学的缘起。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神话体系是西向神话，被称为“昆仑神话”，包括女娲补天和盘古开天地、西王母的故事等，代表了中华西域文明的梦想。这四类神话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人和谐万邦、天下一家共同体观念的由来。
有一部名叫《穆天子传》的古书，相传其中记载有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与西王母在瑶池相会的故事，很是生动。现代研究者认为，这是试图出访西方国家的第一位中国元首，他从中原出发，远达中亚，会见了西王母娘娘，并以丝绸作为国礼，赠送给到访的国家。这大概是关于丝绸西传最早的记载。其记载“献白玉石……食马三百，牛羊二千”，穆天子赐“黄金环三五，朱带贝饰三十，工布之四”等，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物资交换的规模、方式、品种。
这个记载如今叫做传说，反映了中国人向西寻梦、渴望交流的史实。
古希腊向东的文明寻梦：赛里斯
远在地中海的古希腊、远在伊朗高原的古波斯就有向东的文明寻梦证据。
在古希腊神话中，描写的爱情、物资交换、技术传播和战争的故事都是向东的，《金羊毛》主要是与黑海沿岸国家交往的故事，荷马《伊利亚特》主要描写的是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发生的战争故事。在古希腊人的眼中，向东，象征着财富，象征着冒险、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对幸福的追求。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认为：“东方文化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摇篮。”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文献第一次将中国叫做“赛里斯”（Seres），意为蚕与丝，或是蚕丝之国。这个时候，中国已经进入战国时代，而中国丝绸也已经进入欧洲很长时间了。
△ 始建于公元前580年的雅典卫城，如今仍矗立在希腊雅典市中心的卫城山丘上。
波斯神话中的太阳神与祆教也在向东
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中东地区一直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心之一，这一地区的发展沿着从城邦到地区性王国到洲际大帝国的轨迹前进。波斯帝国是上古中东诸文明的集大成者，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它的创立者居鲁士以其一生不断征服和对被征服者的宽容而著称于世。
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大流士一世下令修建一条贯通全国的“御道”，以苏萨古城（今在伊朗境内）为起点，一直延伸到帝国的西域边陲撒狄古城（今在土耳其境内）为止。这条御道的出现，使得帝国内的远途贸易与交流，以一种前所未有、无人能够预料的方式开展起来。
发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称为祆教、拜火教。以光明压制黑暗，强调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强调道德，提升“人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包含人文精神，在鼓励贸易自由和公平交易方面厥功至伟，对后来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深远的影响，是古代宗教由多神发展为一神的重要阶段。这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来宗教之一。据考证，湖南、河南等地乡村的篝火舞蹈和礼拜仪式带有祆教的影响，有些民俗遗存还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古波斯神话中有一个主神叫做太阳神，由于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这个神的名字就叫密特拉。其名在古波斯语中意思为交往、和谐、和平、友谊等，对那些不遵守契约之人会给予严惩。密特拉拥有调整自然秩序的神力，可以保障雨水充沛和草木丰茂，使人类能够安居乐业。由于波斯帝国向西先是与古希腊、后与古罗马发生冲突，所以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此神主管向东的贸易与交往，是波斯商人群体的保护神。
△ 1831年发现于庞贝的著名镶嵌画《伊苏斯战役》，
记录了亚历山大攻打波斯大流士的战争场面。
亚历山大帝国：丝路上第一个大型文明体
在向西寻梦的周穆王的故事发生600年后，希腊文明向东寻梦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的故事中。这位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拥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战略禀赋，向南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国家，向东征服了黑海沿岸国家，直至印度。他实施宗教宽容、民族融合、厚待知识分子等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政策，推广希腊艺术的同时，汲取沿途各国的工艺文化，大力发展贸易，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开启了文明史上的希腊化时代。
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后，不但厚葬了他的对手大流士三世，而且当了他的女婿，并鼓励其将领和士兵在波斯和其他被征服的地区娶妻生子。他去世之后，其军事将领们所建立的各个王国，继承了他的遗训，使得欧亚非商路通畅。埃及托勒密王朝所建的亚历山大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见证了中国丝绸抵达非洲。
这时中国已处于大汉文明时期，再次显示了丝路文明共同体将成为世界文明融合发展的趋势。
3
世界文明的自为阶段：
丝路文明的联通机制与丝路文明共同体的创世
大汉文明：昆仑山作为丝绸之路的文明标识
昆仑山系绵延2500公里，横亘中亚，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四川西北部，曾经被西方地理学界称为“亚洲脊椎”。昆仑山脉与青藏高原的冰川融雪是中国几条主要大河的源头，包括黄河、长江、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和塔里木河等。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流域文化集群。
这是世界历史上文明密集度最高的山系，其西南部有印度河、恒河流域文明，其他方位则是构成中华文明的四大主体组成部分：其东南方有长江文明，其东北方有黄河文明，其南有藏域文明，其北有西域文明。这些地方多数在汉代中国疆域内。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标志着丝路文明共同体的形成。
大一统文明的优势出现了，比如，中国人掌握生铁液态冶炼技术比欧洲早了1500年。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制造各类质量上乘的铁器，这些铁器在农业生产领域及军事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文明的轴心地带出现了铁器之路，西域和中亚西亚开始了铁器技术交流时代，并通过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向西迁徙路线逐步向欧洲进发。
东汉科学家张衡所作《二京赋》的“二京”，即指汉的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此赋很生动地再现了那时的商市、街道、丰富的货物和买卖双方热闹的交易活动。实际上，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已经开始建立，广大农村地区的集市自由贸易体制已经形成。
丝路文明在相向而行：大汉向西、罗马向东
在大汉文明的时代，西方的古罗马文明也处在巅峰时期。长安向西、向大秦，罗马向东、向赛里斯。历史出现了这样的共同特点：两大世俗文明体的军队开到哪里，贸易市场就出现在哪里。大汉文明的西域都护府和罗马军团的东方据点中间只隔了一个继承波斯文明的安息国，安息国成为丝路上最大的贸易中转站。
公元97年，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最远到达了当时与汉朝、罗马和贵霜并列的帕提亚帝国（安息）西界。临大海欲渡时，被安息船人以渡海艰险为由劝阻。
《后汉书》也记载了公元100年罗马帝国某马其顿行省的商务使团到达中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20年，有来自大秦国的杂技表演者及魔术师随西域人一起来到中国。《后汉书》的《大秦传》里介绍了罗马帝国的地理、都城、道路，以及经济生活和商业，物产乃至风俗和皇室礼仪等，其详细程度超过对其他国家的介绍。
大约到公元1世纪，在罗马作家的作品里有关“赛里斯”的描写逐渐多了起来。如著名诗人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博物学家普林尼等人都在著述中提到了东方的“赛里斯”。虽然这些西方古典文献中关于“赛里斯”的具体地理位置说法不一，但“赛里斯”位于遥远东方且为产丝之国是他们的共识。
罗马历史学家弗洛鲁斯还记载了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时期（即公元前27～公元14年），前来与罗马帝国交好的各国使团中，有来自赛里斯国的使者，其实就是商人。这是中国人到达罗马帝国的首次记载。
两千多年后，“罗马第一军团失踪之谜”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课题。研究者认为公元前53年，克拉苏所率7个罗马军团在卡尔莱(今叙利亚的帕提亚)战役中惨败给安息军队后，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率领第一军团突破安息军队防线，没有再回到罗马，不知所终。据考证，其最大的可能是定居中国河西走廊凉州某地。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于1989年意外发现，汉朝安置罗马军人的地方，就是今天的甘肃省永昌县骊靬遗址。尽管基因检测并没有证明当地人是罗马人的后裔，但并不影响该遗址成为一个热门旅游景点。
这些古籍记载和研究发现，都说明公元前后伫立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两个伟大的文明体，曾经有过遥相映照、相向探索的寻梦过程。
△ 坐落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境海拔3600米的色达县喇荣寺五明佛学院
朝圣之路：信仰文化在丝路上汇聚
在汉代，中国确立了信仰自由原则，所有人的信仰不会受到官府的干预，除非犯法。所谓“独尊儒术”，是行政程序和社会规范问题，不属于信仰问题。中国人从来不认为皇帝及其官员是什么教主或某个宗教意识形态的领袖。
古代的大型文明体是信仰和贸易自由的国度，通过信仰自由融合汇聚成优秀文化群落。汉代以来，世界历史上的主要宗教都能在中国等丝路文明共同体中生存，道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婆罗门教、印度教、萨满教、拜火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太阳教、犹太教等，连吕宋、马来群岛上的土著宗教在中国也有足够的生存空间。从这些教名就可以想见当年曾经有多少外国人向往中国。
公元4世纪的希腊史学家马尔塞林记载商人对中国的描述：“赛里斯国疆域辽阔，沃原千里……物产也很丰富，有五谷杂粮、干鲜水果、牛羊牲畜，真是应有尽有，品繁而量众。那里的城市较为稀疏，但规模较大，物产丰富，人烟稠密。赛里斯人完全不懂得进行战争和使用武器，最喜欢安静地修身养性，所以他们是最容易和睦相处的邻居。在他们那里，晴空万里，皓月明朗，气候温和宜人，即使刮风也不是凛冽的寒风，而是和煦的微风。”
中国当时正处于魏晋时期。以上描述完全符合当时大中原地区的地理气候特点。
五大支柱托起丝路之花的灿烂
地跨南亚到今阿富汗的贵霜帝国的贸易相当发达。农耕与游牧地区之间存在着活跃的贸易，谷物、水果、手工艺品和武器等被运往游牧地区，毛皮、牲畜、纺织原料、肉类和乳品等销往农耕文明区。丝绸之路上贵霜商人南下南亚，东进中原，西经安息入罗马帝国，把东方的丝绸、香料和各种奢侈品运到印度和罗马，把罗马人的武器运到东方。中国则从中亚获得了葡萄、蚕豆、石榴、番红花、核桃等物种。
中亚地区，有一个国家名叫大宛（今土库曼斯坦一带），出汗血宝马，献于汉朝。汉武帝大喜，称其为“天马”。公元前130年左右，汉朝大使张骞出使西域时曾来过此地。《史记》《汉书》记载，大宛拥有相当规模的城市文明，当地居民多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并居住在城墙环绕的都市中，风俗与南方大夏国相同。唐朝时，中原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天宝三年（744年），唐改大宛为宁远，并将义和公主远嫁宁远国王，对方献上两匹“胡种马”，即汗血马。唐玄宗为之分别取名为“玉花骢”和“照夜白”。这两匹马还被唐代著名画家韩斡画进唐代名画《照夜白图》和《玉花骢图》。
这是有史籍记载的中国与西方印欧民族首次大规模接触。而考古发现的罗布泊小河公主墓，这位公主的基因检测带有欧亚多地基因，说明欧亚民族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在距今约3700年前就已经开始。
丝路文明共同体创世的五大支柱是中华大汉、波斯安息、贵霜、罗马、中亚诸王国；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匈奴向南向西迁移融合，罗马、波斯向东交往融合，丝路民族文化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景象。
△ 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的德格印经院，
收藏有老版的《长寿经》，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
丝路作为文明思想共同体在汉代以后继续凸显
佛教传入中国，一开始就具有官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东汉、东晋、隋代，官方相继组织翻译佛经；唐代达到翻译全盛时期；宋代以后，佛经进入刻本翻译时期。
经过1000多年的辛勤努力，由梵文翻译过来的汉文三藏达到了1690余部、6420余卷。佛教的乘、性、相、显、密等各部学说都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从而形成了中国佛学的巨大宝藏。
宋以后，中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出现。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广泛应用，佛经的印刷和流通速度得以加快。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鼎盛期出现在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时代，首都巴格达与中国的长安、开封、杭州、广州等一样既是一座繁荣的国际城市，更是一处世界文化交融的学术中心。
据西方学者研究，历时二百多年的阿拉伯语翻译运动，跨亚、非、欧广袤区域，交融波斯、印度、希腊、罗马、阿拉伯等古代东西方文化区域，掀起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多见的大规模文明交流浪潮。
至阿拔斯王朝前期结束时，古希腊科学典籍中的全部重要著作和大部分较次要的著作，都已译成了阿拉伯文，其中有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格林（盖伦）、希波克拉底和保罗、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学者的著作，以及来自波斯、印度和中国的著作，多达数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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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的发达规律：
丝路文明的生态机制与亚洲文明的第一次高峰
大唐西域：东西方文明的汇聚地
中国历史进入7世纪大唐文明时代，欧洲处于所谓的中世纪。由于基督教一教独大，对非基督教教徒加以镇压，信仰不再自由；又由于教派纷争，小国领地林立，关卡纵横交错，贸易也不自由，导致经济技术落后、财富匮乏、生活贫穷。
而在丝路亚洲的西方，有拜占庭文明和新崛起的阿拉伯文明。丝绸之路就由三大文明体支撑：大唐的长安、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阿拉伯的巴格达以及阿拉伯帝国版图内的中亚城市，组成了丝路文明共同体的铁三角城市群。
汉唐对边远地区的管理实行都护府制，实际上与后来的英联邦的体制类似。从贞观年间开始，西域各国和西南、北方几乎全部的少数民族政权都拥戴大唐皇帝为天可汗，就像各英联邦国家拥戴英国女王为国家最高元首一样。王维有诗描写各国使节朝拜大唐天子的盛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千官望长安，万国拜含元”。
中华西域数十国在公元前１世纪后的一千多年中，作为大汉、魏晋和大唐政治体系的成员，是联结南方藏域文明、西南方印度文明、北方草原文明、西方波斯文明、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东方大中原文明的十字路口，是高加索、欧罗巴、东北亚、南亚等人种的基因汇聚地。
“如果您生活在古代世界，您最愿意生活在哪里？”这是西方媒体与大众历史学者们曾经多次讨论的有趣话题。一些西方历史学者们表示，最愿意生活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唐代的西域，另一个是中国宋代的江南。如果在欧洲，他们表示愿意生活在五贤帝时代的罗马帝国。
千里送鹅毛：丝路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
大唐是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文明结晶。有两个著名的典故，是丝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典型案例：一是《敕勒歌》，发生在南北朝；二是《千里送鹅毛》，发生在大唐。
今天新疆维吾尔族的祖先来源于蒙古高原阴山一带的丁零族群和敕勒、铁勒等族群。最早见于汉文古籍记载的译名是《魏书·太祖本纪》中的“袁纥”。《隋书·北狄·铁勒传》作“韦纥”。唐代称“回纥”，由于译音的关系后又改为“回鹘”。
著名的《敕勒歌》是北齐时敕勒人的鲜卑语牧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朗朗上口，传到现在，各种华语小学课本中都有。
这首歌表明，维吾尔族的先人与作为鲜卑化民族后裔的北方汉人有血统亲缘关系。
《千里送鹅毛》的故事发生在贞观年间。回纥使者缅伯高朝见唐太宗，所携带的珍稀天鹅在一个湖泊走失，只留下了片片鹅毛。缅伯高就此给唐太宗李世民写诗说：“天鹅贡天朝，山重路更遥。沔阳湖失宝，回纥情难抛。上奉唐天子，请罪缅伯高。礼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李世民大笑，赏赠回纥人重礼。
今天，维吾尔民族还流传这样的谚语：“天鹅有飞翔的翅膀，英雄有自己的利剑！”作为大唐最亲密的兄弟，回纥（回鹘）王族娶过大唐天子的三个亲生女儿为妻，而娶大唐王族的女子就更多了。这是西域邦国得到的最高待遇。
开放包容：丝路城市文明的兴起
大唐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西市和东市两个巨大的贸易市场。长安东市主要经营内陆和海运来的商品，长安西市主要经营从西方丝路来的商品。据考古发掘实测，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约合今天的1600亩，面积相当于两个半天安门广场。两大市场品类多达千余，品种多达万余，单品数百万计。
唐长安城鼎盛时期常住人口180万以上，流动人口50万以上，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3万人。
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侨民就有10多万人。
在大唐王朝近300年间，任用外国人做官不计其数。唐玄宗时期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唐僖宗时期的新罗人崔致远就是唐朝外籍官员中的杰出代表。
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饮食风尚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过唐长安城消化再创造后又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唐长安成为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
唐代继承了隋代的科举制，发展为分类和全能考试，不但考儒家经典，还考算学，这个算学就是工艺运用的数学和科学原理。大唐不但设经学馆，还设了算学馆，因此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皇家科学院。欧洲拥有皇家科学院，已经是1000年之后的事情了。
△ 始建于后秦的水帘洞石窟。李唐三公主（弘化、文成、金成）
远嫁西藏的路途中均在此地驻跸。
丝路文明圈的文明辐射力
1400年前能到大唐留学，是无数老外们的梦想。大唐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其中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体制，使相对落后的日本民族脱离了原始体制的禁锢。
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早期，中国与波斯文明的关系十分密切。波斯币是丝路文明体的通用货币之一。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对主管贸易和友谊的太阳神密特拉的崇拜十分普遍。早期金属货币上，就有密特拉将王权赋予王者的雕像。中国就有不少数量的出土。
大唐与拜占庭文明的贸易交往多经过粟特人的中转。拜占庭金币也是丝路通用货币之一，中国后来也有不少出土。
大唐与阿拉伯的相向而行
与大唐文明同时期，西亚崛起了阿拉伯文明，携伊斯兰教展开了东西两向的军事征服。由于阿拉伯人在上升期间，实施宗教宽容、因俗而治、重视科技、鼓励学术、吸引人才、自由贸易等优势政策。阿拉伯帝国的先进性很快超过了基督教及其他宗教文明圈，成为继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之后又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于是，历史又开始了大唐向西、向阿拉伯，阿拉伯向东、向大唐的相向而行。
尽管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谆谆教导其信徒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但是大唐军队与阿拉伯军队还是于公元751年在怛罗斯即今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相邻边境的塔拉兹地区发生了边境冲突。历史学家指出，怛罗斯之战只是一场遭遇战，唐与大食（阿拉伯）的关系没有受到显著影响，丝路依然畅通无阻。
怛罗斯之战的影响之一就是，先在撒马尔罕，后在巴格达出现了造纸作坊。“纸是由俘虏自中国引入撒马尔罕的”，这是由阿拉伯文献记载的。造纸术后来从阿拉伯传往欧洲。继造纸术之后，一些中国的其他发明创造也通过丝绸之路传进阿拉伯帝国，后来通过帝国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遍欧洲，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影响。
丝路金桥——拜占庭文明
拜占庭作为地跨欧亚的大型文明体，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丝路金桥”。其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包括希腊人、叙利亚人、科普特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及希腊化的小亚细亚人、哥特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等。
拜占庭帝国融合罗马帝国的政治传统、希腊文化和东正教，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拜占庭文明。建筑艺术方面，如圣索菲亚大教堂，尤以雄伟庄严著称；还有皇帝圣宫和竞马场驰名于当时。拜占庭帝国将文字和东正教传给斯拉夫人。它所保存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起了启迪作用。
中国从4世纪（魏晋时代）已与拜占庭有贸易、文化联系。中国由拜占庭输入的商品有琉璃、珊瑚、玛瑙等。由查士丁尼一世派往中国的僧侣将养蚕丝织技术传入拜占庭。拜占庭的民间幻术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技艺相结合发展成为如今的中国杂技艺术。另外，拜占庭的主流宗教，景教即东正教聂斯脱利派也即东方亚述教会，于唐朝传入中国，开欧洲宗教传入中国的先河。
△ 历史上，河流改道或战争破坏等因素导致新疆地区的绿洲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面积有所缩减，根据考古遗址推测，塔克拉玛干沙漠至少向南推进了150多公里。
丝路文明的安全机制：生态问题的重新发现
以“驼铃声声”描述和概括汉唐时期的西域丝路，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这是为什么？
我们在新疆和田调研丝路文化时，有感于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广大，追寻历史，提出一个问题：汉唐时期的西域生态环境究竟怎样？
当我们看到新疆的考古遗址分布图就一下子明白了。
如今大约有200多处于荒漠和沙漠之中的佛教遗址在和田地区被陆续发现，最远在离和田市390多公里的沙漠深处，让人唏嘘不已。而这些佛教遗址的周边，当年可都有河流和湿地、树林和城池、村落和农田牧野伴随。不难想象，那曾经是怎样一派生机盎然的绿色秘境。
民国时期，著名探险家斯坦因在考察丹丹乌里克遗址（距和田市120公里）后写道：“在那辽阔无垠的平原里，我仿佛是在注视着地底下一个巨大的城市的万家灯火，这难道会是没有生命又没有人类存在的可怕的沙漠吗？我知道，我以后将永远也不能再看到这壮丽迷人的景色了。”
在汉唐时期的一千多年里，西域当时的生态条件比现在好得多。和田境内的尼雅河融入克里雅河，与和田河都可直通塔里木河，形成两大绿洲通道。而位于丝路南道东部起点的罗布泊是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湖泊之一。昆仑山中段北麓，从喀什到和田再到罗布泊，组成了环状连片的绿洲带和原野，一派田园风光，很多地方甚至可以称得上鱼米之乡。史料证明，维吾尔族人中有种稻子的习惯，就是汉唐时期传下来的。至今南疆沙漠边缘的维吾尔族仍喜欢吃粽子。
唐玄奘当年西行返回经过南疆，历史记载都是骑马而非骑骆驼。在丝路通达的条件下，西域之富庶，从西域有关邦国赞助玄奘旅费数以万金（铜钱）这一历史事实就可以知道了。而在考古遗址中，出土了汉代、魏晋到唐代的钱币以及来自西方各国的钱币数以万计。
在西域发生宗教战争之后的一千多年中，塔克拉玛干沙漠向南覆盖了150到200公里，几乎全部汉唐遗址都淹没在沙漠中。
丝路亚洲的文明成熟经验
在西域适用唐律的时期，如果大面积土地山坡人为撂荒，任其盐碱化和沙化，地方官和农民将受到处罚。非法砍树、放牧和狩猎，与不孝不敬一样，都是重罪。
丝路文明史证明：民族分裂、宗教战争和杀戮、非生态型垦殖和放牧，是导致田园废弃，绿洲减少，自我调节的小气候一再恶化，沙化和沙漠扩大的人为原因。世界文明摇篮之一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大面积的沙漠就是最大的例证。
丝路文明史的经验在于，大型政治文明体的存在是丝路畅通的安全机制，它能够遏制宗教纷争、利益掠夺，有效地推行自由贸易、生态农牧技术和休养生息。
大唐最盛时期，本邦人口约在8000万左右。有日本学者认为加上各民族邦国，应在1.4亿左右。丝路文明共同体的人口总数大约在2.9亿左右，占当时世界人口的70%以上，经济总量占比更高。这是轴心时代以来以丝路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第一次文明高峰时代。
5
世界文明的扩展趋势：
丝路文明的融合机制与亚洲文明的第二次高峰
阿拉伯与大宋：丝路两端的大型文明体
在唐宋元三代，丝绸之路上的阿拉伯人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于拜占庭和波斯的南部边疆。他们不断扩张，建立了一个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帝国，极盛疆域达1340万平方公里。
广袤疆域内各个迥然不同的古典文明体逐渐融合，最终在几个世纪后形成了全新的阿拉伯文明。先有倭马亚王朝的大马士革，后有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成为丝路西段的文明中心。
阿拉伯人的征服扩张，通过宗教将松散的部落文化联合起来，并通过征战使各个地区的文化得以传播、交流，为丝路文明共同体起到了联结作用。
中国历史进入宋元时期。大宋文明的成就，先看数学方面，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比西方早了近800年，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和一次同余式的解法要比西方早500余年，高次有限差分法要比西方早400余年。
再看钢铁产量，据估计北宋铁的年产量在3.5万吨到15万吨之间，接近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产量水平。开封和杭州的人口达到百万级，其城市规模远远超越同时代的欧洲地区城市规模。
汴京城面积约34平方公里，比唐代长安城要小，但是人口总数却达到140万左右，密度之高非常惊人。城内有8万多名各类工匠以及两万多家商店，每日车水马龙，热闹无比。流传至今的张择端名画《清明上河图》就以生动而细致的笔触定格了当时的繁荣景象。
大宋人口最多时为1亿，鼎盛时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不足今天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耕地面积却达到了7.2亿亩，民间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据研究，唐代最高年份粮食总产量为595亿斤，人均占有粮食1000斤左右，在安史之乱年代，人均占有粮食仍有700多斤；而宋代最高年份粮食总产量竟达1284亿斤，人均占有粮食1300斤左右。即使在战争年份，人均粮食产量也在800斤以上。欧洲在19世纪末才达到中国宋代的水平。有学者认为，南宋的农村风光，比今天的欧洲乡村还要美丽。
大宋还是一个教育向大众普及的时代，相当于大学的书院就数以百计，而府、州、县、社四级学校数以万计，几乎都是义务教育。这种大规模的义务教育欧洲国家在700年后才开始。
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次高峰
据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早在秦汉之前，中国已同近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汉代商船已远达印度东南海岸，并同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贸易关系。魏晋时期，北方曹魏同日本、江南孙吴同印度支那半岛诸国也经常有贸易往来。南北朝时期，中国同沿中印航线各国的贸易更为频繁。
唐宋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次高峰时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中国商船的远航已由印度半岛延伸至波斯湾。中国同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印度半岛和阿拉伯半岛等国的贸易，同日本、朝鲜的贸易已经十分活跃了。
宋朝与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开始进入海洋文明时代。大宋的造船工业令人咋舌，出土的宋船，可以载重200多吨。宋船已经抵达印度洋，甚至有一批中国人在吕宋、马来以及马六甲海峡专做转口贸易。宋钱以及后来的明钱都是国际通用货币，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元。
宋代首都和沿海重要城市都有外国人社区，比如汴京就有犹太人社区，今天还能看到犹太人后裔。广州、泉州、杭州就有伊斯兰社区、马来社区。当时居住在大宋区域的数以十万计的外国人都融入了中国。
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政府先后在广州、杭州、泉州、密州板桥镇、润州、苏州、温州、江阴军、明州、嘉兴府（秀州）、华亭县（松江）、澉浦镇（海盐）和嘉兴府上海镇（上海）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来自阿拉伯、印度、拜占庭、马来群岛的商人云集。
1080年，宋政府制定了《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里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至今广州和泉州城仍然有许多“藩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南宋隆兴元年（1163）进士周去非的著作《岭外代答》，于淳熙五年（1178）成书，共10卷，20门，294条，记有南海诸国与麻嘉国（今麦加）、白达国（今伊拉克）、勿斯离国（今埃及）、木兰皮国（马格里布，即今北非一带）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其中有对麦加城及伊斯兰教朝觐盛况的记述。
△ 1279年，忽必烈灭南宋政权，建立起元朝，疆域“北逾阴山，
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远逾汉唐盛世。
△ 宋代经济繁盛、文化包容、思想开放、信仰自由，图为今开封大相国寺。
草原丝路的辉煌：“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骑兵，沿着草原丝路横扫欧亚大陆，把欧亚大陆连成一体，建立起庞大的蒙元帝国。蒙元帝国的建立，打通了亚洲和欧洲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壁垒，使草原丝绸之路得以复兴，东西方文明在这条漫长的丝绸之路上再一次碰撞、交融和扩展。
法国学者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说：
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绘画和波斯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北京有了天主教总主教。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这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利。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与之相似。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横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道路。东起东海，横跨欧亚草原，其纵横交错的岔路，南达中原地区，北接蒙古和西伯利亚。历史学家王大方在所著《论草原丝绸之路》一书中，认为草原丝绸之路又可分为南北两线，其北道的开拓，始于北匈奴西迁之时，东起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再经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
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心区域是欧亚草原，位于欧洲、东亚和西亚三个文明地区之间，也是世界三大文明形态之一——游牧文明兴起的摇篮。草原丝绸之路自产生起就是欧亚古老文明交流的最主要通道，远远早于绿洲丝路和海上丝路。在春秋战国时代，游牧民族便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黑海这片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上活动。中国的丝绸早在此时，便已通过游牧民族从东方传到西方。
绵延万里的草原丝绸之路，一直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辽阔的蒙古草原，是欧亚古老文明交流的汇合地。草原丝绸之路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历史上对于世界各种文明的传播交流以及沿线多民族群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文化形态来看，这条草原通道连接着欧亚两个大洲，是一个文化交往互通的地带，拥有两种文化形态；从文化视角来看，它们代表着欧洲的文化和亚洲的文化。两者都在不断地扩张，也就不可避免地在这条通道上来往交汇，从而使草原丝绸之路的勃兴成为历史的必然。
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草原上，有驼队、马队逶迤的贸易商队，也有刀戈铁血、野蛮杀戮的族群纷争。在13世纪之前，伴随着突厥势力的扩张，曾经繁荣的草原丝绸之路进入了长期动荡和荒芜的时代。蒙元帝国的横空出世，给草原丝绸之路带来复兴。从东亚一直到中东，欧亚草原上曾经彼此隔绝和纷争的众多国家和军事势力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下灰飞烟灭。在蒙元帝国的统治框架下，因为铁血征服而几近凋零的欧亚诸多文明体出现了一定的回光返照，欧亚大陆开启那一世纪最后一次大范围的迁徙和交往，也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的再次开通提供了条件。
△ 大宋是一个教育向大众普及的时代，图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嵩阳书院。
△ 15世纪绘画作品，描画了1271年马可·波罗和他的船队从威尼斯启航出发的场景。
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
草原丝绸之路这条“横穿中亚的商路”对于当时东西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穿梭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络绎不绝，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从塔那(俄罗斯顿河河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获取了空前的安全感。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东西交通因之无比畅通，欧亚文化获得空前交流。美国作家哈罗兰姆把这一盛世景致称为“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
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创造了最为繁荣的景象。不仅把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和北道联系起来，也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以及四川、云贵通向南亚的道路，还有中国东南沿海与波斯湾、地中海及非洲东海岸的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丝绸贸易进入了最为繁荣发展的阶段。
当时，元朝著名的大都和上都两京，成为各国商队汇聚之地。正如《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大都“外国巨价异物，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上都城“煌煌千舍区，奇货耀日出。方言互欺诋，粉泽变初质。开张益茗酩，谈笑合胶漆”。
蒙元文明体疆域辽阔，国域之间距离缩短，大一统局面为多民族交往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促进了各民族大融合。为了加强对国家的统治，忽必烈以元大都为中心，建立了庞大的驿站系统，通向全国各地，直至边疆。四通八达的交通和保障有力的驿站运输，保证了帝国天下威仪，振兴了此前衰微的丝绸之路。
由于不再有政权割据的阻碍，草原成为诸种文化的汇聚之地。忽必烈对文化传播和宗教信仰采取宽容姿态，其版图疆域里，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景教）、回教、佛教与道教同时存在，而且每种宗教的节日都可以遵循该宗教固有礼仪程序。对各种宗教充分地尊重，显示出忽必烈治国的开明与策略。跨越亚欧的蒙古帝国对宗教如此宽容，正是其能征服大片领土的关键所在。同时，蒙元王朝支持和鼓励宗教界人士以及学者传播知识，这种激励机制对中亚、欧洲、中国、印度等国和地区的各种文化知识潮流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革旧创新、科技文化建树和促进中西交流方面，蒙元帝国不拘一格，开放包容的治理机制，使蒙元帝国在多元互动、交融共生之中走向繁盛，丝路文明共同体迎来又一次文明高峰，开创了世界文明的新纪元。
6
世界文明的航海时代：
丝路文明的互鉴机制与亚洲文明的第三次高峰
从“契丹布”到“鞑靼绸”：欧洲人的东方梦
历史总是由无数个偶然到达必然。当小人物马可·波罗在1275年盛夏风尘仆仆地走进蒙元帝国的夏都——上都城时，他不会意识到几百年后因为自己的一部奇书开启了西方人的文明愿景，也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从13世纪马可·波罗游历中国，一直到18世纪，欧洲的“中国梦”持续了近500年。
在欧洲盛行一时的《马可·波罗游记》，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它打开了中世纪欧洲人的地理视野，为他们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也使西方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神秘的东方如天方夜谭，遥远不可及，书中所描绘的强大文明的国家，井然有序的社会制度，和谐富饶的疆土子民，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文明的无限向往，也帮助欧洲人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
阿拉伯人自10世纪起，称中国为“契丹”。即便是辽朝灭亡以后，阿拉伯语仍然用契丹表示中国。“晚期出现的契丹形象，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一种解放力量……”东方中国成为西方梦幻新生活的象征，成为一切世俗追求的理想王国。
在间隔一个世纪后，蒙古人给欧洲人带来华丽的货物和奢侈的珍品，也带来愉悦的感官享受；意大利作家但丁和薄伽丘、英国作家乔叟用“鞑靼绸”“鞑靼布”和“鞑靼缎”等词汇，作为世界上最精美衣料的赞美语。当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命令制造同其勋位相配的150根吊袜带时，他指明要把它们染成“鞑靼蓝”。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与海上丝路大盛景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是中国人原初绘制，朝鲜人、日本人进一步加工的世界海域地域综合地理图。
日本现存有两个版本，一是龙谷大学版，绘于1402年；二是本光寺版，江户时代的复刻本，1988年被人发现。
学者研究认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接续宋代元代绘画舆地总图的艺术风格，范围包括：东自中国、朝鲜和日本列岛；东南绘出了麻逸(今菲律宾的吕宋岛)、三屿（今菲律宾的巴拉旺岛）等岛屿；西南绘有渤泥(婆罗洲)，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马八儿（今印度的马拉巴尔）等；正西绘出了三角形的非洲大陆及欧洲地区；北面已绘到大泽（今贝加尔湖）以北一线，元朝各行省及所属各路、府、州等行政名称均用汉文标出，所有山脉用形象符号，大小河流采用双曲线，长城如同一条飞腾的巨龙，海洋用波纹表示。最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早在欧洲人绘画的世界地图出现之前的中国元朝，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早已对亚洲、非洲等地有了很清楚的认识。
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明朝永乐年间，1405年夏天，一支由207艘大小帆船，2万7千名将士组成的皇家舰队满载丝绸、瓷器和香料，带着大明皇帝的诏令，在郑和率领下，从江苏太仓刘家港浩浩荡荡出海。一时间千帆竞发，海风猎猎，八面威风。
郑和下西洋开启了史无前例的海上文明之旅。此后漫长的28年间，郑和船队遍访30多个国家，平均每4年远航一次，航程近10万公里，绕地球三圈还多。郑和船队不仅到了南洋群岛，还一直抵达非洲东岸，最远登陆红海和非洲，与沿途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
郑和的远航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地文航海、天文航海、罗盘指向以及测量航程等技术完美配合，将人类航海技术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其绘制的航海图《郑和航海图》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图，标志着我国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
不同于一百年后西方航海家开始的冒险和掠夺，大明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是与沿途各国和平友好，互通有无，发展贸易，传播借鉴和交流文化。郑和下西洋没有军事争霸的野心，而是为了展示大明王朝的富庶繁荣。
据不完全统计，在永乐、宣德年间，南亚、印度群岛和非洲共有60多国、近20位国王前来中国朝贡、访问。1431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归途经过东南亚、南亚、东非沿岸16个国家，同时这些国家派遣多达1200余人的使团随船来华朝贡，首开世界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外交活动。明朝以宏大政治气势赢得“八方来朝”“大一统”的政治气象，这番壮举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十分罕见。
郑和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其航海之旅比欧洲国家航海早半个多世纪，远远超过近一个世纪之后的欧洲航海家麦哲伦、哥伦布和达·伽玛。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后的87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92年后达·伽马绕航好望角到达印度，116年后麦哲伦船队绕航全球。
令人惋叹的是，明末之后中国海上丝路的发展偏离了方向。晚明以及满清统治者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受世袭陆土的封闭大陆观的影响，在之后的几百年里多次实行海禁政策和海外贸易垄断，失去了让海洋文明垂青中国的机遇。郑和下西洋从此成为流传于南中国海上的传说。
△ 1405年夏天，一支由207艘大小帆船，2万7千名将士组成的皇家舰队满载丝绸、瓷器和香料，带着大明皇帝的诏令，在郑和率领下，从江苏太仓刘家港浩浩荡荡出海。
丝路西段的奥斯曼帝国
15世纪确实是世界文明史的分水岭。在郑和、哥伦布的故事发生的同一世纪，英国发生玫瑰战争，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拥有舰队，英法百年战争还在持续，蒙古的钦察汗国已经分裂成为几个独立的小汗国，莫斯科大公国即将转变为沙皇俄国，美洲玛雅地区内战频仍，玛雅文明进入尾声。丝绸之路上另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破。拜占庭这一千年大帝国被奥斯曼这个更大的帝国所取代，意味着通往中亚和西亚的丝绸之路古道将被废弃，新的海上丝路将会延展。
奥斯曼帝国将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极盛时势力达亚欧非三大洲，西达直布罗陀海峡，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今之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南及今之苏丹与也门。
奥斯曼帝国的君主苏丹以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自居，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文化及伊斯兰文化，因而东西文明在其治下得以统合。16世纪，苏莱曼大帝在位之时，国力日趋鼎盛，其领土面积在17世纪更达最高峰。
正是在苏莱曼时期，奥斯曼帝国开始正式向大明王朝遣使。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被明朝人称为鲁迷国，据《明史》载，鲁迷国分别于1524年、1526年、1543年、1548年、1554年五次遣使携商人来华，同时大批奥斯曼商人停留在广州、厦门、宁波等地。
今天，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保留了一批拜占庭时期珍藏的宋代瓷器和大量明代朝贡贸易得来的珍品瓷器，多达上万件。
奥斯曼帝国位处东西文明交汇处，并掌握东西文明的陆上交通线达五个世纪之久。在其存续期间，多次实行伊斯兰化与现代化改革，使得东西文明的界限日趋模糊。奥斯曼帝国对西方文明影响举足轻重。
15世纪，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原本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这一地位被奥斯曼取代。16世纪，这一地位被西班牙取代，而最终英国又取代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
“视线所窥，唯有东方”：欧洲人的东方梦
13至15世纪以蒙元和大明文化为代表的新兴文明体处于上升势头，他们吸收外来文明并担当起传播者的角色；而在16至18世纪，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担当起这一传播角色。
这是丝路文明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地理大发现成就了一批探险家和殖民者基于对财富的追求和探险野心而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在丝路上，东西方文明之间产生前所未有的碰撞。
大航海时代拓宽了欧洲人的视野，改变了欧洲人的空间地理观和世界观。他们不再以“罗马为中心”，知道了原来地球是圆的。同时，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过马来群岛直通非洲，出现了“中国大帆船”的盛景。
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时代，是欧洲人怀着对美好时代的向往，进入科学与艺术文化革命时期，这是“文明的（欧洲）世界开始钟情于中国的转折之时代”。
亚洲文明影响了欧洲最时髦的生活方式，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精致美丽的瓷器，华贵飘逸的丝绸，回味醇厚的茶叶，它们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的生活，也改变和引导了西方人的生活风格。
在欧洲文艺复兴鼎盛期得到推崇、深刻影响了欧洲世俗生活的“中国潮”“中国热”，就是向东方寻梦、向中国寻梦，是丝路文明寻梦的延续和高潮。
利玛窦来了，丝路文明的意义得以解读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澳门，开启了近代沟通中西文明的伟大事业，而后西方一批批传教士进入了中国，将西方科学文化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思想文化带到了西方。
在许多西方人士的努力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丝路文明精神在海外迅速传播。17、18世纪的很多西方人把中国看成理想社会，当作一个他们未来要模仿、取法和学习的榜样。因为当时的欧洲是封建君主制，宗教僵化而不宽容。其时中国文人当政、信仰宽容、社会平等，中国科举开创的文官制度使平民百姓都可以通过读书达到社会的高层。欧洲发现了“儒教的中国”，并为此而欣喜。
△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像。1582年，利玛窦来到中国澳门，开启了近代沟通中西文明的伟大事业。
“儒教中国”：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新大陆
如果美洲是哥伦布发现的物质新大陆，那么“儒教中国”就是欧洲人发现的精神新大陆。
“儒教中国”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策源地之一。“儒教中国热”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加速欧洲世俗化进程：孔子的道德哲学、老子的自然哲学、中国的悠久历史与汉语的美学意义连同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家具等等，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他的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人认为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是中国思想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启蒙运动。
伏尔泰说：“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伏尔泰在最著名的《风俗论》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
从18世纪初叶到18世纪中期，启蒙运动全盛时期，短短50年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在这些叙事文本中，儒教的中国是儒教哲学代表的文化中国形象，儒家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实践、天地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开明君主型的帝国体制，这些人文理念和道德治国的思想深深地征服了欧洲人，成为他们批判欧洲社会堕落、宗教迫害与君权的理论依据。
这是亚洲文明的第三次高峰，但是，衰落的迹象也已经开始出现。
丝路南端的莫卧儿帝国：亚洲文明在衰落中
莫卧儿帝国于1526年建立，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在印度建立的王朝。在帝国的全盛时期，从喀布尔到吉大港，从克什米尔到卡维里河，除半岛极南端以外的整个次大陆都纳入了莫卧儿帝国的版图。
我们再次看到帝国型文明体的特征：宗教宽容、民族融合的政治治理与经济实体。莫卧儿帝国上层是伊斯兰教，而基层则是印度教，波斯语是宫廷、公众事务、外交、文学和上流社会的语言。
但是，一旦宗教政策不宽容，民族矛盾立即出现，加上各种政策失误，反抗与分裂势力日益坐大。
这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来了，东印度公司的全名是“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它由一群有创业心和有影响力的商人所组成。1600年12月31日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15年特权。当时，公司共有125个持股人，资金为7.2万英镑。
1670年，英王查理二世发布了五条法律，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筑造要塞和指挥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和在被占据地区就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的权力。
1711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广东建立了一个贸易点，使用白银换取茶叶。
1840年，中英发生了鸦片战争。1857年，英国女王兼任印度女皇，莫卧儿王朝结束，东印度公司解体。
这个过程代表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已经大大改变，古代亚洲文明铸就的辉煌时代落幕了。
△ 印度泰姬陵是莫卧儿王朝第五个皇帝沙贾汗为他的爱妻泰姬·玛哈尔修建的陵墓，被视为莫卧儿王朝的精神和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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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的未来形态：
丝路文明的价值机制与亚洲文明的衰落和复兴
大英帝国最盛期：亚洲文明跌落谷底
在十九世纪，亚洲出现了三大“病夫”，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南亚病夫”、中国大清的“东亚病夫”、奥斯曼帝国的“西亚病夫”。这意味着亚洲与18世纪以前彻底不一样了，丝路文明共同体进入了大转型的关头。
20世纪初，大英帝国达到鼎盛，其统治范围内大约有4.13亿人口，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领土约355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成为人类有史以来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和最大的全球性帝国，尽管其正式名称不含“帝国”二字。
与此同时，亚洲文明衰落到谷底，绝大部分国家处于欧美诸列强的范围内。20世纪中叶，经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炮火蹂躏后的亚洲，那些具有几千年农业史的国家，大多城市破败、乡村凋敝，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流离失所的人群蠕动在昔日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和乡村中，被西方记者一一记录在案。
西方对亚洲文明的不当认知
近200年来，在亚洲文明衰落之时，西方某些学者对亚洲文明给出了两大理论体系和八大结论的歧视性解读，为某些西方媒体提供了多年来对亚洲国家进行舆论歧视的依据。
两大理论体系之一是东方专制主义：亚洲是极权政治和专制体制的发源地，至今延续；之二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亚洲经济是原始公社制，长期停滞不前，导致愚昧穷困。因此，亚洲国家没有历史，没有哲学，没有真正的道德意识；文明是西方固有的，亚洲国家只有落后的文化，没有文明，更不可能有文明的复兴。
某些西方学者由此得出八大结论：
第一是劣等论：亚洲人种缺少教养，没有宗教或是只有迷信性的宗教，属于劣等人种。
第二是黄祸论：亚洲人口增长过快，随时爆炸，曾经多次爆炸，肯定会触发扩张性战争。
第三是人权论：亚洲的历史是极度专制的，现实中也没有人权，这也被称为意识形态论。
第四是骨牌论：亚洲的极权政治极易蔓延，导致全球自由民主体系崩溃，这也被称为普世价值论。
第五是分裂论：亚洲国家要学习欧洲的民族国家体制及其民主精神，要尽快安排愿意独立的民族或人群公决分裂出去，不管这样会不会导致战争。
第六是威胁论：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抢占资源，必然威胁世界和平，需要干涉和遏制。
第七是崩溃论：亚洲主要经济体随时会崩溃，历史上就不断崩溃，不能让他们进入自由市场体系。
第八是责任论：亚洲国家必须按照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包括体制模式行事，否则就是不负责任。
但是，历史证明亚洲仍然能够文明复兴。这个进程开始于二战后日本经济突然复苏，而后出现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亚洲四小龙”，九十年代出现了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亚洲四小虎”。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后来受到1997年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但10年后，中国进入文明复兴时期，印度经济出现高速增长。亚洲再次勃发出生机和活力。
至今，亚洲文明的复兴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于是，这两大理论体系和八大结论在失效中。
△ 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迷人夜景。今天，亚洲文明的复兴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丝路考古热：对亚洲文明问题的提问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命名“丝绸之路”的同时，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学者和探险家掀起中国境内的丝路探险考古热潮。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华尔纳、福格、大谷光瑞等，都因在丝绸之路遗址上的重大发现而声名鹊起。
人们在惊叹探险家们发现了亚洲丝路拥有如此巨大的古代文明成就的同时，也在思考这些文明因何而衰落。西方学术界对亚洲文明的起源、兴盛和衰落展开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
伴随亚洲文明复兴的开始，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亚洲文明问题的研究再一次成为热点问题，其中争论最多的有三大历史哲学问题：第一，亚洲文明为什么在古代如此辉煌？第二，亚洲文明为什么在近代衰落？第三，为什么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亚洲丝路文明体能够在最近数十年来创造新的文明成就并呈现复兴的趋势？
“波斯人”典故：丝路文明精神的呈现
关于第一个问题，古代丝路亚洲为什么辉煌？有两个与丝路文明史有关的“波斯人典故”可以解答：
第一个典故是世界名著《波斯人信札》，这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1721年出版的书信体小说。波斯商人在信函中讲了很多生产、经商、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故事，主要说明在政治清明的国度里，经商等各种职业很容易赚钱，生活很有尊严，而在暴政和宗教迫害的国家里，人们没有起码的道德水准，经商等职业生涯总是失败，只好穷困潦倒或者逃亡。孟德斯鸠借波斯人的口吻指出，无论在亚洲、非洲还是欧洲，君主专制都是一种“横暴的政治”。共和制是品德、荣誉和声望的真正归宿，在共和政体下，人民才能充分地发扬光大自己的品德。
这可以比喻性地解释为亚洲文明之所以辉煌的两大规律：开放包容性和法治安全性。
第二个典故是镌刻在纽约市的一个邮政局内，并且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美国邮政服务信条的名言：
这世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波斯的信使更为矫健。纵使是漫天飞雪、暴雨滂沱、炎炎酷暑，还是沉沉夜幕，都无法阻碍信使们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其所指定的任务。
这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感慨之言，他在名为《历史》的著作中记载了作为职业的波斯信使，工作效率非常之高，能够骑着马在七天内奔走将近1700英里。
这可以比喻性地解释为亚洲文明之所以辉煌的两大本性：勤劳勇敢、正义诚信。
对于这些规律和本性，今天我们可以概括为“丝路文明精神”。
△ 名为“河流广场：印度水净化摩天大楼”的设计方案获得美国知名建筑杂志eVolo“2018摩天楼竞赛”的荣誉提名奖。
亚洲文明为什么在近代衰落？
正如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同理，文明辉煌的原因一目了然，但是文明衰落的原因就比较复杂。
如果文明被定义为社会可持续文化的集合体，那么，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隐含着矛盾和悖论，也就是总有非文明、不文明乃至于反文明的文化存在。只要这种文化不被大大张扬，就是正常现象，文明体就不会衰落，反之，就必然衰落。
中西方的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世界文明史的分水岭。之前，欧洲社会是落后的；此后欧洲开始了不断的文化变革和社会体制变革，进入了文明转型的历史，最终出现了工业革命。也就是从那时起，世界文明的中心从亚洲悄悄地向欧洲转移。
实际上，在大明王朝众多西方传教士来华称赞中国人的文明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先进性之外，也发现了其中的隐忧。比如，传教士们普遍发现中国人不太重视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更不重视社会体制的创新，因而说中国人因循祖宗而保守，这是毫不夸张的。
文明的衰落可从政治、经济、文化三分法找原因，也可以采用制度关系、精神状态、社会治理和生态问题四分法。马戛尔尼是第一批直接记述中国正在大踏步落后的人之一。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发生拜谒乾隆皇帝时是否双膝跪拜的礼仪之争。乾隆没有答应与英国人通商，使团无功而返。但是，马戛尔尼使团观察并体验到了“康乾盛世”的乱象：封闭自大、社会腐败、官场虚伪、奢靡之风盛行、贫富差距极大、农业与手工业技术几乎没有发展等等。
不文明的坏文化与反文明的恶文化
文明的兴衰是需要时间的，其交流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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