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过去的经验并不总是事实，跨文明的艺术才有价值 | 呓艺术
艺术总有自己的路可走……
呓艺术·按
今天是2019年10月5日，这是个不常听说的节日——世界教师日，是真正的教师节。
我们中国人，在师生关系上，即便现在的头脑中似乎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虽然现在的公立教育的逻辑离这个概念已经是相当遥远了，但实际上，文化的发展总是会滞后于社会观念的变革，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对待老师的观念还是有这样的一种有似家庭父子间关系的观念存在。
春秋以前都属于是“学在官府”，没有什么能够使得一种官学流入民间的情形发生，因此，老子、孔子之前都属于是官学，之后才渐渐有了流落到了老百姓那里，或者是普通的士大夫阶层的私人学问的出现。所以中国的真正的私学学术传统，后来也就逐渐就演变为一种有点像大家所熟知的师傅带徒弟的那种形式，结果便是弟子有机会拜师，然后登堂入室，师傅则手把手的来教。
后来，公立教育开始逐渐成长并占据社会支配地位以后，私塾的师傅带徒弟的传统也便处在了一种衰落或没落之中了，所以经历那么一个时代的转换之后，老师的权威的概念逐渐丧失了。
未来的学生和艺术家可能都会是这样的，因为一个学生他所将要面对的各家观点（或画派）很多，加之一种全球性的知识信息的大爆炸，选择知识（或风格）尚且来不及，又何谈一种尊重以及精细地研读一家之说。专学一家，叫泥古不化，广博的学下去，又无边无际。怎么办？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给了我们一种对待学问和艺术启示。
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费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
艺术也是文化形态之一，好的艺术一定是触及文化层面。在艺术中，传统是秩序，而真正的当代意味着打破秩序，解放束缚，如何防止自己走向虚无缥缈，从而在语系上有所建立？如何师承？这是艺术家和当代所有人都应该思考的。
——呓艺术
我觉得，人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艺术也好，从一开始，就是要认识文化，认识社会。这个认识过程的起点，是在认识自己。我这个人作为一个生物体，是在既定的文化里边长起来的，一切离不开自己所属的文化。但是尽管如此，要了解自己所处的文化，这个事情并不容易。
文化，我叫它是个人造的人文世界。这个人文世界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造出来的。
费孝通先生像
造得怎么样呢？我们自己生活在里边，可是并不清楚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人对我们讲过。我现在老了，想要看一看，自己从小学来的这一套文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怎么去分析它，怎么去理解它，看它在我们生活上发生了些什么作用，又怎样发生变化，它是怎么变动的，为什么变动，动到哪儿去……这些问题，我认为就是人类学者、社会学者要去观察和研究的题目。
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认识客观事物的科学方法，直接去看、去观察、去分析社会生活里的事实、秩序、格局和基本规律。这既是在认识社会、认识世界，也是在认识自己。这样得来的认识才能运用来满足我们生活的要求。
从前写《生育制度》的时候，我发挥过一个观点，认为社会同人一样，都有新陈代谢。我为此专门创制了一个名词，叫“社会继替”。社会自身的发展，要求人口不断地再生产。新的进去，老的退出来。退出来的过程中，有一个老而未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他会想一个问题，即个体受到生物体的限制，不能再活下去了。这是上帝决定的。中国人叫“命”。
高更《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这幅画呈现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裸体人物的形象。最右边的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象征着人类的诞生；中间是一个正在采摘苹果的青年，寓示着人类的生存发展；最左边是一个老妇的形象，代表人类的生命将终结。整幅作品向观者展现了人类从生到死的三部曲。
天命如此。到这个时候，人会感觉到，有个东西在自己死后还会继续延长下去，这就是人文世界。想到这一点，会产生一种感觉，想再做点事情，留点影响给身后的世界。
如何建立思维并反思？
我怎么去进行反思的呢？一个办法，是在我的老师身上做文章。思想有它的来源的。我学的这套东西哪儿来的呢？我的思想哪儿来的呢？应该说是从我的老师那儿来的。
我的几个老师当中，第一个影响我的是吴文藻先生，第二个是潘光旦先生，然后是三个外国人，一是派克（Robert E. Park），二是Shirokogorov，三是Malinowski。作为学生，我从这些老师身上得到些什么呢？
吴文藻先生（左二）一家
费孝通的第一位老师吴文藻先生是社会学家，提倡社会学本土化，他说:“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言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揉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
关于吴文藻先生，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开风气，育人才》。他在中国提出来了两个重要思想，一个是社会学中国化，一个是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从实际调查中出思想，出理论。
潘光旦先生对我影响比较重要的思想是“两个世界”，一是人同物的关系的世界，一是人同人的关系的世界。我在潘光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文世界”这个概念。我这个概念是从潘先生的思想里边来的。
对人文世界怎么理解呢？这个话要说得远了，意思也深了。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是承父命。他的父亲要他做的事情，总起来讲是两句话：一是究天人之际，二是通古今之变。
“天人之际”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理解是，天是指自然世界，人是从自然界里边发展出来的，天人之际就是人在这个自然世界里边处的地位。人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不是天外来客。人逃不出这个客观的自然世界，但是人有能力可以利用这个自然世界来创造一个人文世界，用人文世界来利用自然以取得人的生存和发展。
安塞尔姆·基弗《For Velimir Khlebnikov, Fates of Nations》
Velimir Khlebnikov 是俄罗斯诗人。基弗曾经以他的诗歌为意象，画过多幅作品用来对命运的追问。
这使人既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世界的对立面。Malinowski的一个关键思想是，文化是人造的东西，是为了人的需要而造的。在自然界里边，从没有生命的状态里出现了生命，又从生命里边出现了文化。这个过程到现在还没有完，还在进化，还在发展。连起来看，就是历史。
要弄清楚这一套，就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历来做学问的基本内容。人的知识，大概就是从这一“究”一“通”当中来的。根据我的理解，人类学、社会学的目标，也可以表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个话，古人早就说清楚了，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通，还不大明白。
帕克Robert E. Park
帕克是美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及其它学生跟随派克，往永定门，去天桥，在地摊、戏棚、店铺、流浪艺人、贩夫走卒、地痞流氓辐辏一地的市井社会，现场观察实际生活；也曾到过监狱，看高墙内的囚犯生活。费孝通在监狱第一次给犯人测量体质，看到有人浑身上下一个个黑点，得知那是扎针吸毒疤痕，感到触目惊心。面对派克为他们打开的世界，费孝通领悟，不是每个人都像自己一样生活。过去寄身的生活圈子太小，实际社会生活开阔得多。
Raushenbush写的Park传的最后一章题目是“So Little Time”。时间之少，生命之短，到老才体会得真切。现在我真是觉得整天想问题都来不及，更不用说把问题想明白再写出来。
我在反思的时候，先回到自己老师那里。这一来，我发现自己对几个老师的东西都没有吃透。要真正理解上一辈人并不容易。
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罗斯人类学大师
他认为“ethnos是人们的群体，说同一语言，自认为出于同一来源，具有完整的一套风俗和生活方式，用来维护和崇敬传统，并用这些来和其他群体作出区别。这和近几十年来在中国背得滥熟的“斯大林”民族定义基本上相同，只少了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这两要素。史禄国在世时，这种话在苏联没人敢说，更不会见诸文字。
在我的老师里边，中国的老师，只是差了一代，理解他们就不大容易了。外国老师理解起来就更不容易。Shirokogorov写了很多东西，我也看过不少，可是到现在我还不能说自己懂得这位老师。我跟他学体质人类学，他对我影响很大。
这种影响从当时一直持续到现在。十年前，我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觉得是自己的发明，还很神气。现在一看，Shirokogorov早就讲了。今天我把这个话说明，这是Shirokogorov影响我的学术思想的一个例证。
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英国人类学家
他认为，物质器具和社会思想只有在具有满足人类的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时，才能存留和传播，若失去这种功能，便会在历史上消失。原始文化，例如宗教和巫术，对原始居民具有心理的和社会的需要，原始的氏族和部落机构，适应原始居民生活实际。因此他建议英国殖民当局采取保持原始居民机构的政策，通过原始居民的首领对原始居民实行长期统治。
我从去年暑假开始，看Malinowski的一本书，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我好好读了一遍。我应当说明，这是My teacher in my eyes，只是我眼中的老师和他的想法，是我的理解。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从这本书里边看到了Malinowski学术思想的具体变化和发展。
他最早成名的著作和他早年的文化理论，是从他参与Trobriand土人的实际生活里边出来的。Trobriand那个地方，有点像中国的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写的那个样子，是个孤立的、封闭的、静态的文化。Malinowski确实是很深入地理解了Trobriand岛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从中看出来了文化表格，即文化的结构，写出了《文化论》。后来他到了伦敦，做了教授，就不同了，他不再到Trobriand去了。
他要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人类学往哪儿去。他后来接触到了非洲殖民地上土人的情况，看到当地的原有文化快要被西方殖民主义破坏尽了，他心里不舒服，对殖民主义这一套很反感。他希望还能保留住原来的本土文化。Malinowski当时的心情，可能跟我在一九五七年时候的想法有点类似，想凭借自己的知识去改造天下，像唐吉诃德。他热心于应用社会学，想改造殖民主义，为殖民地的人民做点好事。这与总的形势是冲突的，成了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靠书生去改变它也是劳而无功的。但是在这一段经历当中，Malinowski却看到了一个正在发生文化巨变的社会，看到了文化变迁的现实，这使他后来写出了《文化动态论》。
这是人类学历史上的一个很大的转折，从静态的分析转向了动态的研究。他把这个转折作为一个人类学的大题目，认为新的人类学必须以对变动中的文化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题。他明确地提出了这个主题。可是人生有限，他没有机会由自己来完成这么一个主题的转折了。
Malinowski的学术思想，始终没有离开他所接触到的实际。实际是静态的，他的思想也是静态的。实际发生变化，他的思想也发生变化，他的理论也发生变化。我们看书不能不看人，要看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这么写的，为什么有这套思想。弄清楚这些，才能理解作者，懂得作者。Malinowski在人类学上的贡献，就是实现了从书本到实地调查，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并倡导从对野蛮人的研究转向对文明世界的研究。
罗伯特·马瑟韦尔作品《Elegy to the Spanish Republic 70》
罗伯特·马瑟韦尔是超现实主义画家，他也主张回到“原始状态”，引入了“自动”绘图的概念。超现实主义者经常部署自动化过程，或抽象的“自动”涂鸦来挖掘自己的无意识。这个概念对马瑟韦尔有巨大的影响。
二十一世纪会是个什么局面呢？
今天的人类学、社会学的主题又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看清楚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里边，看清楚全人类的文化是在怎么变化，这样才能看到我们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说，先要定好位，才好往前走。这里边的意思，还是我反复强调的一条，不能脱离实际，要坚持从实求知。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人类社会从二十世纪向二十一世纪过渡时期的文化变迁。
二十一世纪会是个什么局面呢？这个话要从二十世纪说起。我曾经用过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世纪。
意思是这样一个格局中有一个前景，就是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我觉得人类的文化现在正处在世界文化统一体形成的前夕。要形成一个统一体，而又尚未形成。要成而未成的这样一个时期，就表现出了“战国”的特点。
这个特点里边有一个方向，就是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的出现。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方向，向这个方向努力，为它准备条件。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老在那儿打来打去，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发了昏，扔个原子弹，毁灭整个人类社会，即使人类没有全部毁灭，文化也得重新再从头创造一遍。
我们要避免人类历史的重新来一遍，大家得想办法先能共同生存下去，和平共处。再进一步，能相互合作，促进一个和平的共同文化的出现。这个文化既有多元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
我虽然是看不到这一天了，但是可以想象天下大同的景象，而且还想通过现在做的事情来影响这个鼓舞人心的前景。所以，我还在想身后之事。不能说我快死了，看不到那一天了，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中国人不这么想问题的。我虽然快死了，文化还存在，人类还存在，地球上的人还得活下去。活下去就会碰到这个问题，就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责任为后来的人们想想问题，做点准备。怎么准备呢？要形成一个世界文化统一体，首先要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个文化集团，每个文化集团是什么样子，和平共处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思考这些问题时，可以回到Malinowski那里去。他在《文化动态论》中得出一个值得我们发挥的结论：人类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一致的利益，文化才能从交流而融合。
这个结论很重要，是他从非洲殖民地上看出来的。换句话说，殖民主义不可能解决文化共存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讲，以力服人为之霸，以理服人为之王。霸道统一了天下，也不能持久，王道才能使天下归心，进入大同。维持霸道的局面，可能最后会导致原子战争，大家同归于尽。
我希望避免同归于尽，实现天下大同。所以我在七十岁生日那天提出这样的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延伸阅读：
费孝通《乡土中国：从欲望到需要》
提起了时势权力使我又想到关于社会变迁另一问题，也就是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社会计划，甚至社会工程等一套说法。很明显的，这套名字是现代的，不是乡土社会中所熟习的。这里其实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变化，如果我们要明白时势权力和长老权力的差别，我们还得在这方面加以探讨。人类发现社会也可以计划，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也就是说人类已走出了乡土性的社会了。在乡土社会里没有这想法的。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做人们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让我先把欲望和需要这两个概念区别一下。
观察人类行为，我们常可以看到人类并不是为行为而行为，为活动而活动的，行为或是活动都是手段，是有所为而为的。不但你自己可以默察自己，一举一动，都有个目的，要吃饭才拿起筷子来，要肚子饿了才吃饭……总是有个“要”在领导自己的活动；你也可问别人：“为什么你来呢？有什么事呢？”我们也总可以从这问题上得到别人对于他们的行为的解释。于是我们说人类行为有动机的。
说人类行为有动机的包含着两个意思，一是人类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要这样做就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就不这样做，也就是所谓意志；一是人类在取舍之间有所根据，这根据就是欲望。欲望规定了人类行为的方向，就是上面所说要这样要那样的“要”。这个“要”是先于行为的，要得了，也就是欲望满足了，我们会因之觉得愉快，欲望不满足，要而得不到，周身不舒服。在英文里欲望和要都是want，同时want也作缺乏解。缺乏不只是一种状态的描写，而是含有动的意思，这里有股劲，由不舒服而引起的劲，他推动了人类机体有所动作，这个劲也被称作“紧张状态”，表示这状态是不能持久，必须发泄的，发泄而成行为，获得满足。欲望——紧张——动作——满足——愉快，那就是人类行为的过程。
欲望如果要能通过意志对行为有所控制，它必须是行为者所自觉的。自觉是说行为者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在欲望一层上说这是不错的，可是这里却发生了一个问题，人类依着欲望而行为，他们的行为是否必然有利于个体的健全发展，和有利于社会间各个人的融洽配合，社会的完整和持续？这问题在这里提出来并不是想考虑性善性恶，而是从人类生存的事实上发生的，如果我们走出人类的范围，远远地站着，象看其他生物一般的看人类，我们可以看见人类有着相当久的历史了，他们做了很多事，这些事使人类能生存和绵续下去，好象个人的健全发展和社会的完整是他们的目的。但是逼近一看，拉了那些人问一问，他们却说出了很多和这些目的毫不相关的欲望来了。你在远处看男女相接近，生了孩子，男女合作，抚养孩子，这一套行为是社会完整所必需的，如果没有孩子出生，没有人领孩子，人类一个个死去，社会不是会乱了，人类不是断绝了么？你于是很得意去问这些人，他们却对你说，“我们是为了爱情，我们不要孩子，孩子却来了。”他们会笑你迂阔，天下找不到有维持人类种族的欲望的人，谁在找女朋友时想着这种书本上的大问题？
同样的，你在远处看，每天人都在吃淀粉，脂肪，吃维他命A，维他命C，一篇很长的单子，你又回去在实验室研究了一下，发现一点不错，淀粉供给热料，维他命A给人这个那个，——合于营养，用以维持生命。但是你去找一个不住在现代都市的乡下老问他，为什么吃辣子，大蒜，他会回答你，“这才好吃，下饭的呀。”
爱情，好吃，是欲望，那是自觉的。直接决定我们行为的确是这些欲望。这些欲望所引导出来的行为是不是总和人类生存的条件相合的呢？这问题曾引起过很多学者的讨究。我们如果从上面这段话看去，不免觉得人类的欲望确乎有点微妙，他们尽管要这个要那个，结果却常常正合于他生存的条件。欲望是什么么？食色性也，那是深入生物基础的特性。这里似乎有一种巧妙的安排，为了种族绵续，人会有两性之爱；为了营养，人会有五味之好。因之，在十九世纪发生了一种理论说，每个人只要能“自私”，那就是充分的满足我们本性里带来的欲望，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最好、最融洽的秩序。亚当斯密说“冥冥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会安排个社会秩序给每个为自己打算的人们去好好生活的。
这种理论所根据的其实并非现代社会而是乡土社会，因为在乡土社会中，这种理论多少是可以说正确的，正确的原因并不是真是有个“冥冥中”的那只手，而是在乡土社会中个人的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两者所以合，那是因为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我说它是文化事实，意思是人造下来教人这样想的。譬如说，北方人有吃大蒜的欲望，并不是遗传的，而是从小养成的。所谓“自私”，为自己打算，怎样打算法却还是由社会上学来的。问题不是在要的本身，而是在要什么的内容。这内容是文化所决定的。
我说欲望是文化事实，这句话并没有保证说一切文化事实都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文化中有很多与人类生存条件无关甚至有害的。就是以吃一项来说，如果文化所允许我们入口的东西样样都是合于营养原则的，我们也不至有所谓毒物一类的东西了。就是不谈毒物，普通的食品，还是可以助证“病从口入”的说法。再说得远一些，我常觉得把“生存”作为人类最终的价值是不太确切的。人类如果和其他动植物有些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在我看来，就在人在生存之外找到了若干价值标准，所谓真善美之类。我也常喜欢以“人是生物中惟一能自杀的种类”来说明人之异于禽兽的“几希”。——但是，人类主观上尽管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价值，文化尽管有一部分可以无关及无益于人类的生存，这些不合于生存的条件的文化以及接受不合于生存条件的文化的人，却在时间里被淘汰了。他们不存在了。淘汰作用的力量并不限于文化之内，也有在文化之外的，是自然的力量。这力量并不关心于价值问题；美丑，善恶，真伪，对它是无关的，它只列下若干条件，不合则去，合则留。我们可以觉得病西施是美，但是自然却并不因她美而保留她，病的还是要死的，康健才是生存的条件。自然并不禁止人自杀，但是没有力量可以使自杀了的还能存在。
于是另外一种说法发生了。孙末楠在他的名著Folk ways开章明义就说：人类先有行为，后有思想。决定行为的是从实验与错误的公式中累积出来的经验，思想只有保留这些经验的作用，自觉的欲望是文化的命令。
在一个乡土社会中，这也是正确的，那是因为乡土社会是个传统社会，传统就是经验的累积，能累积就是说经得起自然选择的，各种“错误”——不合于生存条件的行为——被淘汰之后留下的那一套生活方式。不论行为者对于这套方式怎样说法，它们必然是有助于生存的。
在这里更可以提到的是，在乡土社会中有很多行为我们自以为是用来达到某种欲望或目的，而在客观的检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行为却在满足主观上并没有自觉的需要，而且行为和所说的目的之间毫无实在的关联。巫术是这种行为最明显的例子。譬如驱鬼，实际上却是驱除了心理上的恐惧。鬼有没有是不紧要的，恐惧却得驱除。
在乡土社会中欲望经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结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但是这种印合并不是自觉的，并不是计划的，乡土文化中微妙的配搭可以说是天工，而非人力，虽则文化是人为的。这种不自觉的印合，有它的弊病，那就是如果环境变了，人并不能作主动的有计划的适应，只能如孙末楠所说的盲目的经过错误与实验的公式来找新的办法。乡土社会环境不很变，因之文化变迁的速率也慢，人们有时间可以从容的作盲目的实验，错误所引起的损失不会是致命的。在工业革命的早期，思想家还可以把社会秩序交给“冥冥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其实一直到目前，象美国那样发达的文化里，那样复杂的社会里，居然还有这样大的势力在反对计划经济。凡是这时候要维持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精神是有危险的了。出起乱子来，却非同小可了。
社会变动得快，原来的文化并不能有效的带来生活上的满足知，人类不能不推求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了。这时发现了欲望并不是最后的动机，而是为了达到生存条件所造下的动机。于是人开始注意到生存条件的本身了，——在社会学里发生了一个新的概念，“功能”。功能是从客观地位去看一项行为对于个人生存和社会完整上所发生的作用。功能并不一定是行为者所自觉的，而是分析的结果，是营养而不是味觉。这里我们把生存的条件变成了自觉，自觉的生存条件是“需要”，用以别于“欲望”。现代社会里的人开始为了营养选择他们的食料，这是理性的时代，理性是指人依了已知道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去计划他的行为，所以也可以说是科学化的。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作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是我在上文中所称的时势权力；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各人依着欲望去活动就得了。
（建构当代艺术批判性思维，触及当代艺术核心，可继续关注“呓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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