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汉学专栏 || 为荷兰代言还是被荷兰代言？（柯雷专题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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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地处西欧，国土面积不过41547公里，人口约1600万，比中国台湾大一点，人口少一些。这个国小民寡的低地国家（The Netherlands）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成就斐然，数百年来领跑金融、拍卖、建筑、航海、临床医学、园艺等领域。早在17世纪，荷兰人就创造了辉煌的“黄金时代”。在海外，荷兰以“海上马车夫”的姿态崛起于世，凭借东西印度公司这两大“准军事”实体大力推动商贸活动和殖民扩张，积累了令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劲旅觊觎的物质财富。在国内，思想解放、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涌现出一大批名垂青史的荷兰文化巨匠，其中包括哲学家斯宾诺莎、诗人冯德尔以及伦勃朗、弗美尔、哈斯等画家。“黄金时代”的余晖绵延至20世纪，荷兰于1900前后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而20世纪末欣欣向荣的经济氛围被形容为“第三个黄金时代”。区区小国何以屡创文化和经济奇迹，其文化能量源于何处？一个略带唯心主义色彩的答案是：人！荷兰人！荷兰人的开放、包容、创新、精明、务实甚至矛盾，造就了一个个荷兰神话。
柯雷是最荷兰的荷兰人。由于汉语“说”得比“吹”（萨克斯）得好听，他自然而然变身中荷文化交往的重要代言人。2002年，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剧组走进莱顿小镇，“点名”要见柯雷。我的“光头导”穿着牛仔裤和文化衫赴约，央视大咖心生不满、面露愠色，要求光头导换装见客，任性的柯雷一口回绝。吃瓜群众完全可以想象，主宾斗心的尴尬和别扭。嘉宾内心独白：“别给老子装爷！”柯雷得意地回敬：“你采访的是老子，不是老子的行头！”他故意称阿豆为“内人”，搞得央视大咖无言以对。随便惯了的柯雷，难得几次正儿八经。一次，汉学系全体人员参加图书管理员陈先生的葬礼，他是出了名的大好人，常年悉心伺候病妻，自己却不幸得了肺癌，知天命时丢了性命。当时任汉学系主任的柯雷身穿T恤致悼词，逝者家属不知何感？生活中的柯雷处处与形式主义较劲，学术中的柯雷却是一个极致的形式主义者，且对诗歌形式有着异常的敏锐和喜爱。
印象中，柯雷第一次穿西装，是为了接待王蒙。2003年，王蒙参加女儿在海牙的毕业典礼，应邀顺访莱顿。那是一次高规格的学术活动，在莱顿大学最气派的阶梯学术报告厅进行，主持人柯雷身穿黑色礼服上台，言行举止似乎全被“装”进西装，少了平日的洒脱自如。多年后，柯雷告诉我，那身西装现在太大了，注定了“压箱服”的命运。当柯导的不自在遇见王蒙的太自大，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戏剧化效果。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本小博第一次当众挑战权威。我咄咄逼人地发问：“王蒙先生，如果说曹雪芹和《红楼梦》之后，中国就没有小说，那么您今天就不应该站在这里。我相信，您今天是以当代中国著名小说家的身份被请到莱顿大学，而不是作为中国前文化部部长。上中学的时候，就为您的《春之声》和《坚硬的稀粥》倾心。那种迷醉的阅读感受，与阅读《红楼梦》无异。上了大学，我迷恋上莎士比亚、伍尔夫和乔伊斯。请问，莎士比亚和曹雪芹谁更伟大？《暴风雨》和《红楼梦》哪一个更有资格成为世界文学经典？这是鱼和熊掌的关系，还是萝卜和咸菜的问题？”王蒙先生楞在台上，一言不发。讲座后的酒会上，我本想伺机缓和下气氛，不曾想王蒙先生一见我就退避三舍。王蒙，不期成了导和博终生难忘的第一次。
by 傅强, 2016
柯雷跟不少中国国家领导人有过或深或浅的交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2015年9月，刘延东副总理造访欧盟总部，专门安排了一次欧洲汉学家见面会。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通知柯雷代表荷兰汉学家参会。见面会安排在布鲁塞尔的一家中餐馆，来自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十二名汉学家围着一张长桌依次入座。柯雷记得，随行的官员中有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文化部部长雒树刚。每个汉学家有五分钟时间，按年龄资历轮流发言。轮到柯雷了，他一开口就说，荷兰汉学的缘起并非因为荷兰人对唐诗宋词的喜好，而是为了东印度公司殖民者更好地管理和控制印尼华人。这种殖民主义动机深深植根于旧式区域研究，带有欧洲人的傲慢与偏见。他认为，汉学家应该勇敢地抛弃殖民主义思想遗产，与时俱进，以全球视野和世界情怀建构一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区域研究协同的新型中国学。刘延东边听边做笔记，不时会心一笑。所有与会学者发言后，副总理做了二十分钟的点评，字字珠玑，亲切有力。柯雷事后评价，刘副总理完美演绎了女性领导力，知性优雅，智慧温暖。
柯雷到底是为荷兰代言还是被荷兰代言，曾是萦绕我心头的一团疑云。经年后，云开雾散。我终于明白了，柯雷还是那个柯雷，他无意成为什么、代表什么或象征什么，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那个在路上的旅行者和游吟歌手，真理就是他前方的路标，诗歌就是他心里的竖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