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0年08月师友赠书录（二）韦力撰
《仰顾山房文稿》，俞国林著
凤凰出版社2020年6月第1次第1版印刷
此书为俞国林先生所赠，32开精装，单色印刷，书前无序言。该书为孟彦弘、朱玉麒主编的《凤凰枝文丛》之一种，书前仅有从书弁言。卷尾有俞先生所写《后记》，谈到本书乃是这些年来他梳理书稿文献、勾勒出版掌故选编而成。全书收录20篇文章，正如俞先生所言，大多是与中华书局有关的人和事，唯有前三篇略有不同，这三篇文章乃是俞先生负笈北师大中文系时，撰写论文的过程，另外，书后还有七篇俞先生所写序言。
阅读本书，最让我感到新奇者乃是第一篇《钞书的日子》，这篇文章的风格不但与本书其他文章完全不同，甚至也与以往我所读到的俞国林的文章有较大反差，如果以撰写特色来说，该文更像是纪实性散文，有着很强的抒情色彩，而文章所记内容，又让人有感同身受般的酸涩。
俞先生的这篇文章，其实谈的是他为了研究宫词而与不同图书馆打交道的经历。他说2000年春天的某个下午，他偶然翻阅《香艳丛书》，对宫词感了兴趣，由此而产生了漫长的查书、钞书经历，为此他有了系统搜集宫词的想法，当然他的着眼点是在研究方面，而其研究方式乃是将相关史料一网打尽的拥有，之后再萃取出个人的见解。
俞先生收集宫词是从首都图书馆作为开端，那时该馆处在国子监里，他每日清晨骑着自行车驶过“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圣贤之道，而后在该馆内大量翻阅书籍，此馆古籍部的工作人员很热心，任由他提多少书，而俞先生特意在括号中注明“所有图书馆对读者的提书量都是有限制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是相互的，俞先生在中午闭馆后，会到外面用餐，用餐返回之时，尽管他知道工作人员就在阅览室旁边的办公室内休息，他也不会提早让对方开门，而是在夏日的高温下，在园中听着知了的鸣叫，欣赏国子监内的景致。
按照图书馆的规定，复印资料需要相应的费用，俞先生在复印周升的《十六国宫词》等书时，钱没有带足，各种资料费280元，而他却差几十元，为了得到这些资料他只能跟工作人员实话实说，最后的结果是他只剩下了2元钱，而具体的细节，他用了省略号。
后来首图迁到了十里河新馆，俞国林的查、钞宫词之举又转到了白石桥的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他特意提到那时的自己留着长发蓄着须，以至于工作人员看他证件时，都要仔细辨认。而后他又转到了中科院图书馆，这里翻看古籍需要收费，普通古籍1元钱一本，善本2块钱一本，颇让俞先生难受之处，是一套丛书中可能仅一册有他需要的宫词，但对方论本收费，只要翻阅一下，均需付款，而最让他难受的是，有人站在他背后说了一句：“看不起就别来看。”这让他大感不是滋味，而涌入脑海的则是读书人的尊严，于是他毅然花掉了身上仅有的钱。
后来，俞先生把宫词研究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主题，他问老师写论文有没有经费，如果没有的话，他的论文恐怕难以完成，而后他的老师个人拿出一笔钱来资助他，雪中送炭之举，想来俞先生终生难忘。
而后他又到天津图书馆去查书，他提前联系了朋友，来到天津图书馆查书时，恰好是星期五，按惯例，该馆古籍部周五关闭，但听说他是特意从北京赶来，专门为他提供了方便，让他看到了天图的镇库之一《棠湖诗稿》。他的天津住在了南开大学的学生宿舍内，而他能往天图看书，乃是缘于老乡介绍的初中同学，这是一位女生，这位女生给俞国林提供了不小的帮助，故俞先生在文中写下：“她来了，我忽然发现，她的笑容，灿烂了整个冬季。”
之后，俞先生又谈到了他在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多个馆的遭遇，他的这些遭遇令我大为感慨，做学问是何等之不易，而更让我感慨的是俞先生的行文笔调，他把自己的情绪隐藏在文字背后，无论是温暖还是苦涩，他以近似白描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杜甫当年感慨，希望有广厦千万间，来令天下寒士俱欢颜，而今的公共图书馆在借阅古籍方面，已经比俞先生当年看书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我觉得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空间。
本书中的第二篇文章与前一篇有密切关联，所谈内容乃是俞先生对其所抄及所复印宫词的系统梳理，他谈到了宫词的产生，以及相关的外延与内涵，同时也会谈到书名中有“宫词”二字者，不一定是真正的宫词。而我对此也有感慨，当年琉璃厂文化遗产书店开业时，杨成凯先生命我将上架之书中的词类全部买下，但我所购得之词，其中就有一部宫词，杨先生告诉我，宫词跟词是两回事，这也是让我十分汗颜的一个经历。
本书中有一篇《张宗祥点校〈国榷〉之稿酬风波始末》，乃是一篇特殊角度的史实梳理。张宗祥抄书成癖，他点校整理的《国榷》一书，费力多年乃成。1957年，古籍出版社正式并入中华书局，这部点校稿拿到了该局，俞国林正是通过《国榷》一书稿费的问题，系统梳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者稿酬的变化。
根据当时的口头约定，张宗祥点校整理的《国榷》总稿酬为1万元人民币，1957年7月预付了5000元，余款侍正式出版后再支付。俞国林统计出《国榷》一共4284千字，按1万元稿酬计，每千字平均2.33元，为了说明这个价格的合理性，俞先生在文中列出了当时相类似书籍的稿酬标准，之后提到当时所谓的高稿酬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1957年反右对知识分子打压之后，稿酬标准逐渐降低，但是降低后的标准后来又改了：
试行两个多月后，北京和上海的一部分作者和出版这计提出倡议，要不计报酬地共产主义式的劳动，建议降低稿酬标准。文化部根据 上述建议于10月10发出通报，将《暂行规定》的稿酬标准降低了一半。
实施一年后，文化部发现降低标准不利于繁荣创作和提高作品质量，于是又改了回去，但是当时的古籍点校稿的稿酬已经降低到每千字2毛至6毛钱，之后又实行了印张定价制。俞先生在文中详细列出了这种制度计酬办法，按照这种办法计算出来，《国榷》一书仅第一版，出版社就要亏损1万多元，为此当时中华书局的相关负责人跟张宗祥商量，除了预付的5000元外，另外再支付断句费和校勘费2600元，以此作为结算。后来张宗祥在给宋云彬的信中谈到，他对这种结算方式不满意，因为没有遵守最初的约定，而后中华书局的相关领导经过一系列的商议，最终给张宗祥补足了之前约定的另5000元。
此文难得之处，乃是借一件稿酬风波，来系统展示了那个时代稿酬的变化问题，而我本人对此也感慨良多。
前些年我有一本书稿还未完成时，跟俞国林偶然提及，他对此颇感兴起，希望我能交给中华书局出版，后来又有另一家出版公司对此题目有兴趣，但因涉及到其他的关联问题，故我以稿酬为借口，没有将此稿交给俞国林。此后不久，俞先生获得了高规格的编辑奖，为此得到了十万元的奖金，我从报道中得知，俞先生在颁奖现场就将这笔钱捐了出去。读到这则报道，令我大感羞愧，于是立即给他致电，告诉他我所写之稿，凡是他感兴趣者均可拿去，不再计较稿酬的高低。
而今读到俞先生本书中的第一篇文章，让我了解到他当年在如此拮据的情况下，想尽办法筹钱复印资料，更让我感慨其为人之胸怀。近两年他又分批捐出自己的藏书给家乡图书馆，其义举令我自惭形秽。故我读到俞先生的这部新作，不但从中学到了不少新知识，也让我再一次感动于他的人格魅力。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版），沈迦编撰
新星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乃沈迦先生所赠，他说自己身在加拿大，故而让出版社直接将书寄来。该书16开精装，一册，里面的图版均为四色印刷。沈迦对该书中收录的手札作了释文，同时以脚注的方式，注明每封信中提及人物的生平，另以“今按”的方式注明他考证出的每一封信札所写的时间，以及信中牵涉到要事的概述。
本书前有钱璱之所写序言，谈及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常州老家整理旧屋，发现一个小提箱内存有一束夏承焘写给谢玉岑的信札和手稿，而谢玉岑乃是钱璱之的大舅。钱先生认为这些手札很有价值，为此写了几篇介绍文章，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之后他偶然认识了沈迦先生，沈迦准备将这些手札作系统的梳理，这令钱先生很高兴，于是有了本书之成。
沈迦在前言中首先介绍了钱璱之先生的状况，璱之先生长是民国书法家钱小山的长子，而钱小山是晚清江南大儒钱名山的长孙，钱、谢两家有姻谊，所以钱璱之称谢玉岑为大舅。钱璱之早年就读于中央大学外语系、南京大学中文系，受业于胡小石、唐圭璋诸先生，长于诗文，曾任常州教育学院副院长，主编《舣舟诗荟》。谢玉岑的长孙谢建新先生近年来整理和挖掘钱、谢两家文史资料，他从钱璱之那里看到了这批手札，沈迦乃是从谢建新这里得到手札图片光盘，以及钱璱之注释手稿复印件。
这批手札共73通，其中夏承焘致谢玉岑62通，余外则是致张孟劬、胡小石、顾颉刚等人的手札，这批手札中的58通，钱璱之已经做了释文整理，并考证出36封的写作时间，沈迦在此基础上继续完成其他手札的释文与考证。
沈迦先生乃是温州人，这些年来他所出的大作基本都是与温州有关的人和事，他笺释这批手札，也是这个缘故。1925年谢玉岑在温州第十中学执教一年，在温期间，他认识了夏承焘，之后两人有了十年的通信交往，直到1935年谢玉岑因病在常州去世，年仅37岁。沈迦在前言中简要地提到了这批手札的重要性，其中有一段谈到了朱祖谋去世的情形，1932年1月12日，夏承焘给谢玉岑的信中写道：
彊老之丧，榆生函来详述家室伤心史，至可悲悼！遗著皆交榆生。弟准星期四（十四日）早晨往真茹暨南大学访榆生，兄如欲看彊老遗著，届时在榆生处相会。
夏承焘转述了龙榆生信中的所言，龙讲到了朱祖谋的家室伤心史，因为信中未曾展开，沈迦为此查看了夏承焘1932年1月11日的日记，此日记中提及：
接榆生复，示彊村先生临殁事甚悉……彊老终身憾事，即为夫妇不睦。周梦坡谓其夫人悍妒异常，病中亦不敢令见。直到死别，宿怨或消。本有一子，年三十余，以娶妇不贤，又不见爱于母，发狂疾以终（民国初）。一孙亦不育。夫人、媳妇，竟分居三处。现有一嗣子年十七八。夫人、媳妇皆不肯承认。绝笔词“牛衣”等句指此也。彊村晚年恃鬻书、题主为活，病中尚出题主二次，感冒风寒，遂致增剧，伤已（遗产不及二万，尚须做三股分）！
朱彊村乃词学大家，未成想其生活如此之不幸，读到这段日记顿时令人怀疑人生。沈迦通过这封信钩沉出这样一段历史，这也正是以日记补史的最好佐证。沈迦在文中也谈到龙榆生当年主编《词学季刊》事，夏承焘和谢玉岑都是该刊的主要作者，通过这些手札可以看出，当时的学人如何相互提携，如何同仁办刊等，真令人心羡那一代人的学风。但沈迦也说：“其中一封信还让我们知道，名闻遐迩的《词学季刊》，当年竟穷得付不起稿酬”。
这批手札中跟藏书有关的史料，沈迦仅举出了夏承焘致谢玉岑的一封信中，为其学生陈适谋职之事，夏在信中称：“贵校藏书极富，弟拟恳兄为觅一栖止。”并且提到，希望这份工作月收入能在30元，工作岗位最好是教务处或训导处助理，如此具体的代求职信，不知道会不会让谢玉岑为难。夏承焘在信中同时说：“陈生写聚珍体字极工，弟不欲其埋没为抄胥书生耳。”
读到这句话，令我迅速脑补“聚珍体字”是什么面目。我觉得不应当是武英殿聚珍版那种字体，该套书虽然极具名气，但金简令人所刻的其实就是寻常所见的匠体字，这位陈适不太可能会去模仿那样拙劣的字体，故我猜测，他所擅长之体，应当是丁辅之制作的那套铅活字，也就是后来被中华书局买到的那套字体，中华书局用此字排印了《四部备要》，该书除了实用价值较大外，字体也极受人们喜欢，由此而风行天下。
想来陈适模仿的就是该套字体，不清楚此人为什么有这个偏爱，显然夏承焘不希望陈适在这方面耽误更多工夫，所以他既点出了陈适有这个特长，同时又不想让谢玉岑将陈适安排到图书馆工作，因为那时的图书馆员中，有些人以擅长补写古书缺页为能事，在瞿禅看来，为古书补字不过是抄胥所做之事，而陈适更应该干有价值的工作。此事可见夏承焘对弟子是何等之爱护。
沈迦前言的最后一部分，点出了夏承焘不但是著名的词人学者，也是第一流的书法家，所以这批手札堪称是欣赏夏承焘书法艺术的绝佳范本，这批手札在时间上延续了七八年，所以该手札为研究夏承焘书风演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同时沈迦也提到，随着夏承焘名声日隆，近年在网络和各种拍卖会上出现了不少冒名的书法作品，而这批手札的公开，也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了鉴定真伪的范本。
《定庵随笔》，沈定庵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乃是夏春锦、周音莹策划的“蠹鱼文丛”之一种，在本次书展首发式上，该出版社社长寿勤泽先生郑重的介绍了此书。寿社长说，沈定庵先生因为年事已高，无法到现场参加新书发布活动，由他代表沈先生来介绍本书。为了能够让在座听众直观感受到沈定庵的音容，寿社长特意制作了一段录像，在现场大屏幕上多次播放。寿社长谈到沈定庵乃是浙江著名的书法家，寿社长也向沈先生学习书法，可能是这层关系，使得寿社长在现场介绍时，言语中饱含深情。同时寿社长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篆刻家，“蠹鱼文丛”每本书上所印的印章，均出自他之手，寿社长还说，为了举办这个活动，他特意带来了为沈定庵这部专著刻治的印章，可以为现场买此书者钤盖。
我来到会场时，夏春锦就赠送给了我一册此书，故而到签售环节，我奉上此书请寿社长代签名，同时钤盖这方有纪念意义的钤章。此印乃是正圆形细朱文，印文为“蠹鱼”二字。“蠹鱼文丛”已经出版了二十余种，寿社长为此刻了二十多种不同的“蠹鱼”，堪称“印思泉涌”。但也许是主办方准备不充分之故，现场钤印时，用的是一盒化学印油，这是现代公章常用之物，我看到寿社长精心刻治的印章，蘸着这鲜红的印油水时，忍不住腹诽了一句“暴殄天物”。
本书前有柯灵所写序言，柯灵先生早已隐化，想来是多年前就为沈定庵写好了序言。后来我方注意到序言的落款是1994年，从该序中了解到，沈定庵在浙江书坛享有盛誉，绍兴成立了兰亭书会，沈定庵任该会会长，也正因为沈先生是著名的书法家，故本书中的文章所记之事、所写之人，均与书法有关。
从书中所记了解到，沈老先生从6岁就开始习字，他父亲为斑禅额尔德尼九世活佛造像，然后命他在画像上题字，可见老先生在书法上具有超人的领悟力。某天绍兴书画名家徐生翁先生造访其家，见到造像题字后颇为欣赏，问何人所书，父亲答曰“小犬所涂”，徐生翁对此赞赏有加，嘱咐其父要多加诱导。
抗战时期，沈定庵离开绍兴，抗战胜利的第二年，他返回绍兴，同时带回两幅徐生翁早年作品，前往拜访徐先生，未成想徐生翁阅后称，这两幅作品不够惬意，提出以新作换旧作，先生的所言令沈定庵颇为尴尬，因为这两件书画作品乃是父亲珍藏之物，但作品主人提出，他又只能丛命。而后徐生翁给其一字一画，后来他又听说，徐生翁收回作品后，立即予以销毁。
徐生翁如此自重，令沈定庵大为感佩，于是有了立雪徐门的想法。但之前他也听说过徐生翁虽然年逾古稀，但从不收弟子，当年绍兴有位高官和一位日本书法爱好者，都提出要拜徐生翁为师，都被其惋拒，故沈定庵也不敢轻易启齿，他只是不时的登门求教，后来在王贶甫先生的引荐下，生翁先生才同意收他为入室弟子。沈定庵在文中标明，王贶甫乃是周恩来总理的表弟，时任绍兴市副市长。
其实，沈定庵在避居岭南时，曾师从林众可先生学习汉隶。沈定庵在年轻时就喜爱伊秉绶的书风，而林众可同样有此之好，这使得沈定庵在隶书方面下了不小的功夫。从本书前所附彩色书影看，沈定庵所写之体均带有隶味，看上去颇为大气，显然是受伊秉绶书风影响。本书中还收有他在2010年所写《<伊秉绶书法大观>序》。
除了书画类文章外，书中也会谈到一些与绍兴有关的文人逸事，比如提及鲁迅先生一生著译数百万言，其手稿几乎全部是用“金不换”毛笔书写的。在我的印象中，“金不换”乃市场上最便宜的一种毛笔，看来普笔也能生花。但通过沈定庵的文章，我方了解到，金不换小楷毛笔乃是绍兴卜鹤汀笔庄特制的，该笔庄创于同治年间。同时沈定庵提到，金不换毛笔的原料乃是用正冬狼尾，也就是黄鼬尾为主，其次则以江苏句容所产野草兔毛为辅，同时又用芙蓉皮混合而成。沈定庵在文中解释说，黄鼬尾细软经久，又富有弹性，草兔毛光滑有粘贴性，芙蓉花皮则能含蓄水分，故三者结合制出的毛笔最受市场欢迎。沈定庵说这种毛笔又名“本京水”，他未解释这个名称的含意，但他却说，前清科举时代，绍兴应考者都爱用此笔，因为该笔书写迅捷，得心应手，所以才有了“金不换”之名。沈定庵是书家，他讲毛笔的特性显然是行家之论。
本书中谈得更多的则是作者与一些名家交往的故事，这些故事均是作者亲历，故讲来很是生动，同时也能让人了解到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许这正是该书受欢迎的原因所在。而寿先生在本书的后跋中，还交待了沈先生与浙江古籍社有着很深的缘份。
《贵潘家族传奇》，沈慧瑛著
古吴轩出版社202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前一度苏州爱书人何文斌来微信说，他向苏州档案馆的沈馆长讨得了一套《过云楼丛书》，想转赠给我，之后又说沈馆长将直接给我寄来，未久我就得到了那部书，而沈馆长同时赠给我她的这部新作。
本书前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茂明先生所作序言，该序讲到了苏州潘氏有“贵潘”与“富潘”之分，而沈慧瑛所写，乃是“贵潘”家族的历史。多年前我就不断听到苏州人不断念叨“贵潘”“富潘”，可见这是苏州人的骄傲，也就成了当地文人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有意思的是，大多数人讲到的都昌“贵潘”历史，对于“富潘”则一语带过，以对于我对后者不甚了了。
因为藏书之故，我所关心者其实也都是“贵潘”之后，虽然他们每个人的故事我都有耳闻，但是沈慧瑛的这部专著，却让我对“贵潘”有了系统性的了解。徐茂明在序中谈到了贵潘实为大阜潘氏，这一支原本是经营盐业的商贾世家，如此说来，“贵潘”原来也是富潘，只是后来富而好礼，出了那么多有名的文士，整个清代，苏州大阜潘氏共出了9名进士，36名举人，21名贡生，142名秀才，难怪李鸿章为潘曾玮题匾“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
沈慧瑛的这部专著从大阜潘氏祖上讲起，如果追溯潘姓，则将历史拉到了周文王姬昌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子季孙公。汉代时，贵潘的远祖世居洛阳，晋代时转到福建，唐乾符年间，潘名前往歙州出任刺史，于是潘姓落户安徽。自唐至清，千余年间，大阜潘氏离不开三个关键人物，潘名、潘祐、潘景文。沈慧瑛在书中讲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好奇于她何以能厘清这么复杂的关系，直到读完《后记》，方明白个中缘由。
沈慧瑛受约写作此书后，前往安徽歙县采风，找到了大阜村，观察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同时也感慨潘氏宗祠之破败，她借到了一部《大阜潘氏支谱》，利用春节假期对此谱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梳理，通过该谱中所载的墓志铭、诰封等资料，使得一些潘氏人物事迹丰富了起来，沈馆长将这些材料融汇进本书中，使得每一位人物的事迹言必有据。书中还配了不少书影和老照片，以及一些潘氏人物的画像和书法墨迹，使得这部书极为扎实，并且赏心悦目。
贵潘中藏书人物众多，于此方面名气最大者当数潘祖荫。本书中写到，道光十七年底，潘祖荫8岁，与家人一同前往拜访阮元，阮元将齐侯罍拓本作为礼物送给了潘祖荫，由此而让潘祖荫懂得了金石文物，也奠定了他一生的爱好。看来年幼之时能够遇到一位重要的大家，也许就能改变人的一生。从潘祖荫的日记中可以读到大量的收藏信息，但是沈馆长却说他的日记中虽然也记载书画收藏，但只是流水账式的记述，并不做评价，然而对一些善本古籍和金石拓片，却会作详细记载。
关于潘祖荫的藏书之好，沈慧瑛认为，他是以藏书大家黄丕烈为楷模，吴大澂、汪鸣銮成为了他收藏善本的得力助手，而后两者也是有名的藏书家，如此高端的收藏氛围，令爱书人欣羡不已。
《沚斋百律》，陈永正著
聿书堂雕版刷印，一函一册
此书为陈龙先生所赠，他告诉我说，这本书从2016年就开始雕版，直到2020年6月方完工，一书之成，耗时近五年，我很佩服陈龙先生的耐心。本书的书牌页用的是偏仿古宣纸，牌记页标明“羊城九壶斋李景文藏板”，牌记右下角刻者“以泾县汪六吉净皮罗纹纸印，共三百部，此第一五七号。”前后封页用的是磁青纸，颜色乃是仿民国间江南地区偏爱的浅磁青色。
本书卷末列有版本信息：
著作者茂名陳永正
選編者番禺李永新
策劃者順德李景文
江陰陳介甫
設計者鉅野張彌迪
雕版者姜堰宋金榮
印裝者廣陵古椿閣
余外，本书末页栏外刻有“钜野张弥迪排，姜堰宋金荣刊”的版记，按照传统的概念，一般活字体用“排”字，雕版用“刊”字，少有同时用此两字者。于是我发微信给陈龙，向他请教此事，他说当时他们也纠结于这句话怎么表达，这是因为古人刻书首先要做写样，而后将写样反帖在木板上，再由木工刊刻。陈龙解释说，现在很难找到能够写样之人，故该书的写样乃是朋友开发的一种电脑字库，但是电脑字库里的字仍然需要按一定的版式排出来，方能依样雕刻，本书就是张弥迪做的版式排字，所以他们在此用了一个“排”字。
从总体看上去，此书的排版近似于清中晚期一些词人所喜欢的版式，虽然说当今藏书家大多喜欢清三代的写刻体，但黄裳先生当年说过，那些写刻体看多了，也像吃糖太多，被齁着一样，故而有些匠体字看上去也让人有种清新感。这册《沚斋百律》给我的就是这种印象。
惭愧的是，因为我的孤陋寡闻，以前并没有听说过陈永正先生。陈龙告诉我，陈永正先生原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同时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职，还是广东书协名誉主席和中华诗教学会会长。
从李永新先生本书所写的序言中了解到本书的结集缘由，乃是陈永正先生请李永新先生从其诗作中选出若干，汇为此编，序中转录了作者的所言：
此予生平之所存，曩已刊布数种，若《沚斋诗》《沚斋词》诸集是也。虽亦线装，而恒以未得尽遵旧制为恨。顾予日理丛残，于古香芸帙，宿所嗜玩，殆犹未克企效之。比闻坊间复出锓版之术，今惟于谱牒见之耳，盖未闻乎有以剞劂诗文者，有之，盍自沚斋始也？汝今所选，但取五言律百篇足矣，以予生平多肆力于此也。虽然，予意又岂独于诗也哉！殆衰朽余年，俾了向之所愿焉耳。假令长日无憀，得翛然把卷于明窗净几间，信足乐也！
此段话可以看出作者的古风，而李永新先生的序言亦为文言体，这样的谴词用语与内容颇相表里。近些年来，陈龙先生致力于古纸号的搜集，同时也刊刻过几种线装书，我问他为什么能够帮助陈永正先生刊刻该书，他说自己曾在中山大学实习过。原来还有这样的因缘在。
陈龙同时告诉我，对于本书纸张的选择也多有考量，原本他们想用七八种不同的纸张来刷印，试制之后感觉效果不好，于是改用这种罗纹纸。虽然看上去该纸的罗纹并不明显，然在我看去，却有一种静气在。也许陈龙等朋友在选择纸张时，更多的是考量纸张不能与内容争奇斗妍，要凸显内容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