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头条：施一公：无论什么学科，最不重要的就是智商

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有机会与在座的研究生分享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今天，我采用的标题是我跟 2010 年入学的研究生分享体验时用的标题，“少年壮志不言愁”。这是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是我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曲。

一

我的成长之路

以前我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会讲得特别长，而今天这部分只有一张幻灯片。

在座的有些同学可能还没有想明白以后要做什么，会感到焦虑：如果对科研不感兴趣、没想好未来发展该怎么办?

其实我想讲的是当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年前，我也没有想好，也非常迷茫。这种迷茫一直到 1995 年，博士后完成之后才隐约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才下定了决心。

当时的迷茫来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学选择专业。我不像在座的一些人，大学入学时就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专业，想学经管、建筑、生命、化学、工程，等等。我当时保送大学，报名的清华的第一专业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机械系。

在报机械系之前还报名了北大的物理系。直到 85 年 5 月份清华老师来招生时对我说，生物化学是 21 世纪的科学。我当时是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学连接在一起，当时突然觉得豁然开朗——原来生物化学是 21 世纪的科学！于是阴差阳错地上了生命科学这条船。我是数学竞赛河南省第一名，保送到清华，数理能力很强。

在座数理能力比较好的同学可能有同样的纠结，数理好往往学生物、化学不灵。

我曾和生物学竞赛的同学讲，千万不要自卑，数学物理竞赛好的是有小聪明，生物竞赛好的有大智慧。这种说法是有争议的，我今天说的很多内容可能都有争议。

学习数学物理着重思维的严谨，注重推理，而生物不同，这些发生在不同的脑区。我在清华的时候生物学的不好，于是修了数学双学位，通过加强数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弥补生物成绩的不足，来让我的成绩排名第一。

所以说，我选专业第一不是凭兴趣、第二不是凭专长，而是凭清华老师的一句话。当然这是一句玩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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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选专业应该凭啥？我告诉学生，凭未来世界的需求。这个世界的发展不以在座的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媒体宣传为转移，更不以毕业之后能否找到工作为转移。

这个世界的发展中，一半以上的学术问题来自对人类的关注，叫做生命科学。不管国内就业情况怎么样，其他学科情况怎么样，但大生命学科在 21 世纪是最大的学科。

你们可以去查查，麻省、斯坦福、哈佛最大的学科是什么。我觉得在你选择专业的时候，凭兴趣挺好，没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培养兴趣。有时我在想，人是善变的，你的其他方面可以变，为什么专业是不能变的？

一项业余爱好可能你很喜欢，但天天做可能会使你厌烦。我认为做一件事，完全凭兴趣的话，对我而言不靠谱。大学期间我对生物真的是深恶痛绝，因为学不好。我的遗传学实验、遗传课、细胞学实验、细胞课在班上都是中下。

本科讲完，我来讲一讲海外读博。我在清华提前一年毕业，那是在 89 年。当时我对学术没有兴趣，而对从政感兴趣。可能有些同学了解，当时我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一个社会，可以为老百姓说话、做事。我当时想去从政。而从政又没有门儿，觉得要先去经商。所以当时和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签订了一个代表公司去香港经商的机会，做公关。

你们难以想象吧？看这施老师还挺能说会道的，做公关应该还不错。我年轻的时候比现在强太多了，结果就业合同因故被撕毁。89 年 7 月 24 纠结一晚后，我决定考托福 GRE 出国。

在年轻的趾高气扬的施一公心里，出国不是一条路。最终我决定出国读生物学博士。

在霍普金斯的 5 年读博期间很辛苦，尤其前两年心情很不稳定。由于我数理思维太严谨，常常绕不过这个圈，总觉得学生物怎么这么难。有一门生物学考试三次考试 52 、32 、22 分，只有第一次及格，我去求老师放我一马：“我是一个好学生，对学生物还在适应。如果我不及格的话，我会失去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话我会读不下去，只能退学。”

他戴着眼镜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好像在看我是不是一个好学生。他最后给了我一个 B- ，我对他真的非常感激。

在普林斯顿做助理教授时，我第一次回霍普金斯讲课的时候，我去拜访这位教授。我问他，您还记得我当时求您放我一马给我及格吗？他说，我怎么能忘记呢！

其实因为我对专业没有想好，在读博的前两年一直非常纠结。平时精力很好，一看文章就睡着；听讲座也是，听了十分钟就睡过去了，大家一鼓掌我就醒了，正好大家一块走。

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也会这样。我直到博士三年级才出了一点感觉，发现我也能做一点东西；到了博士四年级信心大增，因为结果出来了；到了毕业那年，博士五年级，我感到，原来我也可以在学术界“混”个工作。

博士读完之后，我不清楚我能干啥、也不清楚我会干啥，在最挣扎的时候曾想过转系：转数学系、转计算机系、转经管系，转任何一个系我都觉得易如反掌，因为这些都是能发挥数理长处的地方，但我没有转。因为我在说服自己，也许以不变应万变最好。

如果急急忙忙转系，也许去了之后会发现数学、物理、经管可能更没意思，所以我在说服自己，也许生命科学真的是 21 世纪的科学呢。就是一种在矛盾中在往前走。在 1995 年 4 月 12 日博士学位答辩以后，我还是不清楚自己会做什么。

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在清华的时候，曾是清华活跃的一分子，小发明协会的副会长，还参与了很多课外活动，做公关，所以我想也许我可以从商。所以我还面试了大都会中国区首席代表的职位，卖保险，而且拿到了 offer 。

我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当时有六位数的工资。在博士毕业之后我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和两个哥们一起做中美间贸易交流，这个经历也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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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11 月我下定决心还是走学术这条路。95年12月我写了一篇日记，我说，该去 explore 的机会，你也都 explore 了，现在轮到你静下心来，从此之后不再起二心，好好做学术。我也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从 95 年 11 月到现在，所有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学术上，我也告诉自己这（种兴趣）一定可以培养起来。在座如果有同学感觉对所学领域没有兴趣的话，我想你比不过我。我是在博士毕业半年之后才开始培养兴趣，现在我的兴趣极其浓厚，到现在可以废寝忘食、可以没日没夜地干，觉得乐在其中。

我觉得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不是说你天生就有，不是说你听一个讲座突然灵机一动就对一件事感兴趣，我觉得都不是这样。

博士后这几年在外人看来极其苦，其实自己身在其中并不觉得苦，我经常觉得自己不这么做的话就亏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95 年 11 月到 97 年 4 月，我博士后做了一年半，拿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普林斯顿做助理教授的机会。

当时挺幸运的。普林斯顿不像哈佛大学那样有很多学院，像医学院、法学院等，而是只有一个大学本部加一个国际关系学院，很小。我认为普林斯顿是一个学术圣地。这也是为什么爱因斯坦在面临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美国多所大学邀请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普林斯顿，可能去过的人会有感受。

我觉得我挺幸运的，97 年 4 月在普林斯顿开始独立的科研生涯。其实我对专业、对研究曾经非常迷茫，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我觉得我还是走过来了。我也劝在座的同学，当你有迷茫的时候，我建议你们，不要觉得只有把你的迷茫、把你所有问题解决了才能走下一步，我很不认可。

我认可一点：不要给自己理由——当你觉得兴趣不足、没有坚定信心、家里出了事情、需要克服心理阴影、面对痛苦往前走的时候，不论家庭、个人生活、兴趣爱好等方面出现什么状况，你应该全力以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往前走。不要给自己理由。因为你一旦掉队了以后，你的心态会改变，很难把心态纠正过来。

二

认识你自己

同学可能认为老师很自信，我想告诉大家，我求学时的自卑现在已经没有了，只是偶尔有 insecurity 的感觉。但我求学的过程当中，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博士阶段，我一直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

可能大家很难想象。举个例子，高中的时候化学老师解释“勒夏特列原理”，我那时候开小差，没听懂。后来看书我竟然也看不懂，觉得崩溃了。我总觉得班上其他同学都比我聪明，真的感到自卑。

放眼望向你周围，当别人和你差不多聪明的时候，你会觉得别人比你聪明。所以当你觉得别人比你聪明的时候，他并不一定比你聪明，不要太自卑。

同时，我还有一个性格特点是好胜。在座的同学可能很多和我一样，如果不好胜、不自强也很难走到今天，但特别好胜、特别自强的人也更容易受打击，也更容易自卑。

高中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聪明，所以总是很刻苦，总觉得我是笨鸟先飞。举个例子。我什么地方都好胜，在清华体检时，我身高不高，又不能踮脚尖;所以测坐高时我拼命往上拱了拱，结果我身高不到全班前五，坐高全班第一。

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我还沾沾自喜，终于有一项第一了。直到有一位同学提醒我的时候，我突然自卑油然而生。我就问我的教练：“孙老师，我的腿短吗？”

孙老师的回答非常艺术，说：“一公，你训练很刻苦，你的身体条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很不容易了。”

我们家从来没出过运动员，就我一个。我的哥哥姐姐、我的父母都不是运动员，我是二级运动员。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就是自卑和自信、好胜伴随在一起。

我上初三的时候，班主任老师鼓励我报 1500 米。当时我写了入团申请书，老师说，表现的时候到了，组织在考验你。我就报了 1500 。运动会前四天报名，报名的当天晚上一激动大腿抽筋了，腿都动不了，比赛的那天才恢复正常。

发令枪一响我领先了整整 100 米，最后被倒数第二名落了整整 300 米。我在全校、在我们班的鼓励声中跑过了终点。初三的施一公什么都不爱就爱面子，当时在青春期发育、最爱面子的时候在同学面前丢脸了，自尊心受到了打击。

但我那时候很争强好胜。运动会第二天我就开始练跑步。一年之后我的 800 米跑了 2 分 17 ，3000 米跑了 10 分 35 。孙教练让我入选校队，成为一线队员，代表清华参加比赛。其实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我很自卑，但我又很好胜。

三

我觉得研究生应该具备的素质

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智商。无论什么学科，物理、工程、生物、文科，我认为最不重要的是智商。

时间的付出

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机遇，这一定是瞎掰。

当然现在一般这样说是为了谦虚，但这种谦虚会误了很多学生。我不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极大的付出。清华 84—86 年生物系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

他在美国开组会时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最大的诀窍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60 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 50 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是 8 小时一天的话，你要工作 6 天以上。

你不要以为你早上 8 点去，晃晃悠悠做点实验，晚上 8 点离开就可以了。他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和你真正去查阅简单的和实验相关的文献的时间。

哪怕你的吃饭时间、查阅文献之后放松的一小时，都要去除。一周工作 50 小时是非常大的工作量。如果你能做到，你满足了我的要求，你可以在实验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离开实验室。

其实老蒲说的是大实话，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说出的话。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任何人不付出时间，一定不会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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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改变

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一岁半，很年轻。从九十年代初起的十年中，他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 30 篇《自然》《科学》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顶一的高手。

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满怀希望要向他学习，希望跟他学方法论、学习思维方式、学习批判性思维。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纠结，让我这才意识到，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应如何养成。我讲的例子都非常极端，希望大家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去思考，因为对你的专业不一定适用。

我举个例子：理科老师会讲，要广泛阅读文献，知识要宽广，要知道现代科学进展到哪儿了，要泛读，等等。其实我在霍普金斯做博士生的时候老师也是这样讲的，要读《自然》，读《科学》，读一些刊物，我也是这样做的。

到他的实验室后，我觉得我的表现欲很强，想让导师知道我以后想做教授。我如何让导师知道我很能干、很有见解呢？下一篇《自然》出来的时候我仔细读，等我有很深的见解之后，去找导师讨论讨论，就能显得我很有见解了。

所以有一次《自然》发了一篇领域内的前沿文章，我就去找导师，可是导师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读了以后再说吧。”我想导师可能最近比较忙，没有来得及读。当时我有点功利，想着我是不是白读这么仔细了？

过了一个月我又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将近一个月了，也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我们领域内的文章。我又想跟他讨论，导师脸一红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我当时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不读啊？我没敢问。

等到 96 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 1 小时的一对一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导师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解结构、看结构、分析结构，在写文章。

我当时非常疑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这样的人来了，你为什么不去“套磁”？你还不去表现一把？于是我问导师，像这样的人来了，你为什么不和他交流？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

任何东西都可以再生，时间不可以再生。我当时大胆地问他：你读文章有时间吗？他说我不读文章。我想和大家说，大家在读博士时要读文章，但现在我已经不读那么多文章了，更依赖于会议、电话、面对面等现场交流。

当时我又问：不读文章如何养成科学素养？他说科学素养的养成和读最新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科学方法论的养成和科学史有关，和重大发现的数据源有关，与科学进展到最前沿的知识没有任何关系。

科学知识的最前沿只是在你做研究的时候让你知道，在领域内你所处在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科学前沿，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仅此而已。所以说好的研究生课程不一定是告诉你科学最前沿的内容。

我在普林斯顿期间，普林斯顿最有意思的课是“人和遗传学”，里面最后一篇文章是 90 年代初期的文章，讲整个人和遗传学的发展历史、过程和一些关键的发现是怎么来的。

最新的发现只是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和你的领域内直接相关，而和你方法论的养成确实没有关系。我问导师，那你写文章的时候怎么写？他说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会读一些文章。他讲得很实在。我希望大家能够问为什么，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需要挑战过去，要有批判性思维。我在博士后的两年里收获巨大，我学到了如何在实验室里真正地攻坚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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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批判性思维

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包括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 33 岁已是正教授、系主任。他在开车时想象出 Zinc Finger 的结构，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重大凭大脑想象出来的结构。

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也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那时，我在上博士三年级的，我很怕他。他有一米九三，一百公斤，力大无穷。有一次我们超速离心机的盖子拧不开，他去直接把转轴给拧断了。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

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今天我给大家演示我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提出来。他开始画了一个长方形。中间加一个隔断，左面是氧气，右面是氮气，看到他画出来的图和列出的公式，我想他是想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过程。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

可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认为我最好的一门课是物理化学，朱文涛老师。

朱老师理论基础非常扎实，当时教我们的时候也很认真。所以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三处错误。

当时我不敢提啊，但是后来一想，那的确是有错的时候，我哆哆嗦嗦的举起手说，我想说有第一处错误。这时，我对面的师兄说“哪儿有错？啊！哪儿有错！”我哆哆嗦嗦说完，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但是我们实验室的小老板说，我觉得一公讲得不错。

其实，我发现 Jeremy M.Berg ，在我说出我的第一句话时，他的脸就红了。这时我们实验室在争吵，老板说今天的组会到此为止。大家觉得我顶撞了老师，没人理我，中午我都一个人吃饭。

下午一点，老板找到我说，你学士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清华大学，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他说我不关心你来自哪个大学，我关心的是你学的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

我的本科老师的理论功底很深厚，所以讲的很透彻。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给我打招呼，这让我慢慢的有了自信。

在我找到职位的时候，他们都对我说“Congratulations!”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用自己所学纠正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的学术错误的经历，在我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对我仍有很大影响。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我在科学网的微博上面写了一些对研究生如何提高自己写作和阅读能力的博文。你要时刻记住，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时还要记住，不可知足常乐！

我认为的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去思考和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的研究是希望能够回报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

最后，我祝愿大家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

附：施一公毕业典礼演讲——

大学的意义

我原本应该只讲五分钟，但今天我们时间提前了，所以我想多讲一点。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的身份给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拨穗，我很珍惜这次机会。

我从回国建成实验室算起，到现在整整 8 年，时间不短了。这是我的母校，也是在座各位的母校，我们深爱的地方。

今天我们又有一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毕业，我确实心情很激动，很多话想说，但我没有事先准备讲稿，因为我想把现场最真实的感受告诉大家。我想讲什么呢？我就顺着两位特邀嘉宾邓锋先生、徐彦辉博士他们讲的一些观点，给大家讲讲我的心里话。

今天的主题是毕业，但回头看，我们从上大学开始，包括我自己都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上大学？大学是为了什么？我相信不少家长到现在还在想这个问题，我作为院长也还在想这个问题。我这里讲上大学其实不只包括本科，也包括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然，我们为了学知识、充实自己，但一定不只是为了学知识！甚至在你这一辈子的过程中，在大学里学习的知识只是其中很不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为了学技能、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也不只是为了学技能！甚至学技能也不是大学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来大学呢？我以为，是学做人。

做人并不是一定要做我们觉得可望不可及的英雄模范，更不是要学八面玲珑会做人的那个“做人”，我觉得是学做一个健全的、有自信的、尊重别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大学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帮你树立社会价值观、人生观，我觉得清华就是这样一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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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彦辉

我拿今天的两位演讲嘉宾来说事儿，先说我们第二位嘉宾徐彦辉博士。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 2001 年回清华讲课，徐彦辉当时应该是学生辅导员，他找到我，跟我长谈了一次。他说我组织我们班级看了一场话剧叫《切格瓦拉》。

你们听说过吗？听说过切格瓦拉这个名字吗？切格瓦拉是一位革命英雄，出生在阿根廷一个上流社会家庭，他读了医学院，本来可以做医生，可以挣很多钱，可以买洋房，可以有很好的生活，但是他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于是去古巴参加、领导了革命以后，输出革命到非洲又回到美洲在玻利维亚继续领导革命，最后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抓获、被残忍杀害。

2000 年夏季，话剧《切格瓦拉》让整个北京沸腾了；2001 年，清华校园也沸腾了。

徐彦辉激动地难以自已，他找到我，他说，“一公，我很纠结，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现在如此之混乱，大家拼命去挣钱，又有这么多腐败现象。看到这些社会弊端，我作为一名博士生，空有报国之志，真想做点什么，但我能做什么呢？”

我跟他说，“彦辉，我长你 10 岁，我恰好经历过你这个困惑期。我告诉你，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兢兢业业做好你的学问。你记住，你总有一天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会成为这个社会的领导者。到那时，你一定会承载起这个社会发展的重任！

我只怕你十年、二十年之后不再有今日的沸腾心声，不再有现在这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气儿，而变得淡漠和世故……如果那样你就真的堕落了，你就愧为清华人了。”

当时徐彦辉听了以后非常激动，我也很激动。但我也真的担心他十年之后会被社会同化，被不健康的社会舆论同化，那就会是一位清华毕业生的悲哀。

我很高兴徐彦辉接受了我的建议，博士阶段研究出色，后来在我的实验室做了四年博士后；他现在是复旦大学的徐大教授，他在从事前沿的基础科学研究；我觉得他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过程中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他对社会的承诺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也迈出了第一步，这就是清华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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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峰

我们的第一位嘉宾邓锋先生，我想在座的不用我介绍太多了。当学生工作组征求我意见请邓锋好不好时，我立即说当然好。

你们可能觉得，施老师崇尚做研究、做学术大师，怎么会想请一位企业家呢？其实你们误解我了，我希望的是在座的每一位学生实现你们的个人价值，实现你们对社会的承诺，我不是非要你做科学家在实验室呆着，尽管我认为做科研特别有意思。因为邓锋的价值观和徐彦辉的价值观，和清华期望的我们学生的价值观完全吻合！

我很感谢邓锋，他作为一位清华的校友、清华的学生，完全尽到了他的责任！邓锋可能不是北京最富有的，但是他现在挣了一些钱之后一直在回馈社会、帮助清华，也帮助我们生命学院、医学院。

我们的医学实验班需要投入，国家无法全部负担，邓峰慷慨解囊，拿出一千万元来资助我们这些立志从医的清华学弟学妹。我相信很多人挣钱比邓锋多，但是不一定愿意无私地拿出这些钱来培养下一代的清华学子。

其实我挺感慨的。我 6 月中旬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带到河南省驻马店，到一所农村留守小学，和那里的小学生一起吃一起住，接受教育。

尽管这所小学已经得到当地乡政府的关照，但是条件还是很差，如果不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你不会知道条件有多艰苦。孩子们很受教育，我也很受教育。

中国是一个发展如此不均衡的国家，当你们在这里、在清华可以享受所有的优势和优惠的时候，你们其实应该好好想一想：我承载了多少人的期望？我需要做什么回馈社会？

有些学生，我们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有时候会陷入一种无端的狭隘—在一些消极的舆论影响下，天天想着找工作，天天想着只为个人奋斗。

其实我告诉你，为个人奋斗是很重要，但这只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大世界中，你看看你生活的这个国家、你看看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有多少人需要你的关爱？你超越了多少人才有机会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你难道不应该有一点社会责任感？你不觉得到清华以后、如果你的人生目标还只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找一份工作，实在是很狭隘？

天下之大，有这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当你把自己限制到这么小的一个圈子里的时候，你的路只会越走越窄。

大学培养你的就是价值观，我希望大家都树立自己最认同的价值观。我是一个言辞比较激烈的人，但我并不奢望每一个人都接受我的观点，只要你们中有 5 位、10 位认同我的观点，我就很欣慰了。

在这个毕业季，我想对我们毕业生说几句话：我真的觉得现在是一个大时代，希望我们毕业生每一位同学真的不要辜负你的老师、你的家长和那些对你充满期望的人，中国要想腾飞的话一定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青年人强大才会腾飞。

我们清华人的奋斗目标从来不是、也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找一份惬意的工作！我衷心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在追求小我的同时，心里也要有一个大我——即便在困境，也要有一个承担起天下的雄心壮志！做事的时候要做到极致，不留下遗憾。生命就是体验，既然体验只有一次，何不做到极致？！

今天在这个很高兴的时刻，好像我不应该跟大家说的很沉重。其实我真的很开心，给每一位同学拨穗，我都希望多停几秒钟，想拥抱在一起再照几张像。

我祝你们每一位同学前程似锦，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工作顺利、生活幸福。清华永远是你们的家，当你们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尽力，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家。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