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哪个君？爱哪个国？在明清易代时期，这是个大难题。
在明清鼎革的纷乱年代里，所谓的“忠君爱国”，遇到了最大程度上的认识危机。
忠哪个君？爱哪个国？
这个巨大的问号悬浮在当时每一个神州大地上的子民，逼得他们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1645年9月，弘光帝在南京被俘。一众降臣为表忠心纷纷落井下石，唾骂自己曾经的君主。而其中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一个悲痛欲绝的哭声。
这个声音来自一个名叫钱谦益的老头。
35年前，28岁的钱谦益高中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后的官宦生涯他几经波折：受到过科场舞弊案的过份牵连、受到过所谓“阉党”的排挤，但钱谦益却地位未减，成了东林党的实际领袖。
当时的东林党可谓士人心中的典范，他们刨除了官场的油腻、有胸怀天下的理想主义。他们的主张中也包含了江南士人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和为新的士绅阶层争取政治权利的呼声，从历史的角度上看不失为一种进步。
今天的东林党早已经被解构为“臭公知”一般的角色，讲他们“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而有些人临危之际却也没有勇气一死报君王。
在滂沱大雨中，钱谦益和一众降臣打开了南京的城门，又留下了水太凉、头皮太痒这般有些离谱的荒诞野史。
后人常常爱用一些符号来定义历史人物，善/恶、好/坏、爱国/叛国……这种摩尼教徒式的两叉对立判断，总是能给后人带来审判的快感，却忽略了无论我们用怎样的方式建构这个老家伙，我们都离他越来越远了。
也许，钱谦益只是一个普通人。
所谓华夏衣冠、华夷之辩，早就深入他的脑髓。但现实的引力太沉重，在生死的危机面前，他既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亦没有大义凛然的勇气。
怯懦的他在南京的滂沱大雨中噗通一跪，跪碎了大明无敌的南柯旧梦和属于东林党人的尊严。
没有任何文本能够真正体露钱谦益剃发降清的真实心境，我们亦无从知晓农历五月南京的瓢泼大雨中，是否掺杂着钱谦益的老泪。
剃了发的钱谦益拖着老躯、裹挟着“残明余孽”（南明桂王、郑成功等），却没能够“扫穴金陵还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他心中的“杂虏横戈倒载斜，依然南斗是中华”终究成了泡影，也只好感叹“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引自诗：《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己亥七月初一作》）
这般“扭捏作态”的“忠君爱国”，确实得不到所有人的认可。刘声木就毫不客气的批评：“自知大节已亏，欲借此以湔释耻辱，此所谓欲盖弥彰，忏悔何益？”
历史学家吴晗更是说钱谦益人品极差：“一生翻翻覆覆没有立场，没有民族气节，除了想做官以外，从没有想到别的。”
也许，他只是迷茫，只是太迷茫了。
相较于钱谦益的纠结迷茫，从史书中看到的范文程“似乎”从未体会过这般的纠结，但若是细读历史，总会让人有些遐想。
沈阳人范文程最初不过是一名被掳降民，虽然说是有秀才的功名，却未吃大明朝的一粒俸禄。（如果硬要说朝廷给秀才的补贴不算是俸禄的话，那的确如此）
从秀才到奴隶，21岁小伙宽广的人生顿时就成狭隘的选择题。范文程是否思考过抗争？是否在怅然若失的夜里，思考过未来和青春、生命和死亡？
他选择的是规训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奴才”，还是成为一个表面上顶天立地、背地里却蝇营狗苟的伪君子？
他是犹犹豫豫，还是当机立断？
我们不知道。
在长达9年的奴隶生涯中，目前的文本中未曾留下值得相信、有关他心境的材料。一条材料称，他和他的哥哥去见努尔哈赤，竟然受到了亲自接待，奴隶是如何觐见可汗的呢？努尔哈赤称“此名臣后也（范仲淹），善遇之！”这条材料，我怀疑经过了一定的粉饰，但却体现了范文程最后的决断。
他在皇太极的文馆处理政务，
他披甲上阵，手刃同样受两茬罪的庄稼汉，
这才有了游击的身份，摆脱了奴隶的地位，彼时范文程31岁。
后来，他劝降名将、改革官制、议定国事，最后力谏入主中原，成清朝开国元勋。
那纸宣谕上写的：“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可以说的上是神夹之笔，奠定了范文程的历史地位，便有了《清史稿》中的那句“文程定大计，左台赞襄，佐命勋最高，又有了康熙口中那句“文程之策，可抵百万雄兵！”
正所谓“食君禄分君忧”，范文程从未吃过明廷的一粒俸禄，既然是择良木而栖，身份认同就没有那么的复杂，所谓“忠君爱国”，在他的心中，是否已经定义为效忠给自己发钱的老板呢？
“辅国堪称真学士，爱民即是大英雄”。这是后人给洪承畴颇为牵强的开脱，但我们同样不知道，洪承畴若是在世会不会认可这就是他内心中的真实所想。
洪承畴11岁那年被迫辍学卖豆干，在乡绅的帮助下，在科考制度的受益下，逐渐成为了一个官场巨僚。“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洪承畴当时写下这幅对联并挂在厅堂上，应该算是真情流露。
崇祯，这个多疑的少年皇帝怀疑了多少人，却对洪承畴保持着一些信任。1631年，38岁的洪承畴就任陕西三边总督，在8年的镇压下，农民起义越打越散，李自成被打的只剩18骑脱逃，无愧于朝廷栋梁的美名。
无奈松锦之战战略失当，洪承畴被俘也算无力回天。洪承畴受国恩厚矣，照理来说，他是最不应该叛明的人，理应一死殉国，但他却在虏酋的座前噗通一跪，倒转枪口称大明为“敌国”，成了当世最为苟且之人。崇祯听闻洪承畴被俘，恐怕凶多吉少便厚以国葬之礼，由此对比，洪承畴的投降行为不免为世人耻笑。
安抚百姓，推行汉化，建言献策……洪承畴受恩于大明，成长于大明，却把自己的才华留给了这个新生的、曾经是他敌国的王朝，“反认他乡是故乡”，也成了清朝第一个汉人大学士。
如果仅仅是为了活着，洪承畴必然是此间天才。但人活着总是要有意义的，洪承畴的意义在哪儿呢？我们后人牵强的说他这是为了老百姓，如果不是他投降，那些汉民可能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孙中山就曾言：“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
可满人总归是想要坐稳江山的，多一个洪承畴少一个洪承畴，对于清廷来说会有很大的区别吗？洪承畴对于清廷的意义，只不过是建立一个“忠君爱国”的反面教材，让他成为《贰臣传》中第一人的存在。
洪承畴如何规训自己，我们无从知晓，也许他七十多岁的母亲对他的一顿痛打痛骂，也曾刺痛了他的内心，但现实太饥饿，吃掉了他的尊严和理想，给后人一句血一样的警醒：
所谓“忠君爱国”，讲的是从一而终。
当复杂的身份认同困扰着大明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时候，底层的百姓反而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
绝大多数人为了生存，做了顺民。尽管我们站在后人的角度很容易指责他们的卑躬屈膝，但正如《帝国失格：明清易代十六人》编者所言的那样：“任何评价都难免有其主观性，进入历史最好的方式，或许是回到当时的场景，以当事人的视角去看待一个事件、一次抉择、一个细节，最终与我们对话的，将会是幽微的人心。”
老百姓面对的大明，不是一个“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威武王朝，而是一个充满着剥削、压迫的腐朽帝国。藩王、官僚、盗匪让原本平和的乡野充满了人吃人的粗粝苦难。他们所体悟的，只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铁血规律。
由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则在底层酝酿，在名为乱世的熔炉中，也造就了对忠孝廉耻最为坚信的人，比如李定国。
这个陕北贫农出身的少年，大字不识却大义皆识。他最初的起义，不过是一种对贪官污吏的反抗，他想要的是一个朗朗乾坤，却并不一定是改朝换代。自然，我们亦可解读为一种“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李定国跟着张献忠走南闯北，大西军在夹缝中越滚越大，最终定鼎西南。在张献忠大规模“屠杀”四川人口时，我们不知道“独以宽慈著”的李定国如何反应。
他是随波逐流的参与杀戮？还是据理力争？还是置身事外？
我们没有确切的史料。
大西军和云南沐王联合后，大西军内部的分裂愈发明显。孙可望和李定国的矛盾成了残存的明廷覆亡最后的导火索，但李定国毕竟“两蹶名王，天下震动”，这个曾经的流寇支起了这个王朝最后的脊梁，成了中国历史一副吊诡的画面。
这个农家子保存了他最朴实的爱国主义热情，忠君爱国在他的心中成了铁一样需要执行的纪律，他让无数知识分子羞愧，也让无数后人肃然起敬。
正如我们很难形容，心上人在眼前的时候心中那溃堤一般溢出的暖意一样。我们也很难从残存的文本中复刻出古人在面临时代巨变中真实的心境。文字要么拙劣到难以表达，要么狡猾到厚此薄彼。
所谓的忠君爱国，在哪个纷乱的年代中，变成了各自表述的观念，成了至今令人回味的浮生众相，任人裁剪、解读。
浮生众相，唯有诚实的、生动的文本，才能让人有解读的快感和必要，才能提供让人“神游冥想”（陈寅恪）的真实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