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发现的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是上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出土的数百件石雕彩绘贴金造像包括佛、菩萨等题材，绝大多数是北朝晚期，即公元6世纪的作品。20年来，研究者对此发表了大量学术论著，形成了中国考古学和古代艺术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这批造像中几件造型精妙的菩萨像，常常被誉为“东方的维纳斯”。
▲贴金彩绘佛坐像 北齐-隋
与以往在近代西方舶来的“雕塑”概念下看待这批造像不同，这次窖藏发现时的原始状态，即在保存部分较为完好的造像的同时，还出土了数量难以统计的碎片。这些碎片是北周武帝灭佛的结果。但迟至12世纪前后，这些不同程度受到破坏的造像及碎片才被按照某种特定的仪式加以埋藏。数量惊人的碎片为何可以跨越数个世纪保存下来？原因是造像在佛教内部被看作佛陀的化身，而其碎片也被看作具有灵力的“舍利”，所以要倍加珍重地予以保存。有的佛教经典还指出，残破的佛像可以在国泰民安的时代重新聚合在一起。这类现象和观念反映了中国文化内部对于艺术品全然不同的一种理解，即佛教造像并不只是呈现为一种造型的、视觉的形式，而是具有其内在的生命力。
与许多宗教一样，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兴起于北印度时，并不重视绘制或雕刻释迦牟尼本人的形象。公元前3世纪，佛教传入印度河中游犍陀罗地区。这一地区在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受到希腊文化中雕造人像传统的深刻影响，佛教因此融入新的文化元素，开启了造像的传统。传入中国的佛教被称作“像教”，佛像是其礼拜仪式的核心。这些外来的形象，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神明观念和对彼岸世界的理解。
▲彩绘菩萨半跏像 北齐（550-577年）
佛和菩萨的形象，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雕塑”，换言之，这些造像根本不是以艺术的名义制作的。在中国中古时期的禅修中，佛教徒修行离不开“观像”，而观像即观佛。信徒先是由眼睛“粗见”一尊佛像，最后打开“心眼”，在心中呈现出真正的佛。在这个过程中，观看和默想交替进行，造像实际上是信徒的精神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引导物。但这一引导物往往与真实的神明合而为一，在很多佛教故事中，佛或菩萨自身的力量即显现于造像中。
敦煌唐代323窟的壁画描绘了“石佛浮江”，“金像出渚”两个传说。前者画的是西晋建兴元年（313年），两尊石佛像浮至吴淞江口。渔人以为是海神，便请来道教徒祷祝，但风浪弥盛。而当一些佛教徒前来迎接时，则风平浪静，石像浮江而至。后者描绘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丹阳地方官高悝于桥下获一金像，上面的铭文说该像为印度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有的文献说是阿育王为其四女所造）。当佛像被载至长干巷口，拉车的牛停止不前。高悝便在此建造长干寺。不久，一位渔人发现金像失落的莲花座漂浮在海面上，一位采珠人又在海底发现了金像失落的背光。这些残块被捐赠给寺院，皆与金像十分吻合。
▲莫高窟72窟 修复凉州瑞像图
根据唐人道宣所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和其他文献，高僧刘萨诃在北魏太延元年（435年）路经凉州西北番禾县御谷山时，预言一尊“瑞像”将会出现于山崖间：“灵相具者则世乐时平，如其有缺则世乱人苦。”87年后，即北魏正光元年（520年），这尊巨大的佛像从山岩间挺立而出。但时值天下大乱，佛像有身无首。石工几次雕镌修补，又每次都坠落。北周立国之初，佛头在凉州城东出现。但北周仍不太平，因此佛头又频频坠落。直至隋统一中国后，弘扬佛法，佛像才身首合一。这个故事见于敦煌藏经洞出土，现存大英博物馆的一幅8世纪的绢画上。
造像是神明的化身，有着自身的生命。基于这类观念，佛像的破坏，也令信徒们联想到佛陀的涅槃。在早期印度流行的佛陀生平故事中，释迦牟尼亲身作证，以显示表相的虚无。他的身体在寂灭七天之后被荼毗（火化）。火焰熄灭之后，留下部分骨头、牙齿以及许多坚硬的结晶体，这些遗物即所谓的“舍利”（śarīra），而佛陀由此获得超越生死、众苦永寂的永恒。佛陀在入灭之前宣称，如果信徒们供奉舍利，将为他们带来功德，保佑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各地区的信徒争夺到这些舍利后，纷纷起塔供养。
莫高窟323窟壁画 康僧会感得舍利
据说一部分舍利传入中国，如公元248年粟特僧人康僧会（？~280年）就将舍利带到了孙吴的首都建业（今南京）。唐代高僧玄奘（602~664年）从印度回到长安时，除携带大量经书、佛像，还有“舍利百余粒”。但是，舍利的数量远不能满足信众的需要，因此舍利的概念便逐步扩大。除了骨舍利、发舍利和肉舍利这类所谓的“生身舍利”，经卷也被看作“法身舍利”，“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等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即至大海边拾清净砂石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各地佛塔地宫所出土者，多见玻璃珠、钱币、香料等等，是所谓的“众宝”。有多位学者敏锐地指出，在山东发现的几处窖藏中，破碎的造像也被看作舍利。
1984年，距离青州不远的临朐县上寺院村沂山明道寺地宫发现一批残损的造像，包括北朝到宋代佛像碎块1200余件。据地宫出土的《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载，来自外地的僧人觉融、守宗游至此地，“目睹石镌坏像三百余尊，收得感应舍利可及千锞，舍衣建塔”。这句话可能意指残损佛像感应生舍利。这种感应之说虽未必是事实，但却反映了当时僧人们可能也将残造像也看作“法身舍利”之类。他们将地宫中保存有这些残损造像的佛塔径称作“舍利塔”，便是一个直接的证据。明道寺地宫出土的造像残块排列有序，上层为中小型佛像的躯干、下肢、胸部、头像等；中层和底层是较大的造像的躯干、佛头、背屏式碎块等；佛头一般面向下，绕墙根摆放。《壁记》还记载，附近寺院僧人参加了当时的起塔典礼，其中就包括青州龙兴寺的僧人。2003年，济南老城县西巷开元寺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佛塔地宫遗址附近发现两处造像埋藏坑，出土八十多件破碎的北朝至宋代造像。其中长方形的H40埋藏坑距离地宫仅0.4米，显然是有意识地选择的地点。该坑南北长4.4米，东西宽3.6米，南部正中设有带台阶的入口，中部有边长2.4米的夯筑方台，造像残件环绕四周，大部分面向方台。这种排列有序的现象，说明当时举行过一定的仪式。破坏造像不仅是对于一种眩人耳目的形象的攻击，也意味着对于其宗教力量的毁灭。在其对立面，佛教徒则以其特有的方式，对这场灾难加以补救和转化。在他们看来，既然佛像是佛陀的化身，那么其残破便意味着佛陀化为千万。一场劫难犹如一场烈火，火焰熄灭后，千百块碎片依然坚硬，如同舍利一样，依然充满着“灵力”（sacred power）。
它们不仅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而且是一种圣物。修复造像的人们，不仅试图恢复形象的完整性，也在努力维护其内在的神圣性。对于那些过于破损而无法再次修补的造像，人们则将其碎片悉心加以保存、聚合，并择时郑重地加以瘗埋。这些碎片如同神明的须、发、爪，仍可引导人们想象和追忆其整体；至于那些完全看不出任何形象的碎片，也不可随意丢弃，因为它们曾是圣像的一部分。他们甚至可能幻想，像长干寺造像和凉州瑞像的故事所讲的那样，当某种机缘到来时，那些失落的莲花座、背光、佛头会重新聚合在一起。聚合，意味着他们和它们重新拥有力量，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佛教徒的这种认识不只局限于佛像，还扩展到几乎所有的造像题材上。在龙兴寺窖藏内有一座被损毁的盛唐时期的小石塔。这座小塔只有第一层塔身华丽的正立面保存下来，但已碎为13块。无独有偶，在济南长清区灵岩寺宋代重建的辟支塔内，第一层内壁也镶嵌着一座唐代小石塔的残件。这座雕刻华美的小石塔与龙兴寺所见的小塔属于同一类型，可能毁于唐武宗灭佛。寺院僧人们将其仔细收集起来，并镶嵌在这座新建的大塔之中，它像是一幅画“贴”在新塔的内壁。或者说，它像是一位逝者的眼角膜被移植到另一个人的体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确认和延续其原有的身份，也延续着它的生命。
这类观念和做法，与中古时期在造像中安置舍利的传统相一致，后者目的是为造像灌注灵力。僧人的骨灰也常常被收集起来用于造像，如唐长安城就出土过许多“善业像”，是僧人圆寂后以骨灰和泥而范作的佛像。常见的一些泥塑灰身像和漆布真身像，如广东韶关南华寺六祖慧能漆布真身像，实际上就是一尊腹腔中藏有烧骨的泥塑像。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维修济南长清灵岩寺千佛殿一尊宋代彩塑的罗汉像时，在其体内发现了一副完整的丝质“内脏”，这是另一种为造像注入灵力的方式。这些做法，超越了只注重外在造型的“雕塑”概念，那些不可见的内部空间，同样得到了重视。
来源凤凰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