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回忆录自序

　　1991年春，我的眼睛患青白综合征完全看不见了。在黑暗中我痛苦过好一阵子，现在逐渐习惯也就好多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部动笔已有七八年的回忆录，总算赶在双目失明之前大体完成了。我把繁重的整理、校定工作交给助手秦友甦，于去年11月离开北京迁回四川。这辈子我曾几次离川远行，但每次都被一股力量所吸引，又回来了。这次怕是最后一回，毕竟我是快九十的人了。

　　刚回到成都，老家绵阳市就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学术讨论会，祝贺我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我很感激家乡人民的厚爱，心里却不太踏实。因为如果以第一部作品正式出版标志创作生涯的开始的话，我的《法律外的航线》是1932年10月出版的，算起来，六十周年的创作经历就还差几个月。如果从1931年11月29日我和艾芜联名给鲁迅写信算起，时间是没有问题了，不过说从事文学活动六十周年更准确一些。

　　这部回忆录取名《时代冲击圈》，是我觉得这一生都是在时代发展变化的旋涡之中过来的。小时候我曾想当书法家，跟一个姓张的先生用铁笔学着在沙盘上练字。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哥老会在四川盛行一时，我舅父便是袍哥出身，以后拖起武装当上了旅长。我对哥老会产生兴趣，跟着舅父跑滩，传递消息。谁知竟是这位袍哥出身的舅父硬把我关进书房读书，又通过军队的势力，走后门把我塞进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十班。在这里我的一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省立师范我遇到两位挚友，一个是张君培，我有一篇文章《播种者》是专写他的，另一位就是艾芜，我们的友谊保持至今已有六七十年了。他们俩一个喜欢社会科学、哲学；一个喜欢文学。在他们的帮助和影响下，我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大量阅读《新青年》《觉悟》《学灯》等等进步书刊。我喜欢郭沫若的诗歌和鲁迅的小说，鲁迅的《故乡》几乎能背下来。我学会了思考问题，开始探求人生的意义。省师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准备报考北大听鲁迅先生的课，不料鲁迅已南下广州。我回到四川经周尚明介绍，于1927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接受派遣回安县发展组织，培训农村干部。紧接着白色恐怖笼罩四川，我在家乡也站不住脚了，逃亡上海，失掉了组织关系，几乎无所作为，于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研读鲁迅、台静农、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上。也许是缘分吧，我和刚从南洋归来的艾芜竟在人流如梭的街头碰面了。我拉他同住，一起读书，相互激励，开始了文学创作。我们联名写信向鲁迅请教。鲁迅的回信为我奠定了创作发展的基本方向。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出版以后，又得到茅盾先生的评介，他对我的帮助终生难忘。我加入“左联”，回到了党的革命文艺队伍，陆续出版了几个短篇集，从那时候起写作就成为我的终生事业。

　　一晃眼六十年过去，我写的作品不算太多，其中也有一些自己喜爱的，如《在其香居茶馆里》《呼嚎》《一个秋天晚上》《替身》《范老老师》《记贺龙》《淘金记》《闯关》等等。解放前我的作品主要以暴露、讽刺的笔法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反映社会现实。解放后由于长期陷于行政工作，加上自己不够振奋，仅写了二十多个短篇小说和散文报道，因此客观上给人一种创作难以为继的印象。十年动乱之后，我走出“牛棚”已是年过七十的人了，深感时间紧迫，便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创作中去，写出了《青坡》《木鱼山》和《红石滩》三部中篇小说。前两部是写社会主义农业化的，《红石滩》是写土豪劣绅如何抗拒时代潮流的，是我八十岁写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我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小说我在解放初期就想写，因为提倡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我就一直未能动笔。但是，我要写的地方对我太熟悉了，那里的人和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尽管一搁三十多年，提起笔来仍旧很顺利。师陀去世前还来信说他很欣赏这部小说，觉得比《淘金记》还好。因此，我觉得自己还能写，而且能够写好，也就对“文革”后这三部小说特别有点自我欣赏了。

　　回顾我的创作经历，我是一直记得为什么而写作的。在构思任何一篇小说的时候，从没忘记考虑这篇东西对人民是否有利？它将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怎样一种作用？因为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也是鲁迅先生在文学事业上所再三昭示我们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我一直未曾忘怀。

　　写自己所熟悉的。这是我在创作上恪守的最基本的一条。我愿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看得更深一点，更久一点。与其广阔的浮面，倒不如狭小而深入。雎水十年算是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写了不少东西，大都是放手而为，好像并没有花过多少力气，至少没有感到多少苦恼。因为我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对我简直是太熟悉了。

　　我是从所谓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染缸中泡过来的，特别推崇托尔斯泰，因此，我一向认为：作家应该从所选择、所塑造的人物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处境出发，去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判断么，让读者去做；更不必担心他们不了解作者的思想倾向。因此，我在艺术上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喜欢写得含蓄一点，自己从不轻易在作品中流露感情，发抒己见。但正如茅盾指出过的那样，有时含蓄过甚，致使读者猝难理解。由此可见，即或含蓄是优点吧，用过头了，也会变成缺点。

　　60年的文学道路是崎岖坎坷的，我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但是，无论是40年代在特务的追捕下东躲西藏，到处钻山沟；还是十年动乱中被抄家、批斗、蹲“牛棚”，我对自己所选择的文学道路从来没有动摇过，也没想过要另外搞点什么。我热爱创作，这是我的第二生命，任何艰难困苦都无法改变我。只是这双眼睛无情地把我推向黑暗之中，不能握笔写作，不能读书看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更痛苦的事了。不过，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身边还有两位好秘书。一位是北京的秦友甦，他协助我已有近十年了，勤勤恳恳，认真细致，从生活到工作，为我做了大量的事情。这部回忆录如果没有他，是难以完成的。回到成都，接替小秦工作的钟庆成，是一位思想敏锐、工作热情、认真负责的同志。我们相处不到一年，已帮助我完成了上万字的文稿。像我这样一个两眼墨黑，疾病缠身，年近九十的老人，如果没有他们两位的帮助，很难想象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借此，我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近我特别喜欢背诵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这首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只要身体还能坚持，我就要像刑天那样以乳为眼，以脐为口，坚持不懈地写下去。我已经学会用录音机工作，把要写的东西口述下来，再由秘书整理成文。我还要写两部小说和几部传记。

　　我算是走过来的一辈人了，对我经历了千辛万苦所追求的革命文学事业，我从不后悔！

　　1992年10月9日口述

　　钟庆成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