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大院的百年红楼——有故事的老建筑之三

单位隔壁有一个大院。花木掩映中，散落着一些办公楼和住宅楼。

不知道多少个早晨、中午，和同事在这里散步。因为太熟，对这里的建筑早已熟视无睹。

直到有一天，看到了红楼上的这两块碑文。

两碑分别立于2006年、2011年

这是一栋中西合璧的楼房，占地2500平方米。楼的正面，由6组两层高柱组成门廊，造型独特；楼高三层，黑瓦，外墙是红砖清水墙。

登高俯瞰，红楼原是一个三合院，中间有一个天井。

三合院的结构

中西合璧初落成

这栋红楼，原是湖南圣经学校的一栋教学楼。

1901年，一个名叫葛荫华（Frank Keller）的美国内陆会传教士来到长沙传教。

1917年，葛荫华在长沙韭菜园创办了湖南圣经学校。由于美国洛杉矶罗安琪圣经学院（今拜欧拉大学）协助开办，所以湖南圣经学校也是该院的湖南分院。

圣经学校刚建成时，是湖南省“最讲究、最气派的建筑”。1918年4月《圣经学院公报》中如此描述：“其位于小吴门与浏阳门之间，在一条新修的军用公路（今韭菜园路）旁。这片地开阔，故能确保足够的新鲜空气，同时为修行和未来发展都提供足够的空间。这里的井水提供足够的饮水。”

红楼西门（正门）

据记载：学校坐北朝南，四周有长长的围墙，正中大门为一幢中国传统式的建筑，洞开三门，两侧有平房向东、西方向伸展。围墙内，当中为主体建筑，东、西两侧各有两栋楼房成对称形分列，形成了一座广场。其礼堂甚大，呈长方形，分为内教堂和侧道，空间颇大，可容纳数百人；食堂为平房，系采用中西合璧之方式建筑。

湖南圣经学校还原图，红楼原非红色

（图片来自网络）

红楼北门（侧门）

我们看到的这栋红楼，应该就是上文提到的西侧楼房。

学校围墙外，有一大片菜地，菜地外则是密集的民房。西行1公里，就是已于1911年通车的长沙火车站（又叫小吴门火车站，位于今芙蓉广场）。

大革命时期，圣经学校一度停办，1928年恢复招生，生源遍及17省及台湾、南洋地区。从1929年起，陈崇桂主持该校工作达9年之久。

陈崇桂（1884-1964）是著名的宗教人士，1943年参与创办重庆神学院，1949年9月从海外回国，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他和儿子陈仁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双双划为右派。80年代初，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包括陈崇桂）获得平反，陈仁炳是5名未获平反的“中央级”右派之一。

曾播星火向郊野

     1925年2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派中共党员朱友富（1927年12月牺牲）、滕代远（新中国铁道部第一任部长）、熊志超等人为“农民运动特派员”，到长沙近郊区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1926年3月，长沙近郊区第一乡党支部在二里牌（今袁家岭立交桥东南角）成立，党员仅有13人。同年11月，中共长沙近郊区委成立，滕代远任书记，区委机关就设在湖南圣经学校。

中共长沙近郊区委成立后，党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1927年5月“马日事变”前，已成立12个党支部，党员人数达348人，近郊农协会员近6万人。

那时候，长沙农运轰轰烈烈，在全国是出了名的。

曾驻红军战长沙

湖南圣经学校曾是红八军军部驻地。

1930年7月，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军于7月25日攻占平江，26日攻占金井。27日凌晨，从永安、春华山一带出发，从东屯渡、湖迹渡（今烈士公园跃进湖西南角）等处渡过浏阳河。27日黄昏，红军攻占城东小吴门、浏阳门，晚上10时左右占领全城。

红军渡位于烈士公园跃进湖的西南角，跃进湖原是浏阳河的河道

这是历史上仅有的一次红军攻占省城，当即震动全国。

进城后，红八军军部就设在湖南圣经学校。当时，攻打长沙的红军主力有红五军和红八军，其中红五军军长由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兼任，红八军军长为何长工（建国后任地质部党组书记），政委为邓乾元（1934年长征前夕被迫害致死）。

因敌众我寡，红军于8月5日主动撤离长沙。

西南联大由此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清华、北大、南开3所大学被迫南迁，在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其本部就设在当时校舍条件最好的湖南圣经学校。

接到3校南迁的通知后，冯友兰、金岳霖、陈寅恪、潘光旦、顾毓秀、朱自清、闻一多、吴有训、赵元任等一大批著名教授，即赶到长沙聚合。截至11月20日，到校教师148人，其中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原三校学生到校共1120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另有借读生和新生共332人，到校学生共1452人。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也成了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虽然名为长沙临时大学，但办学地并不只长沙一处。除了学校本部外，文学院设在衡阳南岳圣经学校，电影、机械两系在湖南大学（含岳麓书院）上课，化工系、机械系航空研究班则分别在重庆大学和南昌航空机械学校上课。

国破山河在，弦歌从不辍。尽管教学和生活都异常艰苦，长沙临时大学“仍一本旧贯，不稍懈怠”，学术研究不曾中断，学术氛围依然浓厚，家仇国恨更是鞭策着学子们。

在临大本部学生中，除少数男生睡在校舍狭小的上下铺外，大部分睡在韭菜园附近的原陆军四十九标3座营房里，在草席上打地铺。一次，清华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到四十九标看望学生。看到条件如此艰苦，蒋梦麟痛心不已，说要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里；张伯苓则晓以大义：要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里！

从11月24日起，日军开始轰炸长沙。一次，日军空袭学校附近的小吴门火车站，却炸错了目标，将炮弹投向了旁边正在举办婚礼的一户人家，顿时血肉横飞。临大教授梁思成、林徽因家也落了炸弹，第一颗炸塌小楼，夫妻俩拽着一双儿女逃出，紧接着第二颗炸弹又至，夫妻俩顿时绝望，幸好只是一颗哑弹。

形势日益严峻，12月13日，南京沦陷。第二天消息传到长沙，义愤填膺的临大师生在韭菜园校本部集会，集体致电中央政府，拥护抗战到底，当时便有300位学子报名参军，从此投身抗战。其中，清华大学青年教师熊大缜很快就成为冀中平原地雷战的功臣，1939年7月惨死，年仅26岁；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宋平，后来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2015年12月6日，熊大缜烈士纪念碑在上海落成

（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保护文明的火种，1938年1月，校务委员会决定西迁昆明。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昆明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完成了历史使命。

湖南圣经学校搬迁一空，改作民众聚会的场所。1938年11月8日，圣经学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11月13日又遭遇“文夕大火”破坏。

恐非少帅囚禁地

碑文上说：“一九三七年张学良曾被软禁于此达数月之久。”

碑文局部

笔者仔细核查了西安事变之后少帅的行踪：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即遭软禁；1937年1月13日迁至浙江奉化，同年中秋节后迁至安徽黄山；1938年1月，经江西萍乡迁至郴州苏仙岭，3个多月后迁至沅陵凤凰山，1939年底转至贵州修文、贵阳等地，抗战胜利后迁至重庆，1947年春天迁至台湾新竹。

就是说，抗战前后，张学良没来过长沙。

立碑者您说说，您的依据是什么？

有人制作了《张学良幽禁路线图》，其中也无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