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著名三碑”之一《史晨碑》的奥妙之处

孔庙著名三碑《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我将其称为东汉时期的“标准隶书”。三碑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差异之点。其相同处，是差不多为同一时期立在巍峨、庄严的孔庙里，居堂宇至尊，展隶体风采，把隶书鼎盛时期的面目昭显于天下，遂成民族文化之瑰宝，千古之遗墨，何其伟哉雄哉！而差异之处，即三碑各呈异彩，各具独到，都有可圈可点、可赞可叹之美！

此篇专聊《史晨碑》。我觉得此碑于清秀典雅于一身，完美雄浑集一品，平正严谨，法度完备，亦称得上是巨作宏制、隶中典范，我近来临习、研究此碑铭，自觉获益良多。

这是块一石两面刻的双碑。前碑刻的是《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也称《鲁相史晨孔庙碑》、《史晨前碑》等。东汉建宁二年（169）三月刻，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共六百多字。后碑刻《鲁相史晨饗孔子庙碑》，通常亦称《史晨后碑》，东汉建宁元年（168）四月刻，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共五百余字。史料上讲，两碑为同一人所书，尽管后碑字体前后大小不一，但字迹大略一致，众口一辞讲为蔡邕所书。

这里是否透出以下信息。一说后碑刻的时间在前，比前碑早了几乎一年，内容是祭祀孔子活动的情况。而前碑刻的是史晨祭祀孔子庙的奏章铭，是在第二年内所刻。为何这样安排制作？恐怕是奏铭后写之故，而祭孔活动在先，后补刻的奏铭。二说是为蔡邕所书。蔡邕时年三十八九岁，时间上没啥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蔡为官方大员、写隶大家，声名昭著，大部头的官制刻石《熹平石经》传为他所书。我将其两相对照，果然书风大略相似。既然没人去争当书写者，安在蔡邕蔡中郎身上，名人、名碑相映成辉，堪为绝配。三是从前、后碑文内容上看，都是围绕祭祀孔子、光大孔庙事体，遵礼彰义求仁至孝，洋溢一派浓厚儒家文气。碑石立在孔庙这样庄严的庙堂，整体气息与书艺风格特别契合，这也是《史晨碑》之所以成为名碑的一个重要因素。

仅从书法艺术而言，《史晨碑》出现在东汉隶书最为成熟、业已完美定型的年代，代表着官方正宗、规范隶书的面貌，具有汉隶的一般特征和书写方法的一般规律，与《乙瑛碑》、《礼器碑》一样，堪称经典之名碑，汉石之最佳，百代之楷模也！

看以下几则古代学者对《石晨碑》的评价。清代万经《分隶偶存》讲：“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乙瑛碑）、《韩勅》（礼器碑）之右”。查“之右”，意思是超出、超过，其码，这三碑艺术水平当不分左右、上下吧！清方朔赞曰：“书法则肃括宏浑，沉古犹厚，结构与意度皆备，询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说明其碑立于此庙堂相符相称。康有为则云 “虚和则有《乙瑛》、《史晨》”，将二碑並列为虚和、雅逸之妙品，切中肯綮。杨守敬《平碑记》中说“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则是讲《史晨碑》具一种古厚之气，庄重大气，有难得之气韵。

从此碑整体气象上看，也完全符合孔子儒家学派的艺术审美规范，应是“中和之美”思想在书法上的具体体现。毫无疑问，汉代书法带有统治者的道德规范和思想情感，具有严格的规矩和法度，而《史晨碑》正是这样的代表作。它置于孔庙这种神圣场合，其书体风格必然具备庄重的品格，属汉隶中能登上大雅之堂的上品。

此碑从技法上分析：章法布局统一和谐，井然有序，结字方整，波磔分明，字体润秀，疏密有致，笔力遒劲，端庄典雅，法度谨严，一絲不苛，似乎正襟危坐，隐隐飘拂着恭谨肃穆之风。在用笔上讲究一波三折，力求精细工稳，笔划虽不是那么开张、洞达，但却端庄温纯，自然可爱。笔划蚕头虽不够显露，但燕尾着意突出，笔势扁方宽绰，左右伸展开去，虽未大开大合，但也不失大方体面，绝非小家碧玉作态，颇具大家闺秀之姿。布白倒也疏朗明快，字字呼应，行列顾盼，结字及行气倒有几分《曹全》味，比之清秀雅逸似乎不够，但空旷朴厚有余，笔法韵味实不分上下。

当然， 由于过分囿于法度、规矩，又矗立在庙堂聖地，总觉此碑气势凛然，规正、严谨、庄重有余，而个性特色不彰，尤其缺乏自由率意、活泼自然的风格，同那些特点鲜明、个性强烈的碑石摩崖，如《大开通》、《石门颂》、《杨淮表》，甚至于张迁、衡方、西狭等碑，相距较远。这也许是此碑之不足吧！

但《史晨碑》及其《乙瑛碑》、《礼器碑》，作为适逢其时的“标准化”隶书，却是有必要下大功夫，认真钻研一番的。我觉得，欲学隶书，当追汉隶；而习汉隶，先学“三碑”。假若不入成熟之境，不领悟“三碑”之妙之玄，而先上手那些个性突出的碑帖，往往欲速则不达。多年以来，我在《大开通》、《石门颂》上盘桓，终不得大的突破。现只得拐回头去学这些“中和”、“中正”、“中庸”一类碑帖，试着让心平复、宁静下来，摒弃过去头脑里自认为成熟隶书不可学的观念，反过来追溯正宗正统隶书的来龙去脉，真正领略古人造隶之法，经历一个由生到熟的“隶变”过程，使之融汇贯通，然后兼及其它。我现在认识到，这种“补课”必不可少，至于实际收效如何，尚在努力探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