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袁崇焕之死的真正原因，为何影响至今？ | 文化纵横
✪ 朱永嘉 |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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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何以兴——朱元璋的反贪污斗争
明代是在推翻元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贪腐的 地在绛，属河东地区。《汉书·周勃传》云：
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初，勃之益封，尽以予薄昭。及系急，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既见勃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勃，复爵邑。勃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
“勃以千金与狱吏”，那不是狱吏受贿吗？这事实上是司法系统贪腐的问题。周勃在狱中，还不就是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曾说过的“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汉书·司马迁传》）周勃要脱身，只能放下身段，求助于狱吏。
历朝历代因贪腐而衰亡的案例甚多，唐玄宗由开元到天宝，任用的李林甫和杨贵妃之兄杨国忠作宰相，他们还不都是大贪官嘛，最终引起安史之乱，导致唐王朝由盛转衰。
朱元璋早年在游方僧生活过程中，“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这“人之情伪”是指元末官吏贪污腐败之恶，他亲身经历过。元末明初叶子奇在《草木子·杂俎篇》讲到：
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要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得除美州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
其实这些语言，如今仍在民间流行，若“送人情”、“得手”等词语。元末这样的结果便是：“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矣。《春秋》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岂不信夫。”由于朱元璋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社会现实，所以他对官僚机构的吏治情况都抱怀疑的态度，因而强调“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故其在惩治贪腐、整顿吏治上用的手段非常狠毒（严苛）。
朱元璋在《大诰》的第三条《胡元制治》讲到元代的地方官达鲁花赤们在地方上为非作歹的情况：
人事不通，文墨不解，凡诸事务，以吏为源，文书到案，以刊印代押，于诸事务忽略而已，此胡元初治焉。三十年后，风俗虽异，语言文墨且通为官任事者，略不究心，施行事务，仍由吏谋，比前历代贤臣，视吏卒如奴仆，待首领官若参谋，远矣哉！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并不周知，纵是文章之士，不异胡人，如户部侍郎张易，进以儒业，授掌钱谷，凡诸行移，谋出吏，己于公廨袖手若尸，入奏钱粮，概知矣。朕询明白，茫然无知，惟四顾而已。吁！
用现代的话来说，官僚们一切工作，都是靠其秘书班子具体操作，如果追问所以然，则“茫然无知”。朱元璋对于这种情况异常不满，所以在他心目中户部是分管钱粮出入的部门，其中必有弊端。他为什么如此关心户部这个系统？因为税粮的出入收支关系到王朝的生命线，王朝庞大的支出是靠它来维系的，故朱元璋的反贪污斗争就先从这个部门开刀。明朝的第一大案是空印案，这次没有抓到要领，因为空印是报销钱粮的收入要与户部的数字核对，地方上缴的钱粮，要与户部的账单统一，需要先盖印章，到户部核对数字后再填上数字，仅凭空印治罪，根据不足。
朱元璋大规模治贪的案件，从郭桓案开始。郭桓的职务是户部侍郎，是分管税务的负责人，起因是他账面上的数字与实收的数字之间有巨大的差额，朱元璋怀疑他有贪污的嫌疑。朱元璋查贪污案有一个特点，喜欢寻根问底，不仅查贪污者，还要追问贿从哪儿来的，不仅查受贿之人，而且查行贿的人，行贿者的钱款从哪儿来的，如此一级又一级往下查，那牵涉的人便很多了。
《大诰》有一篇文字的题目为《问赃缘由》，是《大诰》的第二十七条，其云：
如六部有犯赃者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使贿于部，则拘布政使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至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至于州，州亦拘至，必至于县，县亦拘至，必至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其令斯出，诸法司必如朕命，奸臣何逃之有哉？呜呼！君子见而其政尤勤，小人见而非心必省。
这是朱元璋口谕的记录，如果真要认真执行起来，反贪必能彻底，因为中国的官僚机构是层级式的，由一个赃案如此往下追的话，自上而下，就能查出很多问题。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受贿者与行贿者统一处理，行贿者的目的是因贿而获利。当反贪污有一个打击行贿与受贿两个方面这中间应有区别，弄清楚行贿者是主动还是被迫，行贿后是否获利，也许能缩小打击面。其造成的后果不同，赃款的来源不同，行贿以后的后果也不同。若是工程项目，如果行贿的目的是为了偷工减料，那么它造成的后果就非常严重。若出于无奈，是从自己正当的收入中挤出来的，那又当别论，被迫与主动也要具体分析。这是当今反贪污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只查贪官，不查行贿者，只处分贪污者，不处理行贿者，那么贪污很难根除。贪污与行贿二者互为因果，其各自所处情况也不相同，需要有分析地处理才能恰到好处，如朱元璋那样一味蛮干，打击面就太大了。
郭桓案的起因见《大诰》第二十三条，题为《卖放浙西秋粮》：
户部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止收陆拾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抵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未曾上仓。其垣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伍拾万贯，致使府县官黄文等，通同刁顽人吏沈原作弊，各分入己。
从郭桓案可以看到，不仅财税系统是如此，在地方上的行政官僚系统同样如此，实际处理日常事务的是吏胥，科场上出身的官僚们没有实际事务工作的能力和经验，所以他们离不开吏胥的实际操作。吏胥之间都是同乡同籍，有的甚至世代相传，故积弊很深。郭桓案是朱元璋编《大诰》的动因，目的是以当时的案例来警示在位的官僚队伍。《大诰》始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6年）冬，朱元璋御制序是在十月初一，刘三吾的后序在十月十五日，实际操作应在十一月初。续编颁行的时间是在次年年中，三编颁行的时间应在洪武二十年（公元1388年）的二月，《武臣诰》是洪武二十年的十二月，这四篇《大诰》共计有二百三十六个条目，都是当时的案例。从文体上讲有三类，一是案例，二是朱元璋的训诫，三是峻令。朱元璋颁行四篇《大诰》的目的是整顿吏治，通过大量严厉治贪的案例以达到“警省愚顽”的宣教作用，其中有不少朱元璋极其口语化的教谕。可见这二年是朱元璋亲自参预的反贪污运动，其中还有不少朱元璋与案犯的直接对话。
从总体上讲，朱元璋那样严厉的治理贪污的运动没有持续下去，而是逐渐松懈了。尽管朱元璋在《大诰》中称“斯令一出，世世行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明成祖时，各类问题又重新出现，仁、宣之后，到了宪宗、孝宗、武宗时，各种危机逐渐露头。明代的积弊仍然是“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吏胥”，如明代户部的十三司，不许江浙人为之，但十三司的胥算却都是绍兴人。嘉靖、万历年间，从上到下，贪污之风盛行，严嵩及其子严世藩便是大贪污犯。到了万历年间，贪官更多，那些大宦官个个都是嗜财如命，整个朝廷在位执政者，权力在手，很少有不贪的。明熹宗时，魏忠贤更是横行不法，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哪个不是贪官啊！
▍明所以亡——亡在贪官身上
顺天府尹刘宗周曾上疏言：“顷者，特严赃吏之诛，自宰执以下，坐重典者十余人，而贪风未尽息，所以导之者未善也。”一方面可以看到贪风之盛，另一方面没有找到治贪的根本措施，而重用的又是贪官。明代的末代皇帝崇祯帝时，辽东问题越来越严峻，军饷成了国家最大的开支，辽东失守，一个重要的原因，士兵拿不到军饷。为什么士兵缺饷呢？与军饷被大大小小的贪官克扣有关。另一个方面，是西北的边军也拿不到军饷，士兵哗变，与饥饿的农民结合。如李自成原来是西边的驿卒，后被裁撤而参加农民起义，张献忠的出身就是边军。这样崇祯帝时期，明王朝不得不同时两面作战，明王朝怎能不亡呢？明末为了辽饷，不得不开始在全国原有税银基础上前后三次加派饷银，弄得民不聊生，加上多年严重的旱灾，农民不得不四处流亡，西北地区民不聊生的情况更为严重，这是大规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社会基础。崇祯身边受其信用的是如温体仁那样的贪官污吏，明王朝怎能不坍塌呢？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在明亡前不得不下“罪己诏”，其中有这么几句话：
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窜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抚驭失道，诚感未至。终夜以思，局蹐无地。（《明季北略》卷二十《十一颁罪己诏》）
崇祯帝最终吊死在煤山的树上，我前几年到北京时还去参观过。崇祯帝上吊时，在衣襟上书曰：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明通鉴》卷九十）
对明末的官僚队伍，也要持分析的态度，贪官污吏固然不少，但也有不少宁死不屈而殉难者，问题是崇祯帝不识人，分不清好歹。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十二月，他杀袁崇焕，便错杀了好人，这又与大贪官温体仁有关。《明史·袁崇焕》记载，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邵武知县。此人好谈兵，而且喜欢自己作调查研究。天启二年赴京朝觐，被擢为兵部职方主事，时辽东广宁师溃，他单骑赴辽东作实地调查，人不知其所踪。“还朝，具言关上形势”，夸下海口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于是超擢为兵部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听其招募军队。当时辽东是王在晋负责，让袁崇焕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崇焕即夜行，以四鼓入城，王在晋题其为宁前兵备佥事。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久困不能出，大学士孙承宗行边，崇焕请将五千人驻宁远。于是崇焕内附军民，外饬边备，劳绩大著。孙承宗决定让袁崇焕守宁远，崇焕定规制，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天启五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自是宁远且为内陆，开疆复二百里。”天启六年正月，清兵渡辽河，二十三日抵宁远，崇焕誓死守，迁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次日，清兵大举进攻，崇焕令闽卒在城上发西洋火炮，努尔哈赤被火炮击中，重伤而死，宁远遂解围。这便是当时的宁远大捷。之后袁崇焕由于与魏忠贤不合而乞休，天启七年七月允其归休。不久，熹宗去世，崇祯即位，阉党败，魏忠贤伏诛，于是廷议又请召崇焕。其年十一月擢右副都御史，崇祯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都登、莱、天津军务。七月，崇焕入京，崇祯帝召见平台，咨以方略，袁崇焕说了这么一番话：“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意见乱臣谋。”崇焕以前此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排搆，不得竟其志，上言：
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在战事紧迫之际，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君王与边将之间直接沟通信息，在那时确有难处，而崇祯又是一个多疑的人。《荀子·议兵》：“兵者，以食为本。”《管子·权修》：“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可见那时作战胜败决定于军饷能不能充分保障，士兵要有粮饷，吃饱了才能打仗。明末饷源不足，再加上内外贪污成风，边兵怎能打仗呢？袁崇焕到了辽东，关键还是军饷的问题。袁崇焕与毛文龙之间矛盾的焦点就是争夺饷源，袁崇焕受崇祯怀疑的原因，同样也是饷源的问题，加上皇太极利用被俘的宦官搞反间计，结果崇祯错杀了袁崇焕，自坏长城。西部农民起义，士兵哗变，也与饷源不足和长期欠饷问题有关，明朝末年上下贪污成风，加剧了军饷的困难，在这种内外矛盾交织下，明朝的灭亡无法避免。
下面先说一下皮岛的毛文龙与袁崇焕之间的矛盾，问题的根源在于军饷。《明史》把毛文龙传附在袁崇焕传的后面，计六奇《明季北略》中的叙述更加详细一些。崇祯元年八月间，袁崇焕返回辽东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戍守宁远的川、湖兵因缺饷四个月而大譟，余十三营起而应之。袁崇焕抓了首恶十五人戮于市，事定以后，要保持军兵在辽东地区的战斗力，军饷是一个实际问题。当时辽西的军饷要经过登莱，在海上经毛文龙的皮岛，然后才能到达辽西，而辽西的军饷被毛文龙克扣下来，留在京师贿赂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这样毛文龙与袁崇焕为了辽西的军饷，便有矛盾了。袁崇焕杀了毛文龙，要回辽西的军饷，也断了京师大小贪官污吏的财源，正是他们最后促使崇祯杀了袁崇焕。
毛文龙是浙江人，从都司援朝鲜，逗留在皮岛，皮岛的位置在鸭绿江口，辽东失守以后，辽人退至渤海沿岸诸岛，毛文龙设法在这些沿海岛屿设置军政机构。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毛文龙入皮岛》条称：
文龙谋择一岛驻军，以截清兵。李景先曰：“莫如皮岛，大可四百里，环山峭壁。”文龙北行五百里，至岛，荒茸无人，多蛇虎，悉射杀之，遂迁居于中。此天启二年五月也。已而，闻杀清之大将哈都，辽民归者万计。天启三年，文龙与诸将计曰：“辽东要地，惟金州南通旅顺口，北至三牛坝，西通广宁，东可图复。此城若得，陆扼建州骑，水可登州运粮、停泊。”遂命守备张盘、程鸿鸣等，率众自麻羊岛往，止距海面四十里。
毛文龙的军队以辽东人为基本群众，成为明朝联络朝鲜、从东面牵制后金的一支力量，故明朝与后金都想对他进行争取。《明季北略》卷二《毛文龙安州之战》条称：
天启四年七月初二，遣人与龙议和。李永芳致手札，言龙在辽族属未遭屠戮者，尽行优待，诱龙同叛，中分土地等情。文龙将来使暨手札差官进呈。上加左都督，赏大红蟒衣一袭，银五十两。
《明季北略》卷三《毛文龙请饷》条称：
兵须用五万，今臣有浙直等处南兵八千，挑选辽兵三万七千，招练辽兵二千，已四万七千矣。以五万兵计，一岁之饷，并军器、盔甲、马匹、船只等项，应一百五十万两方能足用。自有东事，海内加派新饷，每岁四百万，足供今日山海之用矣！尚有辽饷旧额每岁一百万，今全辽已亡，此项银两所当给臣者也。三年以来，止给银十一万两、米二十万石，其够养官兵、够养马匹乎？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辽饷旧额每岁一百万，今全辽已亡，此项银两所当给臣者”，这句话导致原本属于辽西的银两就没有了，都到了毛文龙那里。袁崇焕在崇祯元年八月去宁远时，第一个问题便是宁远欠饷导致军队哗变，要守辽西便有饷银来源的问题，这是袁崇焕与毛文龙矛盾的根子。
在袁崇焕心目中，毛文龙在海上牵制不了后金，反而靡饷无算。《明史·袁崇焕传》称：
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而岁糜饷无算；且惟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劾文龙糜饷杀降，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宁。兵部议不可，而崇焕心弗善也，尝疏请遣部臣理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
为什么兵部议不可撤掉毛文龙呢，因为兵部尚书梁廷栋受了毛文龙的贿赂，故其偏向毛文龙，而袁崇焕建议遣部臣理饷，实际上是限制毛文龙，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促使袁崇焕下定决心对毛文龙采取措施。
至是，遂以阅兵为名，泛海抵双岛，文龙来会。崇焕与相燕饮，每至夜分，文龙不觉也。崇焕议更营制，设监司，文龙怫然。崇焕以归乡动之，文龙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东事，东事毕，朝鲜衰弱，可袭而有也。’崇焕益不悦。（《明史·袁崇焕传》）
两个人谈不拢，毛文龙既不愿受约束，也不愿放下兵权还乡里去，那似乎就只有杀了。《明史·袁崇焕传》载：
以六月五日邀文龙观将士射，先设幄山上，令参将谢尚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龙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焕曰：“予诘朝行，公当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毕，登山。崇焕问从官姓名，多毛姓。文龙曰：“此皆予孙。”崇焕笑，因曰：“尔等积劳海外，月米止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为国家尽力。”众皆顿首谢。
崇焕因诘文龙违令数事，文龙抗辩。崇焕厉色叱之，命去冠带絷缚，文龙犹倔强。崇焕曰：
“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
数毕，文龙丧魂魄不能言，但叩头乞免。崇焕召谕其部将曰：“文龙罪状当斩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称文龙数年劳苦者，崇焕叱之曰：“文龙一布衣尔，官极品，满门封荫，足酬劳，何悖逆如是！”乃顿首请旨曰：“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乃出谕其将士曰：“诛止文龙，余无罪。”
如果回过头来看，袁崇焕如此杀掉毛文龙，有点太匆忙了，处刑之前要审讯其口供，并提供具体事实依据。这十二条罪状过于简单，把事情弄清楚，并录下口供，然后把他押解到京师，让崇祯帝自己决断处置。就以第一条罪状来讲，当时毛文龙之所以不让核实军饷收支，因为这是朝廷文臣武将贪污纳贿的财源，毛文龙所受军饷大部分留在京师贿赂朝廷大臣，内阁首辅的温体仁、兵部尚书梁廷栋都与之有牵涉。温体仁本来就是一个贪官，崇祯元年时，御史毛九华弹劾称：“温体仁居家时，以抑买商人木为商人所诉，赂崔呈秀以免，又因杭州建逆祠，作诗颂魏忠贤。”“御史任赞化亦劾体仁娶娼、受金，夺人产诸不法事。”（《明通鉴》卷八十一）温体仁与毛文龙是同乡，最终是温、梁二人后来五次上疏请杀袁崇焕，毛文龙背后有一条利益链在那儿，袁崇焕杀毛文龙断了他们的财路，这是他们要求杀掉袁崇焕的原因。
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之后，如何稳住皮岛这个地区的军队和将领，这个问题袁崇焕没有处理好，毛文龙一被杀，部队就失控了，后来发生孔有德、耿仲明叛降清军的事，对袁崇焕很不利。清皇太极对孔有德热情优礼，这也动摇了皮岛守军的军心。此外，袁崇焕虽杀毛文龙，虑其部下为变，反而增饷十八万，其言：“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其结果是兵减饷增，引起崇祯的疑心。其实毛文龙的收入来源，不仅是兵饷，毛文龙被杀后，这个队伍的人心散了。
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与皇太极有过和议的书信往还，而皇太极深知不除去袁崇焕，则很难消灭明在辽东的力量，遂设反间计。《明通鉴》卷八十一崇祯二年十二月载：
先是大军获宦官二人，令副将高鸿中等守之。太宗文皇帝因授密计鸿中等于二宦官前。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闻其言，纵之归，以所闻告于上，上遂信之不疑。再召见崇焕及大寿于平台，诘崇焕以杀毛文龙之故，责其援兵逗留，缚付诏狱。成基命叩头请慎重者再，上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复叩头曰:“兵临城下，非他时比。”亦不省。
此前在皇太极忙于对朝鲜作战时，袁崇焕乘机恢复了锦州、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地区的据点，加强了山海关外的防线，皇太极不得不改变战略方针，从西边直接入关，扰乱明辽西及山海关的后方，直接威胁北京的安全，从根本上动摇袁崇焕辽西防线的根基。在满人入关前，袁崇焕曾上疏称：“臣身在辽，辽无足虑，惟蓟门单弱，敌所窃窥，请严饬蓟督峻防固御。”一疏不省，再三疏之，却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后金军是从青城出发，青城即大宁都司的新城卫，在今承德的东北。分兵三路，济尔哈朗与岳讬率右翼四旗攻大安口，阿巴泰、阿济格率左翼四旗攻龙井关，皇太极则由洪山口逾边墙，目标先是关内河北的遵化。明总兵赵率教来援，兵败被杀，巡抚王元雅在城破后自尽。后金军队接着向蓟州（今河北之蓟县），至通州，距北京二十里驻军。辽西的明总兵满桂、侯世禄等俱集德胜门，崇祯元年十一月，袁崇焕由间道飞抵郊外，转战于广渠门外，急追金兵至北运河。“上（崇祯）闻崇焕至，甚喜，温旨褒勉，发帑金犒将士，令尽统诸道援军。”这时皇太极释放那两名宦官，他们到京师见崇祯帝，崇祯帝听信他们的话，“十二月辛亥朔，再召袁崇焕于平台，遂下锦衣卫狱”。（《明通鉴》卷八十一）遂逮捕袁崇焕。《通鉴纲目三编发明》曰：
袁崇焕在边臣中尚有胆略，其率兵勤王，实属有功无罪。庄烈始则甚喜其至，倚若长城，一闻杨太监之言，不审虚实，即下崇焕于狱，寻至磔死，是直不知用间愚敌为兵家作用。古今被绐而偾厥事者，指不胜屈，未有若庄烈此举之甚者。
崇祯抓了袁崇焕以后，是否杀掉还有犹豫，这时温体仁与兵部尚书梁廷栋五次上疏请求杀掉袁崇焕，这样袁崇焕才被处死，温体仁贪赃枉法之状前已言之，梁廷栋在崇祯四年时因纳贿营私之事被人揭发而罢官落职，由此可见贪官为害之甚。袁崇焕死后，崇祯不得不启用孙承宗及马世龙，辽将有不少是马世龙部曲，多自拔来归，祖大寿亦敛兵待命。孙承宗以马世龙总理援军，这样明军与后金军周旋至次年五月，皇太极才取道冷关口撤出关外，留阿敏守关内之永平、迁安、滦州、遵化，此四城后被孙承宗收复，阿敏狼狈逃走，后被皇太极幽禁起来。
明末杀熊廷弼和袁崇焕，是明王朝自坏长城，其根子在于明朝上下官僚系统贪污成风。这个问题从李自成进京以后，刘宗敏对明朝官僚拷掠贪官的情况，也可以看到明朝官僚系统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明季北略》卷二十六《廿五癸丑拷夹百官》条记载：“限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帅七万，科道吏部郎五万、三万，翰林一万，部曹千计，勋戚无定数，人财并尽。”比较起来，对勋戚追赃更重一些，如嘉定伯周奎，“藉其家得现银五十三万，缎匹以车载之，相属于道，诸所冲积，尽搜无遗。”又如大学士陈宾：二十七日索饷，遂举皮箱亲送宗敏家，凡四万两。宗敏喜其慷慨，不拷掠，仍系之。其仆或告贼。言：“地下有银数万。”掘之，果如仆言。又言：“珠宝最多。”复搜进黄金三百六十两，珍珠成斛。
其实吴三桂也是一个贪官，他在给父亲吴襄的第一封家书中讲到：“闻京城已陷，未知确否？大约城已被围。如可迁避出城，不可多带银物，埋藏为是。”可见其家财物甚多，由此亦可知明朝整个官僚系统无论文臣还是武将，贪污腐败几乎成为普遍的现象。
朱元璋下决心治贪，颁《大诰》四篇，只是收一时之效，一旦松弛，结果明朝就亡于贪官污吏之手。可见反腐斗争必须持之以恒，不能有丝毫松懈，否则就会前功尽弃，明亡的教训值得我们警惕。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地委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1951年11月河北省揭出原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贪污案，此外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原天津专区专员刘青山在任上大肆贪污腐败，鼓吹天津地区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头”，实行家长式统治。11月30日，毛主席下决心杀之以示众。随后在12月1日和8日，中共中央连续两次发出决定和指示，号召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斗争。所谓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1951年底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同志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重大战役，务必取得胜利。这样贪污浪费之风在建国初的那些年没有抬过头。八十年代以后，此风又起，十八大、十九大以来持续不断惩治贪污腐败，要根治这个问题，还要持续努力许多年，我们不能忘记明朝所以灭亡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