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习的根源在哪里

或许是由于生在陋中不知陋的缘故吧，你不得不佩服这本一百多年前由一位名叫明恩溥的美国人写的关于中国人国民性的书——《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书海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其观察之细微、分析之深刻，足以让人惊愕不已诧异不已。鲁迅先生当年写《阿Q正传》时，曾受到过它的启示，林语堂先生的《吾土吾民》也明显受其影响。

书中列举的诸如不讲卫生、相互猜疑、言不由衷、口角不断、缺乏同情心、对与己无关的事漠不关心等等的陋习，今天看来，它仍在国人身边。明恩溥自1872年来到中国，先后在天津、山东、河北等地传教五十年，可谓是一位中国通了。作者从亲身经历、生活琐事写起，以西方式的文化习俗审视开来，并试图以此来对中国人的性格作追根溯源探讨。他认为中国人并不缺乏智慧，也不缺乏耐心与现实性，缺乏的只是人格与良心。今天的国人可以对这样的评价平心静气地泰然面对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作者在评述过程中不乏白种人的优越与傲慢，比如他认为中国家具既笨拙又不舒服、文房四宝不便随身携带、国人过于节俭等等的事实便有些牵强附会了。中国是一个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千年古邦，昔日的文明之举，时过境迁后就有可能成为陋习之过、迂腐之动，比如过去的狩猎活动，今天看来便成野蛮行径了，雅举与陋习的转化不也如此，只不过明恩溥在书中没有意识到罢了。

男人梳辫、女人缠足等等现象的陋习易除，窝里斗、好猜疑等等本质性的陋习根除起来就不是一朝一夕的易事了。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前民众间的冷漠无视、落落穆穆，官场上的倾轧排挤、党同伐异，与今日时现于社会上的见义不为、见利忘义，单位里的明地一套、阴地一套，确实没有本质的不同。前些年，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经引进，便激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柏杨先生胪列毛举的今日中国人之种种陋习在这部百年前的作品里也似曾相识。陋习的根源在哪里，疑惑不解中，明恩溥也未探出个究竟来。

而作者将这种疑惑又带给了读者。一部作品的深刻与否不在于它解答了什么，而在于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读者在寻求答案中产生出了无尽的遐想，开列出了无数种方程式，读书的乐趣不就在此。

鲁迅先生推崇的另一部书——俄裔英国人马克戈万著作的《尘埃》（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版），在以同样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国人诸多陋习的当间，则侧重于探究其历史根源和事情原委，大有追本穷底、探赜索隐之意。比如他在叙述百年前中国的法律状况时说：不但普通百姓多为法盲，即便实施法律者，也从未研习过《大清律法》，因为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念诵皆为儒家的圣贤之书，从不涉猎接触窗外的现实世界。只要跳过科考的龙门，便可任命叙用、授官加委，成为百姓生计的父母官、命运的执法者。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判断法律的标准即为道德信条，甄别道德的绳墨则是儒家思想的圭臬。在外人看来闻所未闻、不可思议的举动，对国人而言却是恰当得体，司空见惯；在外人看来，一个泱泱大国、万乘之邦，一部简单粗略、短小洗炼的法律，岂可万能到左宜右有、允文允武，况且执法官有法不依，废弛纲纪，却不知这个古老帝国凭借的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一套近乎宗教教义的道德尺度，且千年一贯，殊途同归。法家治理下的秦国在取得全国统一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即告破产，此教训为随后的朝代所刻骨铭心，引以为戒，但却矫枉过正了。另外书中还记录了一些“有趣”的事，比如被判死刑犯宁愿选择更残忍的处决方式，也要避开相对淋漓痛快的斩首，因为在阴间，身首异处者有无尽的苦难需承受。马克戈万证明了《施公案》、《彭公案》小说的可信度。

与明恩溥一样，马克戈万也长期生活在中国，同样目睹了晚清社会的萎靡不振、每况愈下，不同之处为他是位外交官。两书同样采取的是不为讳、无以忌的写法，鲁迅喜欢它们，与其个性、与其社会责任感无不关联，从他以后的杂文所具有的风格可反证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