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逃离俗世和宪政（上）
至高的清贫
文｜阿甘本
译｜蓝江
第三章 逃离俗世和宪政（上）
3.1然而，规则还有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它们可以视为一种法律行为，它并不涉及民法或刑法，而是公法。也就是说，即便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可以将规则视为构成条款，用以形成那些确凿无疑的修道和皈依的“政治”共同体。在规则的法律性的基础上，矗立着逃离俗世（fuga saeculi）教义，也就是说，这是信众共同体的构成过程，斐洛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而圣安布罗西对其进行了发展。
我们先来看看斐洛的论《论逃离和发现》（De fuga et inventione）。在这里，雅各的逃亡首先是由拉班放弃了对律法的照料，这样，驱使雅各逃亡促成了“苦行之力”，其目的是收回从他们那里不公正地夺走的遗产。在避难和流亡之地（在古希腊语中，phygadeutēria; phygē,意思首先是流亡）就在这里——在对《民数记》35:11-14的一则注解中，说那些非故意杀人的人可以寻求庇护——是一些真正的城，每一座城都代表着神圣的力量。共有六座城：第一座城的作用就是用来寻求庇护，另外五座城是第一座城的“殖民地”（apoikiai），其描述如下：
他们的领袖就是创世（poietikē）之力，在创世之力下，造物主用一个词创造了整个宇宙，其次是庄严（basilikē）之力，借助庄严之力，他可以主宰（archei）正在生成中的诸造物。第三种是慷慨（hileōs）之力，借助慷慨之力，伟大的工匠对自己的造物表示同情和宽宥，第四种是立法之力，借助立法之力，他规定了我们应负有的责任，第五是立法的区分，借助于此，他禁止做不该做的事情（17,95）
于是，逃离是一个通过六座城来进行逃亡或流放的过程，这六座城有着众多构成性的“政治”权力：神的言辞（与大牧首一样），创世，王国，统治，积极和消极的立法。
此外，这些城都是利未人的城市，因为利未人在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逃亡者和流放者（phygades），为了取悦上帝，他们抛弃了父母、子女、兄弟。利未人和牧师受托照顾圣殿和圣像（即秘教的公共职能）。同样，犯有非故意罪行的逃亡者“也要在此侍奉（leitourgousi）”（17,93）。在这则深刻的注释中（这种注释在基督教中流传了很久），它十分悖谬地将流放视为一个“仪式”，即公共性的侍奉，借此，流亡者成为了牧师。
众所周知，圣安布罗西的“逃离俗世”教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斐洛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他无不闪现出原创性。事实上，他将斐洛的注释加入到基督教苦行的基本文献当中，用特别的视角谈到了逃离俗世的问题，其中，弃世和苦行与行使圣职密切相关，即要从事公共事务。不仅第二章再次从文字上重复了斐洛对庇护之城的解释，而且给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发展，即大牧首（斐洛将其等同于神的言辞）就是圣子，毫无差池。
若不是圣子，神之言辞，这位大牧首会是谁？在圣父面前，我们听从他的劝诫，因为他丝毫没有刻意和无意的冒犯，在他那里，留存着天国与大地上的万物。因为万物都由神之言辞所限，并在他的力量下凝聚起来，并留存在他内心里，因为在他内心里，万物被创造出来，在他内心里，留驻着上帝的丰满。因此，万物之所以能长存，正是因为他并不容许他所限制的东西有丝毫的放松，因为只有他的旨意才能让万物长存。的确，只要有他的旨意，他就能在他的指令和宗规下检视万物，用自然的和谐来约束它们。(Ambrose, pp. 85/291)
在斐洛的主张和圣保罗写给希伯来人的书信中，言辞与《诗篇》109:4中的大牧首直接相关：
满意的是，他是大牧首。圣父就此而宣誓，说道：“你永远是一位牧师”……这就是上帝的言辞，他从上帝的言辞中承袭大牧首。对于大牧首的服饰，摩西曾象征性地描述了他的衣装，因为上帝的言辞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大地上传播，让所有人都容光焕发，仿佛穿了圣衣一样……基督耶稣是所有人的首脑，人类的整个实体都从他延伸而来，各个部分彼此相连，共同结合成一个整体，同时通过爱构筑为一个实体（同上，pp.88–90/293–94）
这就是逃离俗世的主题，也是修道院的形成，并与教会的实践紧密相联，在教会中，逃亡似乎成为了共同体的真执事（minister）：“上帝圣坛的执事就是逃离他自己的人”（fugitans igitur est suorum sacri altaris eius minister; pp. 78/285）在此基础上，逃离俗世就是新共同体，成为新公共区域的基础。
א 斐洛让逃亡成为了一个构成性的政治原则，实际上，他指向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传统，在古希腊哲学中，逃亡也是哲人完美生活的隐喻。在《泰阿泰德篇》（176a-b）的一个著名段落中，“逃离（phygē）的意思是尽可能像神一样”（phygēē de homoiōsis theōi kata ton dynaton），这就必须要恢复phygē一词最初的流亡的意思（“像神一样实际上就是流亡”）。与柏拉图的隐喻相媲美的，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4a 15-16）将哲学家生活的形式界定为“异类”（xenikos bios）。几个世纪之后，当普罗提诺在《九章集》（Enneads）中将“神圣而快乐”的人（即哲人）的生活界定为phygē monou pros monon，若不失去该形象上的政治性，那么就可以完全理解这句话：“孤独地流亡，并走向孤独”。（《九章集》 6.9.11）“逃离俗世”首先是斐洛和圣安布罗西的政治态度，即逃亡等于构成一个新共同体。
3.2 1907年，伊尔德方斯·何伟根（Ildefons Herwegen），即玛莉亚·拉赫（Maria Laach）本笃会修道院仪式运动的开创者，强调了一份与众不同的文献，这份文献揭示了修行入道和规则，尤其是让人们从法律角度来看待自己。这份文献被称为《协定》（Pactum），它出现在布拉加的圣弗鲁科索斯（St. Fructuosus of Braga）的《同修规程》（Regula communis）的结尾处。在公元670年之前，这份文献就是两个派别之间的协议或契约，一方是僧侣（通用“我们所有弟兄”（nos omnes）来称呼），另一方是住持（被称为“主上”（tu dominus）），在协议中，通过规定双方彼此间的义务，来奠定和规范共同体：
于是，带着神的炽热而燃烧吧，看呀，我们所有人列举出来的名字，将我们的灵魂托付于上帝和您，我们的主上和恩父，在基督耶稣的指引下，在您的教导下，遵守使徒的昭告和宗规，以及以往诸教父的权威的裁定，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修道院里。你希望捍卫我们的灵魂，您按照宗规来宣告、教导、执行、惩戒、革籍或矫正（annuntiare, docere, agere, increpare, imperare, excommunicare, secundum regulam emendare），我们希望带着谦卑之心，抛弃所有的傲慢，带着心灵的意图，带着炽热的热忱，带着神的恩典的帮助，不带任何借口（inexcusabiliter），带着神的爱护，来完全服从行事。若我们有人针对宗规，针对您的教导，怀有怨言、固执己见、不恭不敬或诽谤生事（contra regulam et tuum praeceptum murmurans, contumax, inobediens vel calumniator），那么，您有权力召开集会，当众人直面宣读宗规，公开纠正我们的罪行，每一个有罪之人都需要领得起应有的惩处，鞭笞或革除教籍，适当地对应于其不当行为。若有人，与其父母、兄弟、子嗣、亲戚、邻人，尤其是在没有上述的恩父的指引的情况下与同修弟兄进行密谋，您有权力将所有参与此等罪行的人革除教籍，将他们关在小黑屋里关六个月，仅吃面包和喝水，穿着悔罪装或麻布衫，没有腰带，没有鞋子。如果僧侣不是全心全意地情愿接受这种惩罚，他就会被赤身裸体地拖出去，鞭笞72下，褫夺他的修道院的僧衣，用极其羞辱的方式将他逐出修道院（Fructuosus, 《协定》 p. 208; 参看 Herwegen, pp. 2–3）
然而，与僧众绝对服从于住持的权威相对的，是住持用正义和公平来治理修道院的义务：
我们提醒你，我们的主上，如果你不公正地对待我们任何人——这难以置信，上帝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若您像寻常人那样，带着骄傲或愤怒来对待我们，或者溺爱一人，而怨恨其他人，或者只管一个人，而听任其他人，那么我们也有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利，通过主牧（dean）和副住持（prior）不带骄傲和愤怒地进行抱怨，副住持会谦逊地亲吻主上您的脚，在您面前详述我们抱怨的细节，您必须耐心听完，谦逊地向宗规低下您的头，纠正你您自己的行为。如果您不想改正您的行为，那么我们也有权力投入到另一个修道院门下，或者在同一宗规的另一个主教门下，或者捍卫教会的大公教廷，请他们来召见我们，他们一旦出来，您可能就得纠正您自己的行为，并践行宗规的教义（Fructuosus, 《协定》， p. 209; 参看Herwegen, pp. 3–4）
何伟根一直在研究该文献的法律含义，认为对于修道共同体来说，该协定具有宪法性质，但他并没有给出结论。“这个表达”，他写道，“就是法律协商的表达，通过协定，一个多样性的团体被统一起来，过着共同封闭的生活。在特定规则的保证下，赋予了住持极大的权力，在修道院形式中，让住持成为了'主上和恩父’。该协定成为了修道的根基，让僧侣服从于住持”（Herwegen, p. 4）。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试图证明《协定》可能的影响，一方面是包含在《西哥特法典》（Lex Visigothorum）中的臣民与国王之间的效忠誓言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罗马军团士兵的效忠誓言的影响。因此，十分怪异的是，何伟根仅仅只关注于《协定》与西哥特人的背景联系起来，而从严格意义上将其区别于修道院的修行，他却没有注意到，《协定》有可能成为第一个且是唯一一个社会契约的例子，在社会契约中，人们结成群体，无条件地臣服于统治的权威，授予主权者直接掌控包含着诸多方面的共同体生活的权力。对于霍布斯的协议和卢梭的社会契约，其中君主的主权是没有限制的，僧侣的服从义务对应于住持正义管理修道院的义务。然而，无论如何，最为关键的是，《协定》绝不能等同于私人契约，应该从对修道苦行的契约性和誓言性的讨论中抽象得出问题——即讨论了所有问题之后，这种讨论无疾而终——它让我们以某种方式从整体性上，将规则看成是一个封闭性共同体的真正的特有的建构性文献（宪法，毕竟经常有人认为这些规则就是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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