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
作者 ▏ 灿春
小学三年级时停课闹革命，该读初中了，却被“戴帽子”，史无前例的读了个“七年级”。
1970年六年级和七年级的两个年级“毕业生”，齐刷刷整抬到中学。
那时，流行“读书无用”。课堂上老师讲他的，学生耍自己的。下课铃声一响，跑得比兔子还快，到操场里占地盘。女生跳绳、跳橡皮筋；男生打篮球、排球、羽毛球。上课铃声响了，一个个慢腾腾回到教室，男生耍啥子我不晓得。女生多数眼睛向下双手躲在课桌下织毛线、钩钩针。
我笨得很，钩钩针戳破指头，织毛线从来不出成品。弄毛了，索性扯断线条，不做了。上课没事情干，只有瓜兮兮的盯着讲台。
一个被打成“牛鬼蛇神”接受“监督”的女老师正在讲，地球上的河流山脉是女娲娘娘搓泥巴随手甩的，最后剩下手上一点点，就搓成一条弧形，甩在了法国和意大利的交界处，叫阿尔卑斯山。
突然间，我发现听课这么有趣。从那时起，一上课就鼓起眼睛把老师瞪着。
数学老师神秘的激将说：“我讲的这题，没有几个人能做对。”然后就像打游击战一样，慢慢把你引入八阵图式的数学题东绕西绕又走出平川。做数学也这么好玩。
就愈发把老师盯紧了。
1972年恢复高中、大学。
教室有限，只能容纳少数人升高中。虽说是许多人早就不想坐在课凳上磨屁股了，但是“物以稀为贵”，只要是“少”就必须削尖脑袋往里钻。
搞不醒豁，我咋个是“黑五类”子女，一百个里头只能有五个可以“钻”进去。同样没搞醒豁，咋又稀里糊涂的“钻”进去了。
高一时，上课只要瞪起眼睛把老师看着。作业本上就是红勾勾。到高二死盯黑板已经不够用，必须要脑筋转几个弯弯才不得吃大红叉叉。
不知脑细胞死了多少，还是经常做不完课堂作业。回到家也不管煮饭炒菜了，直接上家里简陋的小楼，坐在唯一的一张写字台上继续抠脑壳。
我弟回家看到冷锅冷灶的，只得接过锅碗瓢勺。煮好饭，在楼下喊:“楼上的小姐吃饭了。”
头几次，我还有点惭愧。后来就成习惯了。
有时候，喊得我不耐烦，还直接跟他吼回去：“你吃你的嘛。”
弟弟委屈地说:“人家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了，你回来就上楼，我都成了你的佣人了。”
我回答他：“小时候，我伺候你呢。”他也无话可说。
妈听到了，就劝他说：“她笨些，你就让她多想一会儿嘛。”
如果题还没有做出来，我吃完饭，扔下碗又不管了。
他拦下我说：“你总该做一件事情嘛，我煮饭你应该洗碗。”
我说：“那我作业题咋办呢，你帮我做？”
“拿出来，我看看嘛。”
那时候，我高二，他高一。
他看看我作业题，再看看书上例题，很快就替我解了。
我说：“这是妈不公平。生你的时候给你多长了脑花，我这么笨，你有责任。你做出来不算，还要给我讲清楚。”
“对嘛，你做完作业，就该洗碗收拾屋子，该我耍哈。”
他说的耍，就是上楼霸占写字台鼓捣他的玩意。
他回家从来没有做过作业。除了跟我抢小说看外，学会了用妈每月给他的五元钱去城隍庙淘书、淘无线电零件。
他淘的书，我看不懂了。无线电、半导体，代数几何等等。写字台上放满了二极管三极管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最宝贝的是廉价淘回来的一只电烙铁。用来帮院子里幺婆焊补塑料拖鞋，帮大婆婆修老花眼镜。目前是为我妈安装一台无线电收音机。
一天，我在写字台上做完作业，下楼吃饭。他上楼后马上又冲下楼来，朝我大吼：
“你咋个搞的嘛，把人家刚刚买回来，安装收音机音响的喇叭纸盆弄坏了。”眼里居然还溢满了泪花，看来真的伤心了。
“我没有动过你的东西哈。”我一脸无辜的说。
“你随手把一本书放在纸盆上，一下子就压坏了。”他扬扬手中喇叭纸盆。
“又没有烂，哪里坏了嘛?”我一头雾水，不知错在哪里。
“你不懂，纸盆被压塌了，就不能受音波震动发出声音。”
“我咋晓得呢。”
“跟你说不清楚。”他忿忿的说。
我们住的平民院子里几十户人家平日里很少热闹。
今天我们兄妹吵架，院子里的人就像有娱乐活动了。马上围起人圈圈。当下就分成了两派，他那一方势力雄厚。
“工农兵”大学生陈大姐，每个星期天都找他讲数学。隔壁的唐弟弟常常找他讲物理。大婆婆、幺婆也来了。大有帮他的意味。
我这方势单力薄，只有小时候带过我的王婆婆卫护我。她和稀泥说：
“两兄妹平日里很和气的，今天这点小事就算了。二天工作了，天各一方，想见一面都难呢。那时候，你想我，我想你。”
“我才不想他呢。”我故作潇洒的说。
“我还不想你呢。”弟回怼我。
“快点散了，他妈回来了。”陈大姐眼尖，虽然想看热闹，却也很维护我们面子。
妈走拢了，知道我仗笨了，惹怒了弟，也没责备我，只对弟弟说：
“重新拿点钱去，再买一个嘛。”
这才停息了风波。
后来，我再也不敢碰那张写字台，由他独霸了。
再后来，我妈有了一台他安装的收音机，天天跟着电台学唱《杜鹃山》。
再后来我和弟先后下农村当“知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