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里不出鱼了


汉宣帝五凤年间,一位叫做耿寿昌的理财专家,给朝廷出了一个增收的主意:

增海租三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所有耕地都要向朝廷交“田租”。普天之下也莫非王海,所以,所有靠海为生者也都要向朝廷交“海租”。耿寿昌觉得,百姓们依靠朝廷的海洋过日子,交的海租太少,应该再提升三倍才对。

汉宣帝很开心地接受了这项建议。

御史大夫萧望之听说后忧心如焚,跑去对汉宣帝说:

“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

大意是:御史衙门以前有一位叫做徐宫的官员,他们家在东莱(今烟台、威海一带)沿海。据他讲,往年只要朝廷一增加海租,海里就不出鱼了。当地的老人们还说:本朝武帝时,出台政策将沿海捕鱼业全部变为国营,结果海里便不再出鱼了。直到武帝去世,捕鱼业国营政策被废弃,海里才再次出鱼。耿寿昌的建议是馊主意,不能听他的。

汉代盛行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学。所以,对于“海鱼不出”,萧望之的解释逻辑也是“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为免刺激汉宣帝,他没有说得更具体,但汉宣帝应该能听懂这八个字背后的真意:朝廷实施了暴政,天意便做出反馈,不再让大海出鱼,直到朝廷放弃暴政

其实,萧望之讲述的,是一个古老而惨烈的关于躺平的故事。汉武帝以无远弗届的皇权垄断山海,将捕鱼业变成国营,由官府控制渔民在固定时间去固定区域劳作,捕获上来的鱼全部交给官府,由官府来出售和分配。其结果,便是渔民失去了改善生存境况、提高生活质量的主导权,成了官府无限制盘剥的对象。他们敌不过皇权,于是便选择了消极怠工,并告诉那些管控者和汲取者:海里不出鱼了。

汉宣帝早年流落民间,饱受汉武帝时代政治斗争及其余绪的迫害。但他做了皇帝之后,与汉武帝本质上成了同一类人,玩的都是“霸王道杂之”的游戏,并不相信真有什么天人感应。相比民心,他更在乎耿寿昌的建议能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对于萧望之的批评:

上不听。

汉宣帝不但无视萧望之的批评,还大力奖赏耿寿昌,下诏赐爵其为关内侯。

渔民们的命运可想而知。除了效仿汉武帝时代的那些先人,躺平下来不再努力捕鱼,不再无望地追求生活质量的改善,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于是,海里再次不出鱼了。

“海不出鱼”这类事情,其实是秦制国家的一种常态。同期的汉帝国,还有许多百姓因为交不起“口钱”而放弃了生养子女,不小心怀上了也会在生下来之后便将之杀死(见《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孩子),类似的故事一直延续到南宋,许多南宋底层百姓“宁杀子而不愿输税”。

这当中的区别仅仅在于:“宁杀子而不愿输税”这种行为,会给社会造成一种强烈的道德刺激,迫使许多读书人去注意它、记录它。而“海不出鱼”这种更普遍的躺平行为,却很难得到时代的关注——如果不是萧望之那封简短的奏章留存了下来,今人根本就不会知晓,在汉武帝时代曾发生过“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这样的事情

但,只有补足了“海鱼不出”这样的细节,才能真正理解,为何汉武帝时代会发生“天下户口减半”这样的事情。“海鱼不出”这四个字很普通,它背后藏着的,却是一段极为惨烈的消极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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