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境界
词始于隋唐，兴于两宋，但在晚唐、五代和宋初，却大多都是一些酒宴娱宾遣兴之作。这些词，大都以描写艳思恋情为主，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极尽艳丽浮华。这种词的始源，充分表现出了它先天的俚俗特征，与传统的雅正审美观念大相径庭，所以有“诗言志词言情”、 “词为小道、艳科”之说。
正如张炎《词源》中所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清代李东琪说：“诗庄词媚，其体原别”；田同之说：“诗贵庄而词不嫌佻，诗贵厚而词不嫌薄，诗贵含蓄而词不嫌流露，之三者不可不知。”魏塘曹学士《西圃词说》中曾言：“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壮士也。”
宋初，青楼歌坊繁盛，因此俗惑艳媚之词极度泛滥。朝庭的士大夫们，都极尽享乐，观妙龄女子“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于浅斟细酌之际，听娇声曼唱、艳曲小调，充满了对声色的追求，享乐本能的满足，呈现出一种群体人格堕落的淫腐之风（或许，这也正是宋朝后来被野蛮民族灭掉的一种征兆）。
这时宋词的内容，主要是以表现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为主，其主流倾向正是当年被孔子屏弃为淫靡的“郑声”一流。这种曲词，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而没有更深层的意蕴回味，与风雅背道而驰。人们一面享受、沉湎于声色快乐，同时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进行着自我掩饰与辩解。
兴发情动，形诸歌咏，贪图享受之欲望，人所难免，为了将这种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又似有兴寄，有无限言外托喻之想，词人们便开始将字面、句子、声韵加以锻炼，具有典雅之风貌，这样便接近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标准。对宋词创作“去俗复雅”的艺术拯救，从而成为词人们的一种努力和追求。创作上“去俗复雅”，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个人努力到形成流派，已经成为宋代词坛的一种必然趋势。
千载以降，儒家“雅正”的审美观念，一直成为历代文人创作的中正标准。这种标准，主张文学应具有“兴、观、群、怨”的功用，表现上应含而不露、委婉得体，称之为“温柔敦厚”。孔颖达《礼记正义》疏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
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它的内涵主要是：
一是指作品的道德功用，表现社会的伦理道德，谓之“尽善”；
二是指文学的表现，必须含蓄委婉、中和得体，谓之“尽美”；
使之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社会效用。这种“温柔敦厚、尽善尽美”的儒家传统审美意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审美需求。王灼《碧鸡漫志》曰：“或问雅郑所分，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张炎《词源》中指出：“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
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陆辅之《词旨》言：“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凡观词须先识古今体制雅俗。”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标举“八体”，首推“典雅”，“器成彩定，难可翻移”，要求为文，应该从“雅制”正途入手，以免堕入“淫俗”之魔道，曰：“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
初唐陈子昂倡导诗风革新，著《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曰：“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清代刘熙载《艺概》说：“词尚风流雅正。”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入门之始，先辨雅俗。”王国维《人间词话》亦言：“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二十四诗品》比喻“典雅”“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雪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人曰可读。”
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去俗复雅”之努力，在宋初，便成为一种词人们的迫切而强烈的不懈追求。这种“去俗复雅”的“雅化”进程，正是宋词在内容上不断净化的一个过程，在艺术上不断升华、完美的一个过程。
从“无复正声”俚俗粗鄙的民间词——花间尊前的宴乐艳科文学，逐渐地演变成充满文人风雅情趣精致的阳春白雪，词的创作逐渐地摆脱了鄙俗的语言和风貌。自北宋之初小令词家的闲雅舒徐，至北宋末大晟词人的精工典丽，再到南宋雅词作家群的蔚为大观，这一过程，被称之为“去俗复雅”的“雅化”进程。
入宋以后，整个社会纵欲享乐、不思进取之风大炽，荡子思妇变成了狎客妓女，狂嫖豪赌取代了春闺秋怨。一批浪荡的文人，整日流连于歌坊青楼,给歌妓们写一些境界低下词，俚俗艳情泛滥。闺门淫亵、羁旅狎妓之词风靡天下，是以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之说，柳永成为这一时期词人的代表。也有一批杰出的词人，他们承继南唐词风，创作闲雅的小令，努力地将词“去俗复雅”，以改变、提高词的境界和品味。
宋初晏殊、欧阳修等人，创作了一些宋词小令，高远疏俊，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节奏平缓舒徐，语言雅致文丽，显示出一种高雅的文人气质，使宋词趋向于典雅净洁。
宋词“雅化”的进程，正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词人们努力地使词跨越“言志”与“言情”的界限。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诗为词”（陈师道），最终成为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熙载《艺概》也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苏轼“以诗入词”，把词家的“缘情”与诗人的“言志”有机地结合，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入词中，从而提高了词的境界与品格。
胡寅《酒边词序》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蕙风词话》称赞曰：“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 刘熙载著《艺概》感概曰：“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东坡的复古，正是使词之诗化，突出“志之所之”，使宋词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史书评价说，词至东坡，其体始尊。
北宋后期，词人贺铸以比兴入词，使词具有了喻托之意，词的品质进一步得到了提升。他咏荷花之词，“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芳心苦》），借以抒写自己不慕容华、洁身自好、清苦自任、独持节操的品格，使词显出了高雅的气质。
大晟词人周邦彦，可以说是一位婉约的集大成词家，他在北宋词“雅化”的进程中，贡献最大，成就最高。大晟词人将前人诗句融化入词以求博雅，用以来改变词的面貌和气质。他把前贤的雅丽篇章、高雅情趣尽融入词中，使宋词自然脱落掉来自民间的“俚俗之气”，成为一种“雅词”。
沈义父《乐府指迷》谈清真词特点时说：“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推敲文法结构以求精雅，追求韵外之旨以示风雅，大晟词人对传统的艳情题材加以改造，追求表达的含蓄化、深沉化，还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用以触动墨客骚人江湖流落、仕途不遇的愁苦之情，使宋词若有寄托、别具象外之意、韵外之旨之韵味。咏物词，是大晟词人追求韵外之旨的代表性作品，《大酺》咏春雨、《兰陵王》咏柳，王灼曾经将它们比作温柔敦厚的《离骚》。大晟词人还注重音韵声律以示醇雅，后来被称之为“格律派”。
北宋词至大晟词人，完成了宋词的“雅化”进程，为南宋风雅词的创作，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豪放旷达的词风，集豪放与婉约之大成，以雄奇开阔的境界，把宋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思想与艺术的双重开拓和完美结合，成为词史上的一位划时代的词人作家。
辛弃疾以赋的笔法入词，通过多种艺术技巧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词的表现力。他还对词的语言，进行了创新和丰富，呈现出高度的语言艺术。他努力强化词的品格风骨，为词注入了一种阳刚之气，又同时保留了传统温婉曼妙的审美特质，创造出了独具风韵的刚柔并济的新词风，使宋词的艺术风格，呈现出一种瑰丽多姿。如果说苏轼是以诗为词，那么辛弃疾便是以文为词，扩大了宋词的表现方法。辛弃疾还努力地提高语言的表现能力，大量地运用表现力强的口语、俚语入词，变朴为美，呈现出了一种新鲜活泼，化腐朽为神奇。
白石道人姜夔，是在南宋与辛弃疾双峰并峙的另一位词坛的领袖。作为一位清雅的高士，他将词的艺术进一步深化，使传统词体的思想意蕴与艺术表现进一步增强，在豪放词风独盛的南宋，另树一帜，为传统宋词开拓出了一种新的词境，在婉约、豪放之外，别立一宗，开创了一种新的词派――格律词派（亦称骚雅派或风雅派），在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姜夔有着孤芳自赏的雅士风度，和飘然不群的清高个性。他的词，情调低沉伤感，艺术表现含蓄委婉，其爱情词表现出与传统题材迥然不同的风貌，他用独特的冷色调，来处理炽热的柔情，将恋情雅化，词便显得既深情绵邈，又意境高远。他的咏物词，常将自我人生失意的感慨，与咏物融为一体，使词既形神兼备，空灵蕴藉，又寄托遥深，意蕴丰富。
白石之词，用笔灵动，含蓄蕴藉，清空骚雅，余韵悠长。词人情怀孤洁，常以凄清素洁之物象，营造出一种幽韵冷香的意境。词中多冷月、寒碧、幽香、烟云等诸清冷意象，于空灵之幽韵中，寄寓一种身世之感与怀人之情。
姜夔继承了周邦彦词的炼字琢句为文态度，又将诗法移入词中，使词的语言呈现出一种雅化与刚化趋向。他既用江西诗派的瘦硬之笔，去拯救大晟词人一派的软媚，同时又用晚唐诗的绵邈风神，去拯救豪放词派粗犷的流弊，使宋词的语言变得峭拔凝练，清刚醇雅，并常将词之语言变熟为生，化俗为雅，转实为虚，有传神入微之功。
白石道人精通音律，注重词法，依调填词或自创新调，均格律严密，音节谐婉，其“自制曲”多为因词谱曲，声情并茂，词的音乐美和词人的情感律动，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