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把面发：尊严和地位是自己争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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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越来越浓了。二十八一过，便是触手可及的春节。此后一直到正月初五，所有活动都将围绕家庭进行。因此，持家的任务又交回到女人的身上。雄鸡三遍的时候，女人们便开始忙着揉面蒸馒头了。不蒸馒头争口气是一种引申而出的训诫，并不适合年节的氛围，每个家庭都在享受着努力带来的喜悦，尤其是孩子们，依然已经可以听到鞭炮的声音。无论远近，这种声音的传来，都给孩子们莫名的兴奋。因为简单，快乐才显得真诚，特别是那些十来岁的孩子们来说，没有学堂枯燥的作业，没有老师严厉的目光，偶尔大人们会指使拿点东西过去，每一件任务的完成，都会把自豪洋溢在脸上，天空很蓝，风也清爽。稍长一些的孩子们，则需要跟在大人的后面，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了。男孩子们需要搬煤挑水，甚至需要到山间野外挑选柏叶子，准备年三十的旺火。女孩子们便开始学着蒸馒头，把面细细活匀，或许这将是他们一生的营生，特别是那些待字闺中的少女们，紧紧地跟随着妈妈身后，学习一切家务的操持，把所有的希望和力气都揉进面里，尽管她们不知道未来的家庭是富裕还是贫穷，她们未来的男人是温柔还是粗暴，她们都得认真地对待每一天，对待每一餐。责任，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交到了孩子们身上。盼着长大，又怕长大。无论孩子还是父母，都在矛盾中迎新，甚至有些女孩子是她们在娘家过的最后一个年节，以后的日月需要她们与男人们共同撑起。看似周而复始的春节，但有着不同的含义。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都会对即将出嫁的女儿有着特别的祝福，母亲可能会直观些，多教些女红等技能，而父亲是偷偷地给女儿碗中放些她喜欢的食物，有时候都不会让儿子看见。女儿未来的日子什么样，谁也不敢定论，但当下却让女儿掌握有持家的本事，才是这个年最大的收获。“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男尊女卑是传统中国社会底层普遍现象，女人所谓的“卑贱”并不代表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会始终处于极端位置，而是需要靠着贤惠在恩爱的生活中慢慢找回一家之主的漫长过程，这便是嫁人、生子、养育和尽孝。平凡而普通的家庭，没有大风大浪的艰难时候，大多需要等待等她们孩子长大成人，“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她们将达到人生的巅峰，对家庭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
人生大逆转，来自修养。贤惠是做女人的基本要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后，女人无法选择未来的家庭，但可以选择未来的生活。就如同掌中的这团面，越揉越筋道，越揉越细致，馒头蒸出来甜不甜，就看做的时候用不用心。而婚姻的好与坏，又与自己未嫁之时的努力紧密相连。“娇骄”二字，断送了多少女孩的前程，逆来顺受的女人，大多会逆天改命。贫寒的家庭对此有着深刻的领悟，因此她们的父母会在女儿初长成的年龄，就教会她们持家的一切本领，告诫她们女人应该有的礼仪和规矩，让她们在生活点滴中寻找到生活的智慧。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明白，不会守着孩子一辈子。从唐朝开始，一本名为《女论语》的书风行全国。它与《女诫》、《内训》、《女范捷录》合称《女四书》，是对女人行为和思想的规范之作，构建了中国传统社会女德基础。巅峰传统的认知，这些书籍的作者均为女性，《女诫》的作者班昭是汉朝大儒班彪之女，文学家班固之妹，而《女论语》的作者恰恰是风俗最为开放的唐朝德宗最为宠幸的两位妃子宋若莘、宋若昭姐妹，都处于人生最为辉煌的时刻而撰写。女人最了解女人，是后世的曲解让女人背上无端的罪名，甚至有着红颜祸水的骂名。女人的漂亮多会都不及她的贤惠与大义。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前生缘分，今世婚姻。将夫比天，其义匪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宾。夫有言语，侧耳详听，夫有恶事，劝谏谆谆。莫学愚妇，惹祸临身。《女论语》开宗明义条理清晰，丝毫看不出对女人的亵渎与鄙视，相反女人的自尊和自信跃然纸上，生动形象地告诉女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和对家庭、社会应有的贡献，用智慧和大义高傲地鄙视那些猥琐、卑微的男人们。
这个完全不与女人的出身、家庭、地位和身份所决定。大明快要灭亡的时候，一甲三名进士探花郎、东林党领袖之一、礼部侍郎钱谦益以五十九岁年龄迎娶了二十三岁的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柳如是仰慕钱谦益的才华，有着相夫教子的心愿。不料满清入关，八旗兵席卷南京。大义凛然的柳如是毅然决然与钱谦益跳入了秦淮河中。水冷！钱谦益爬了上来，并在明弘光元年（公元645年）五月十五日亲自打开南京城门，迎入了皇太极儿子多铎，受之父母的头顶上是金钱鼠尾。多数父母不会讲出吴梅村《圆圆曲》中为女人讨回公道的大道理，但懂得生活的小道理。时过境迁，女人得到了真正的地位。但越是被社会所尊重，就越需要自我境界的升华，而不是再次沦为男人的附庸。就如手中的这块面团，不能碱大，也不能碱小，中庸最好，有着面香和甜味。又如蒸出的那屉馒头，是开花的还是僵硬的，都在功夫上。有的人能把馒头捏成造型，涂上食色，蒸出艺术品。凤飞彩云追，看得是内秀。即便平凡，也得有甜味来滋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