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窟记】安岳·毗卢洞之一

话说看过“经目塔”，从坡上回到车上，司机师傅即刻风驰电掣，奔毗卢洞而去。此地如今已闻名遐迩，但凡到安岳游览者，无论多么挑剔任性，无论多么见多识广的游客，都几乎必来此地一游。但凡游览过此地者，必是大加赞誉、众口一辞，没有什么分歧。

然而，十八年前，还并非全然如此。毗卢洞虽然已然在一定范围内（主要是文博圈内部）声名远播，可真正到此一游的外地人并不多，那时也没有智能手机、微博、微信、朋友圈、公众号之类，能把这圈内美誉推至“圈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司机师傅因为经常有包车出游的差事，早已是“圈内”达人。从他一路介绍与夸赞毗卢洞时的得意表情来看，此处的摩崖造像遗存应当和画册上的差不多，定然是精美得无与伦比的。只不过，当时的我，对史迹遗址的破败苍凉之感，似乎更感兴趣；对某处历史遗存是否完整、工艺是否精美，好象并不特别注重。所以，尽管有足够的理由预设，毗卢洞之行，必然是不虚此行，可我还是事先就“清空”了所有热望，并无激动之情状。

当然，如今忆及当时的心态，还是可以用“矫情”来形容。因为后来持续数年的考察与研究历程表明，某处历史遗存保存的完整度，必然是越完整越好，这样才可从中发掘与发觉到更多的历史信息。再者，“后出转精”在某些场域里可谓历史铁律，一般而言，工艺越是精美的物件与遗存，往往年代越是靠后。但“精美”一词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动态形容词，不能说观感上感到“粗朴”的东西，年代就一定越早。事实上，粗朴、粗犷、粗略、粗豪、粗率、粗糙、粗俗的形容词性，虽字面上只一字之差，其间的品位落差却是相当巨大的，各自所处的美学层级也是相当微妙的；而且，这些位势与层级上的差异，还并非天堑鸿沟，不可逾越，在某些特定场域或历史背景之下，也是可以沟通与流转的。而且，将这些形容词在落实到具体的古物史迹之审美特性上时，与观者本身的文史修养及个性心态，也都有莫大关系，并不能一概而论。

换言之，你觉得“粗犷”雄强的东西，可能我觉得不过是件“粗糙”随意的东西；进而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你觉得不错的东西，可能我觉得普通，甚至觉得毫无美感与价值可言。另一方面，即便咱们意见统一，都觉得这件东西异常精美，但对它的价值认知与认证却不一定一致。

譬如说，你就只是反覆的讲“哇，太精美了，实在是太精美了”，仿佛“精美”本身就是最高价值；我也觉得这东西确实精美，内心同感，并无异议，但我一定要知道这“精美”究竟“精”在何处，“美”在何处？这里的“精”，是与国内同时期、同地域、同谱系的史迹古物相比较得来的，还是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有所比较而论（事实上，古代印度、巴比伦、埃及、玛雅、希腊等上古文明体系中的很多史迹古物，都比同时期的目前已知的中国史迹古物要“精美”得多），或者只是因自己阅历有限，少见多怪而空发赞叹？这里的“美”，究竟美在何处，是神性、人性、半神半人性的美感，还是材料、环境、景观所赋予的美感，这些美感的依据何在？一旦追究起来，这一系列问题会相当艰深严苛，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轻易解答的。

这样一来的话，你就会意识到“精美”一词，虽然使用时可以非常随意，甚至随意到泛滥成灾的地步，可说出这个词汇背后要做的功课，多了去了；背后要下的工夫，深了去了。于是乎，我就更愿意用降一格的形容词，诸如好看、漂亮、有意思之类。当然，这样的做派，可能是有点“精神洁癖”了，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不是“矫枉过正”，就是太过“矫情”了。所以，这样的想法与做派，我都是藏在心里，从来不摆在面儿上的（毕竟太得罪人，毕竟不愿做“杠精”一类）。

概而言之，仅就史迹研究而言，“精美”无罪，“粗朴”未必高古；完整最佳，破败只堪慨叹。只是个人以为，泛泛而谈时使用“精美”一词（及其类似词汇与概念），自然是包打天下，老少咸宜，通俗平易，无可厚非；但若仅仅止步且满足于此，那就谈不上什么考察研究了，大家都做嘻嘻哈哈的旅游者就好了，至多还可以做一惊一乍的摄影记者罢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从开始“寻窟”之旅以来，我就并非“食古不化”之徒，并非唯“高古”是瞻。本来对什么秦砖汉瓦就无兴趣，一心神往的只是唐风宋韵，在巴蜀域内游走，也没有奢望过偶遇唐代之前的史迹，更多的还是与宋人神交。只是一直对“精美”这个形容词持有偏见，所以每每听到介绍，或每每读到文章，但凡出现“精美”二字，心里总是有些不满与不屑。无论是一般游客还是专业学者，似乎除了这个词之外，再没有更生动、更有趣的词来形容古物史迹了。这么说吧，确实是审美疲劳了，总想着清新脱俗，不愿意人云亦云了。

也可以这么说，可能正是出于厌倦“精美”一词（及此种类型形容词）的执拗心态，使我的“寻窟”之旅，从一开始就试图摆脱纯粹的美学欣赏与评判，一直保持着一份对所谓“艺术”与“艺术史”的警惕。当然，这样的试图摆脱与保持警惕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你想要摆脱与保持距离的东西，恰恰是最容易触及、获得乃至深陷其中的场域所在——在这一场域里，你很容易获得认同与赞赏，很容易发表与表现自己的所谓“见解”。这是“入乡随俗”的惯性，这是“不能免俗”的常态，后来我陆续发表的诸多游记、观瞻记、发现记之类的文稿，都这一惯性与常态之下的草率作品。

兴之所致的写作，轻而易举的发表，根本不是我的初衷，也不可能是“寻窟”之旅的终极目的。将行旅中所见所感，结合恰如其分的文史研究，并将这一历程纳入到某种开创性的哲思境遇与智识场域之中，最终完成文本结构意义上的“时空重组”，形成足以代表个人独创性的文本作品，才是“寻窟”最为源始的动因与预期中的终极目的。这样的源始动因及预期，自“寻窟”始，一直存续了约十年左右。在此期间，预期终于达成，自珍自重的《园·林》书稿，费尽心力与工夫，于2006年前后基本完成。可却因根本无人能看懂，或者说根本无人会欣赏的缘故，一直束之高阁，始终未能发表与出版。

时至2018年，《园·林》原稿分拆增订为《观·禅》与《镜·象》两部书稿，终获出版。个人以为，这两部书稿之所以终获出版，并非《园·林》原稿本身终获认可，而是因《观·禅》《镜·象》这两部分拆改装之后的书稿，可能与2013年出版的，比较受读者喜爱的拙著《听园》一书的语言风格及图文配置，形成了某种形似且还有几分神似的比附与关联。简言之，是沾了《听园》的光，方才获得了此次改装出版的机会。

据上述一番忆述，这样的情形已然证明，“寻窟”之旅的源始动因，太过理想化，太过个性化，也太自以为是了。意识到这些之后，我又弃绝初衷，重归石窟史迹本身的文史研究路径之中，不过，对于所谓“美学”与“艺术”在这一场域中的运用与经验仍保持距离，只是从中吸取图像学意义上的“样式”与“类型”经验，并在这一经验基础之上，逐渐让自己返归“宗教”（教义图像化与教派流衍研究）与“史料”（类型评判与时空重组）的探研本身。

抵达毗卢洞门前，守门人还没开门。司机师傅敲开值班室，嘀咕了两句什么，守门人笑容可掬的开锁启门，并示意可以入内参观了。径直步入其中，一束天光凝照于“柳本尊十炼图”石龛中央——那比贴上金箔的反光还更为耀眼，更兼多一层明媚的天光映照之下，令石龛中央的“宝冠佛”（即毗卢佛）造像神采飞扬，仿佛正以眼波余光，打量（普照）着我。那一瞬间，心中为之一震，似乎只能用到“壮丽”一词，来形容这初遇之感了。

虽然司机师傅一直在旁边提醒我，说是再往前走几十米，就能看到安岳石刻的代表作“紫竹观音”，国内国外很多游客来此都是为了观瞻这尊造像，可我仍然为眼前天光映照之下的“柳本尊十炼图”迷醉不已，久久凝视及至身心持驻，根本挪不开步，对任何龛外之音，都充耳不闻了。

一阵猛拍细观之后，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笼罩着我。面对这“十炼图”，深感自己宗教史基础的薄弱，地方史了解的匮乏，佛教宗派中竟然有这样一条独一无二的脉络，自以为读过不少禅宗净宗华严宗文献，面对这样的石刻图像，竟一眼茫然，完全无从解读。

柳本尊十炼图，左侧视全图

当然，也正因为自己的无知无畏，后来又曾五次来到这里，每一次都带着探秘揭秘的心态，总觉着离解读这样的造像题材又进了一步。安岳毗卢洞，无疑是我个人“寻窟”之旅上的一个重要节点，究竟有多重要，很难三言两语说得十分清楚。但既然行文至此，还是尽可能简明扼要说一下罢。

首先，对安岳毗卢洞的初访，令我从“漫游者”的角色中醒悟，将漫无目的的随缘任运式之游观，收束统摄为对石窟（龛）造像的图像学及宗教史思索，并开始相关领域的研读与驯练。其次，对安岳毗卢洞的后续考察，令我对巴蜀石窟的考察与探研重点之一逐渐明晰起来，那就是必须尽可能搞清楚“川密”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之上，方可进一步探研安岳与大足两地何以出现大量题材一致、图式相仿、类型近似的两宋时期石窟（龛）造像。再者，对安岳毗卢洞的持续考穿察，开启、促成并确立了我对巴蜀石窟（龛）造像的三大探研重点，即：

一，万佛寺“南朝样式”解析及其对巴蜀地区唐宋石窟（龛）造像之影响；

二，由“南方丝路”而来的域外样式对巴蜀地区石窟（龛）造像之影响。

三，以安岳毗卢洞为中心的（延及大足地区）“川密”宗派历史及其造像特征；

截止目前，仅就这三大探研重点而言，最先造访的安岳毗卢洞所予我的启示最为持续，也最为充分，所以上述最末之探研重点，基本已经完结。第二个探研重点，因亦有安岳毗卢洞因素参与其中，进展也较为迅速，目前也已撰成三篇重要专题论文，核心内容已然奠定。唯首个探研重点，还需更为充分、精致的梳理与举证，目前尚未形成完整论文。

其实，将这三大探研重点交织互动，应当还可以开启一个更为庞巨繁复的探研重点，那就是：

将“南朝”+“南丝”+“川密”视作主要影响因素（开创性的个性因素），将“北朝”+“中原”+“龙门”+“长安”样式归于次要影响因素（普适性的背景因素）之下的，巴蜀石窟（龛）造像样式及类型（姑且称之为“巴蜀型式”），是如何逐渐确立、流衍的，又是如何与主流样式并行共存且又历久弥新，持存至宋代仍方兴未艾的？

无论笔者是否能最终完结上述三大探研重点，更无论能否有机缘完成在此基础之上的“巴蜀型式”确立之论证，安岳毗卢洞在我的石窟（龛）造像探研之路上的重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此处不但是历史上神秘莫测的“川密”的祖庭所在，也是个人开启石窟（龛）研究之路的第一祖庭。

附录：

《四川密宗“毗卢院”沿革史蠡测》论文提要：

肇始于唐武宗“灭佛运动”时期的毗卢院，位于现四川省安岳县境内，可能经历了晚唐“毗卢院”时期——五代柳本尊主持时期——北宋敕号“圣寿本尊院”时期——南宋“毗卢庵”时期——明代“毗卢院（庵）”古刹遗迹培修时期——清代前期至中期可能分化为“观音庵（观音堂+千佛楼）”新兴寺院体系与“毗卢院（庵）：水井殿（幽居洞）+十炼图”古刹遗迹体系——晚清至今衍化为“毗卢洞”时期（包括十炼图、幽居洞、观音龛、千佛洞、玉皇龛等）。在这延续千年的寺院沿革史中，毗卢院从最初一所正统佛教寺院，衍变为四川地方宗教领袖柳本尊创建的“川密”寺院，继而在两宋交迭之际衍化为一所由众多女性供养人临时筹办的“毗卢庵”。南宋时期，邻近安岳县的大足县人赵智凤自称柳本尊嫡传弟子，自号“川密”二代传人，视“毗卢庵”为本派祖庭与圣地，将此庵及“十炼图”造像整体翻刻重建于大足宝顶山，彰显出独特隐秘的宗教象征意义。本文以毗卢院沿革史为中心，从毗卢洞现存空间结构、碑记内容、造像细节着手，梳理与推演毗卢洞现存遗迹遗址的时空格局，着力考证与解释安岳毗卢洞与大足宝顶山之间的宗门传承关系。

2021-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