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在哪里----昆吾氏
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在哪里----昆吾氏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源头，有土著说，有外来说和融合说。其中融合说应该比较有说服力。
刘新生先生对三星堆出土陶器进行研究后认为：“在4000年前后，早期蜀文化出现一次飞跃，是典型的三星堆文化形成期，到商代中晚期达到鼎盛。”发掘者陈显清、陈德安撰文认为：“三星堆文化可分为四个大的时期……，第一期与二、三、四期有较大差别，但也存在一定的承袭关系。二、三、四期文化之间的联系紧密，其中第四期文化又与成都十二桥、指挥街、方池街、新繁水观音、彭县竹瓦街等商周遗址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在三星堆文化的形成期，有一种飞跃，有一种质变。一般说来，这种飞跃和质变要么是这种文化本身爆发了革命，要么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文化融入其中，而后者出现
的几率更大。其他诸如三星堆出土的玉琮、羊子山的三层方形祭坛，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和三层方形祭坛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也证明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如果说三星堆文化受到过外来文化的冲击，那么，这外来文化来自何方呢？
江章华、李明斌先生在他们所著《古国寻踪》中写道：“文化变迁的动力主要应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文化系统内部，即技术的革新，如陶瓷的发明，青铜冶铸业的出现等，以及政治的变革等；二是来自外部文化的冲击。而内部政治的原因所引起的文化变化速度与程度远不如来自外部文化的影响与冲击。三星堆文化即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受外来文化尤其是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形成的。”杜金鹏先生在《封口盉研究》中推断：三星堆文化与“商汤灭夏，造成以桀奔南巢为代表的夏遗民大迁徙之间有着某种因果关系。”范勇先生则明确勾画出了这外来文化的传播路线：“早期蜀文化的主体民族从丹江（鄂西）沿汉水（陕南）西上，大约在夏代沿嘉陵江、岷江南迁进入四川盆地……”笔者支持上述观点，并希望从以下论述中进一步丰富这些观点。
笔者在羊子山土台的秘密一章中曾推导出东经114°20＇这条神秘的经线，在这条经线附近的某一个地方便是羊子山祭台的主人魂迁梦绕的故土。恰好，在这条经线附近有一个在上古时期曾经非常显赫的氏族——昆吾氏。《汉书·地理志》：“濮阳……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但是有夏以后，昆吾氏却消失了。昆吾氏到那里了去了呢？《诗·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国语》：“昆吾为夏伯。”原来，是商汤伐夏，把昆吾氏赶走了。是昆吾氏把中原文化带到了三星堆吗？这恰好与杜金鹏先生的“以桀奔南巢为代表的夏遗民大迁徙”的观点不谋而合。如果真是如此，则满足以下条件是必须的：
一：时间：
早期蜀文化出现的那次飞跃，或者说三星堆文化的形成期，应在三星堆文化的第二期。三星堆博物馆把二、三期的时间段定在距今4000——3200年。商汤伐桀约在公元前1600年，距今约3600年，刚好在这个时间段内。
二：文字：
三星堆文化没有发现文字，因此，在昆吾氏融入三星堆土著人之前，甲骨文一定还未出现，至少还没有定型，因而还不能在诸侯之间作为信息载体流通。现在公认的殷墟甲骨文是盘庚迁都以后的产物，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夏末商初的文字实物。因此，当时的昆吾氏也还不能使用文字，能满足这个条件。
三：冶金技术：
三星堆人有着极为精湛的冶金技术，这也是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外来文化若不具备这种内涵，恐怕也就谈不上对三星堆文化造成影响和冲击，当然也就不能主导三星堆文化了。昆吾氏有这个能力吗？有的。《博物志》引周书曰：“昆吾氏献切玉刀，切玉如蜡也。”《列子·汤问篇》：“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锟铻之剑。其剑长尺有咫，练钢赤刀，用之切玉如泥焉。”《墨子耕柱》：“昔夏后开使蜚廉析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可见，昆吾氏是一个有着精湛冶炼技术的氏族。
四：天文历法：
三星堆的青铜太阳轮形器中所包含的天文历法方面的深刻内涵以及羊子山祭坛设计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太阳与地球之间相对运动关系的深刻理解，表明了这个外来文化对天文历法认识的深度。昆吾氏有这个能力吗？有的。《史记·楚世家第十》：“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祝融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祝融，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人……其长一曰昆吾……。”《史记·历书第四》：“少昊氏之衰也……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曦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可见，自重黎至吴回，这个氏族世典历数，而昆吾乃其后，当然对天文历数了解深刻了。
以上四个必要条件昆吾氏都具备了，是否就能证明昆吾氏是三星堆文化中外来文化的主体呢？请看以下充分条件：
五：有过昆吾氏曾经生活在四川的记载吗？
有的。《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龙山，日月之所入。有三泽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有女子国。”徐南洲先生在《古巴蜀与山海经》中已论证了“三淖”即川西的若尔盖湿地。那么，“昆吾之所食”之地当然也应在川西。另外，川南的泸沽湖“女儿国”（即“有女子国”），彭县的九陇山（即“有龙山”），也能印证“昆吾之所食”的地理座标。
六：有昆吾氏在川西生活过的考古证据吗？
有的。笔者在羊子山土台的秘密一章中曾论证了三星堆人的祭祀方向是北偏东36°，江章华和李明斌先生在《古国寻踪》中写道：“……这一时期的墓葬方向盛行东北——西南向，一般在30—40度左右，头朝东北……墓葬方向盛行东北——西南向是宝墩文化三期以后就开始的主要特征。”而宝墩文化后期则刚好和三星堆文化衔接，其北偏东36度的祭祀方向也刚好落在东北——西南30—40度的墓葬方向之间。因此可以大致推断，这些墓葬是昆吾氏族人在三星堆地区的早期墓葬。
七：其他证据：
有关“瞿上”的地望，历来众说纷纭。其实，如果用古音加以考证，问题恐怕就迎刃而解了。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一切资讯都只能口口相传，地名也概莫能外，所谓“瞿”字，只不过是记音而已，完全不必去考证其含义。查古音：昆，见母谆部；吾，疑母鱼部；瞿，见母鱼部。可见，“瞿”不过是昆吾两字的连读而已。而“上”字不过是在口语中表达位置如“子在川上曰”之类。所以，所谓”瞿上”不过是“昆吾之所居”的口语而已。
另外，从“蜀”字在甲骨文中的沿革，似乎也可以看出三星堆族群的演变。一般说来，在没有相应的文字而语言又不相通的异族交往中，最好的方式便是记下对方的族徽。而“蜀”字很有可能便是上古时期中原王朝对当时处于川西地区的某个与其有交往的族群的族徽的记录。查《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编）最早的“蜀”字出现在殷墟甲骨一期（武丁时期，相当于三星堆文化三期），这些“蜀”字是一只大眼（眼珠还突出了眼眶）下边加上一根或向左或向右弯曲的线，这似乎可以看成是在“已”字的头上加上一颗大大的外突的眼珠，而昆吾氏恰恰就姓“已”，在三星堆的面具中，也恰恰能找到一个有着长长的突出
在眼眶之外的柱形眼球的神奇面具。还有所谓“蚕丛纵目”的传说，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断，殷墟甲骨一期所记的“蜀”字，就是昆吾氏与三星堆土著融合后产生的族徽。这个想法还能被“蜀”字的演变所证实：在周甲中，“蜀”字已经在殷墟甲骨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虫”（音hui）字,据《说文解字》：“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而恰好在商末周初，即杜宇时期，鳖灵加入了这个族群，传说鳖灵是巴人，《说文》：“巴，蟲也。或曰食象蛇，象形。”也就是说，一个以蛇为图腾的氏族加入到这个族群中来了，族徽中自然便加上了蛇的形象。于是，中原王朝的相应官员（周代大概是怀方氏。《周礼·夏官司马》：“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便在原来的“蜀“字中加上一个”虫”字以表示蛇图腾。这便出现了周甲中的“蜀”字。可见，蜀字在甲骨文中的沿革确实反映了三星堆族群的演变。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以下结论：是昆吾氏在夏末商初进入川西，与三星堆的土著融合，开创了灿烂的
三星堆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