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者已逝，大哲杳远

昨天下课后，我爱人从北京打电话讲，

余敦康先生前几天去世了，

他刚得到消息。

心头一怔，莫名地难受：

虽然和余先生接触不多，但却铭刻此生。

第一次见余先生，是校内的一次讲座。

他已从社科院退休，被人大邀请，讲“周易经学”。

我们那时候二十多岁，正是懵懂之年，

亦有慷慨然的求学之志，都愿意去听。

乌泱泱的满屋坐下，走道都是人。

老先生一代硕儒，讲座结束有互动环节，

没人敢举手提问。

我当时和几个同学坐在前排，

他随手一指，指到了我。

初生牛犊，我也敢问：

余先生，周易人文的解读，我们多少都懂得一些，

但就周易占断的内在逻辑架构，您可与我们简述？

余先生听到问题，非常开心，说了一句话：

人文精神是一种民族精神，民族不同、文化形态不同。

理性逻辑，则是“世界大同”，

各个民族的理性思维能力，都具有相通之处。

我们这一代研究不多，你们要多加注意。

我在余先生的启发下，硕士论文做了“周易断定逻辑研究”。

人大逻辑所的刘晓力老师讲，这篇文章还是做出一点东西的。

种种原因，没有在学术的路上走得更远，

亦愧对于余先生当年对晚辈的谆谆教导。

第二次见余先生，是和我爱人一起去余先生家里。

当时余先生已八十岁高龄，

欣然愿做我爱人博士论文的答辩主席。

我们一起去余先生在西郊温泉镇附近的家里请教。

这次叨扰之行，

余先生讲了许多对后学晚辈鼓励的话，

对我爱人的论文启发很大，

坚定了他的学术志趣之路。

许多年后的许多夜晚，

我们湖边散步的时候，

都会讲起这段经历，

讲起老先生关爱后学、鼓励后辈的长者之风。

第三次和余先生见面，是在我爱人博士论文的答辩会上。

我爱人的博士论文，做经学的历史哲学研究，

因为年轻，很多地方思考并不成熟，

很是担心论文不过。

答辩期间，老先生“护犊情深”，

定了一个基调：

年轻人做学问，有勇气就要鼓励。

老先生学养最厚、辈分最高，

有了他做“定海神针”，

年轻人有了底气，

答辩很顺利、也很精彩。

老先生在答辩总结上，

给我们上了一堂精彩的“讲演”：

中国哲学博大精深，说到底就三句话，

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

儒家是“拿得起”，

要有“三不朽”的价值诉求，

要有“治国平天下”的大同之志。

道家是“放得下”，

要学会处理“求得”和“求不得”的关系，

要学会潇洒、学会隐逸，

学会调节自己的生命状态。

佛家是“看得开”，

生命的历程是向死而生，

“看得开”，

智慧之花才能开放。

答辩之后的聚餐，他像个老顽童，

要酒喝。

我们都很担心，因为毕竟八十岁高龄了。

他给我们讲魏晋之风，

讲刘伶拖着酒壶、铁锹，“当死便埋”。

许多年后，

如此场景，历历在目。

余先生已去，

或许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渐行渐远，

任继愈、饶宗颐、余敦康等老一辈的学人，

从中国古典哲学的夕阳中走来，

为一个时代的逝去，

留下最后一道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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