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匝语录21—30:论说与做

萧三匝按:以下数条,有感于清末民初历史。

21。所谓极权社会,就是政治权力掌控社会每一个角落的社会。极权社会与专制社会不同。要言之,它比专制社会还专制。很多人混淆“极权”和“集权”的概念,前者是一种社会运行方式,后者是权力运行的手段、途径。当然,在极权社会,政治权力的运行必然是集权的。

22。极权社会体制要维持,只能更加极权,这就注定它必然崩溃。原因很简单,掌握权力的人在任何社会都是极少数,而被统治者永远是绝大多数,当这绝大多数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决定不再沉默时,极权就会逐渐衰亡。这种衰亡越到后来越提高加速度,因此极权社会的崩溃往往比较迅速,中东、北非事件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23。但极权在其存续期内,尤其是在其中期,其对社会的控制是有力的,因为掌权者不惜动用一切资源加强控制。这样的社会的确容易让人绝望,因为任何试图改变的人都很难在整个社会找到借力的抓手。统治者因此洋洋自得,且容易产生万世一统的自信。

24。推动极权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主要是两种力量:改良派与激进派。这两派原本都属于改良派,但随着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日趋严酷,改良派必然分裂为两派。分裂是源于推动者对社会现实的判断不同,这是相当正常的事情。

25。鉴于对过往惨痛历史的反思和对历史悲剧重演的戒备,改良派反对激进革命。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革命不是激进者主动选择的结果,往往是被逼的结果,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不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因此,简单地反对革命是无意义的,就如一味地坚持改良但结果往往让人绝望一样。改良与革命都是变革的方式,在现实面前,无所谓绝对的对错。而且,在变革力量还相当弱小的时候,放弃革命选项只会让暴君耻笑。

26。革命意味着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极权社会的革命结束后可能迎来的是新的极权。如何打破历史的魔咒,才是思想家应该深入考虑的问题。我仅提出一个角度供推动者思考:如何保证革命仅仅局限于政治革命的范畴而非扩大为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如何保证革命的有限性而非陷入不断革命的泥淖?我可以想到的是,革命队伍中需要反革命人物,比如民初之宋教仁、黄兴,就与孙文截然不同,其于中国的价值更大。

27。基于此,改良派与革命派不应该水火不容,而应该和衷共济。在深度极权社会,改良派与革命派都相当无力,要获得力量,只能源自实践,推动者的内讧与分裂只能让统治者高兴,甚至鄙视,让同情者齿冷。推动者产生无力感是因为没有走向民间,他们在理论上高唱民间壮大的重要性,但既无兴趣,也无能力走向民间。当理念不能转化为行动,它不仅让人痛苦,甚至让人厌恶。

28。即便改良派与革命派不能携手行动,至少应该分头行动,而非相互攻击。从长远来说,随着历史的推进,两派最终走到一起乃社会之福,改良派完全可以转换成变革运动中的“反革命”。辛亥革命的经验在于它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立宪派)共同完成的光荣革命,民初政治的乱象并不源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而源于各派都过于性急,缺乏必要的容忍。当然,这也是王朝解体、共和初造的必然现象,尤其在帝制时期如此漫长的中国更是如此。

29。当社会是一盘散沙时毫无力量,力量既来自多数人的觉醒,更来自组织化。先行者若真有道德担当,应介入社会,成为其重要的结点。所以,比说重要的是做,大而化之地呼唤社会的自我演化,不是食洋不化,就是不愿负责任的托词。

30。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说,本身就是做。但是,对于整个推动者群体来说,不能仅仅只局限于以说的方式做。更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整个社会的观念不能得到根本改变,就是做,也是瞎做。这是一种观念万能主义。持这种主张的朋友没有看到的是社会实践对观念的反作用,社会实践本身就是观念的播种机,同时能校正知识分子的观念。这种主张发展到极致,其实就是取消任何形式的变革,因为你不能指望任何社会的任何人(或大多数人)关于现代社会的观念都达到较高的水准,若有此期望,只能无限期推迟社会进化,客观上同构了极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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