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相如：真武汤证的“发热”】
《伤寒论》第82条：“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僻地者，真武湯主之。”
原文明确提到“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就是说，真武汤证是可以有发热的。
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认为，此证是“内有虚热则渴，渴欲饮水，水气乘心，必振寒而心下悸也”。
元代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认为真武汤“治伤寒数日以后，发热腹痛，头目昏沉，四肢疼痛，大便自利，小便或利或涩，或呕或咳宜服之。已经汗下解，仍发汗者，心下悸，头眩晕，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此由渴后饮水，停留中脘所致”。
清代喻嘉言的《尚论篇》认为“此本为误服大青龙汤，因而致变者立法，然阳虚之人，纔发其汗，便出不止，即用麻黄火劫等法，多有见此证者，所以仲景于桂枝汤中垂戒，不可令如水淋漓，益见解肌中，且有逼汗亡阳之事矣。
太阳下篇，大青龙证中垂戒云，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正与此段互发，振振欲擗地五字，形容亡阳之状如绘”。
清代吴谦等的《医宗金鉴》亦认为大汗出，仍发热不解者，“阳亡于外也”。
喻氏和《医宗金鉴》认为此证是大汗亡阳。
也有人认为，根据第82条原文，真武汤证的“其人仍发热”是外感病发热。
大塚氏治一老年感冒病人，体温39℃，用真武汤治疗，他引盐田氏说：“疫病，大热，大谵语，大头痛，大恶寒等症状，严重而痛苦的不知如何是好的病人，不应给大承气、白虎汤攻之。医治的妙处，死生之分就在于此。”
少阴病的发热，除了真武汤证，还有麻黄细辛附子汤证、干姜附子汤证和通脉四逆汤证。
一
《伤寒论》第301条“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细辛附子汤主之。”
麻黄细辛附子汤证因为用了麻黄，加上细辛也有解表散寒的作用，其发热的性质是表证，应该没有争议。
二
《伤寒论》第61条“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
干姜附子汤证是汗而复下，导致肾阳急虚，在昼日烦躁不得眠的同时，有身无大热（此即有热，只是这个热不是“大热”），脉沉微。
方中附子、干姜同用，意在急救回阳，则其热当为虚阳外越之假热，只是虚阳外越程度没有通脉四逆汤重，其热不重，身无“大”热，不如通脉四逆汤证的里寒外热，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那么重；
脉沉微，也不是通脉四逆汤证的脉微欲绝。
三
《伤寒论》第317“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通脉四逆汤证是在四逆汤证阳气虚衰的基础上，阳气欲脱，虚阳外越，在阴寒内盛的同时，有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的外假热，程度比上面提到的干姜附子汤证重一些，附子、干姜的用量也都是在四逆汤的基础加倍的。
四
真武汤证的主药也是附子，其发热也应该是虚阳外越的假热。
干姜附子汤和通脉四逆汤用的是生附子，生附子可回阳救逆，用于阳气欲脱的急危重证；
麻黄细辛附子汤和真武汤用的是炮附子，炮附子可温肾壮阳，用于肾阳虚衰，但尚不至脱的时候。
真武汤证的发热，可以表现为微热，也可以是高热；也有的病人自觉发热很重，但体温并不高；也有的人体温高，但自己并不感觉发热。
确定真武汤证发热的要素是，在发热的同时，有其他虚寒的表现，或者有阳虚水停的表现，脉可以是数而无力的，甚至是微弱的。
通脉四逆汤证是在发热的同时，有虚阳欲脱的表现，即下利清谷，手足逆冷，脉微欲绝；
真武汤证是在发热的同时，有阳虚的表现，或者有阳虚水停的表现，但没有虚阳欲脱的表现。
也可以这么理解，通脉四逆汤证是休克的表现，真武汤证是慢性心衰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