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袖手人——戊戌维新后的陈三立
“神州袖手人”
戊戌（1898）八月，一声惊雷击碎了陈宝箴父子的强国富民梦。历尽千辛万苦点燃的一丝亮光，转眼间又被席卷而来的乌云吞噬了。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从陈三立光绪十九年（1893）春的这两句诗来看，早在山雨欲来之际，他似乎就曾预感到风云变幻已是大势所趋。不过预感只能是预感，狂风暴雨席卷之下，又怎能安享袖手旁观的自由？四十一岁的陈三立也许从未想到这两句诗竟然一语成谶，如影随形般紧紧跟着自己走完后半生。此后四十馀年间，世事之纷乱，人纪之坏灭，恰如车轮逆转，除了袖手一旁、冷眼朝天，一介书生又能怎样？
晚年陈三立的数次辞官不就，最为人们津津乐道：先是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慈禧七十诞，五月初八日诏令：“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馀戊戌案内各员，均着宽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着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官管束者，着即一体开释。”疆吏有欲荐请起用陈三立者，一直关注着朝局变化的郑孝胥在诏令颁布的一个月之后，特意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传闻：“或言将起用陈三立。”但三立始终无意仕进，坚持辞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至宣统二年（1910）二月，荣庆执掌学部，三立挚友乔树楠为其所信任，以此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部拟设各省提学使时，乔树楠极力举荐陈三立出任湖南提学使。当时适值熊希龄亦在京师，闻讯后，立即劝告当局：陈三立“必不受职”。湘省提学使一职，最终改由湖南学政吴庆坻（子修）取而代之。
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入军机，“其意以为废光绪之举既不能成，若慈禧先逝，而光绪尚存者，身将及祸。故一方面赞成君主立宪，欲他日自任内阁首相，而光绪帝仅如英君主之止有空名。一方面欲先修好戊戌党人之旧怨”。“职是之故，立宪之说兴，当日盛流如张謇、郑孝胥皆赞佐其说”，唯独三立觑破袁氏之隐情，坚决“不附和立宪之说”。其后，资政院开设（1910），三立“被举为议员”，“亦推卸不就也”。
清帝逊位（1912 年）后，陈三立之座师陈宝琛担任帝师，欲引三立相佐，三立以“不能操京语”为由婉辞。陈宝琛失望之馀，只得改荐三立同乡朱益藩（艾卿）。
辞官不就当然是“袖手神州”的绝佳表现，但陈三立的“袖手神州”又岂是“辞官不就”包含得了的？陈三立一生中的许多行事充满了矛盾，以至于有时几乎无法做出简捷的评价。即使是“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样简单的十几个汉字，也始终让人迷惑不解、争论不休。
其实，“袖手神州”一直是陈三立的一个梦想。无论是十四岁时与朱云翮流连于家乡的山中景象，还是四十二岁时与陈炽共游匡庐相约“卜筑偕隐”，抑或晚年的一度息影山林，都能看出他对隐逸生活的无限向往。光绪十九年（1893），海内仍算乂安，面对着生动明丽的江汉春景，陈三立尚且深以不能“袖手”为念；戊戌变后，朝政日非，陈三立于是愈加落落寡合，自放于江湖；晚年索性沉浸佛学，耽于诵读佛书以“免艰苦”；卒前数年，寄居北平，自谓“终日不出户庭，寂坐如枯僧”，“但优游任运以待死，不能思索，诗亦不复作也”。
然而，梦想终归是梦想，以陈三立的家世、心性而论，“袖手神州”毕竟不像写诗那么轻松自然。即便是戊戌政变后，故交新朋皆以为三立从此必“不再与闻政事”，但数十年间，陈三立始终都未能彻底与时政断绝关系——毕竟身在情常在。难的不是有官不做，难的不是离群孤往，难的也不是人情难却，难的是一颗忧时伤世的心无论身在何处也无法彻底平静。也正是这颗难以安宁的忧国伤民心，使得陈三立的后半生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因此，在更多的情形下，“袖手神州”实际上是乱世中避祸全身的一种权宜之计，是理想难以实现后的一种自我解嘲。这样的“袖手神州”，完全可以视为名士风范的另一种延续和保留。
“待世非弃世”
“待世非弃世，天护龙蛇蛰。”这是民国八年己未（1919）陈三立写赠诗友郑孝胥六十寿辰的两句诗。当时的郑孝胥在上海做寓公已有多年，海藏楼内，废帝溥仪所书“贞风凌俗”四字匾高高在上，俨然日夜昭示着主人的“孤忠大节”。表面上他遵养时晦，闭门谢客，以示与世相遗；实则盱衡中外，广通声气，与朝野内外多有结纳，静观待变。今天看来，海藏楼主人的命运似乎早有定数，由此而来的身后是非也就显得铁案如山、不容置疑，但一度与郑孝胥共享“同光体诗魁”冠冕的陈三立，却未曾料到自己的这首贺寿诗日后会生出诸多是非。
说起来，也难怪不断有人揪住这两句诗大做文章——谁让陈三立始终对民国“不大满意”？谁让陈三立在诗文中留下了“赞颂旃裘，诋民国”的条条“罪证”？
不过，稍稍检索一下陈三立的诗文，人们便不难看出，戊戌、辛丑之后，陈三立已经在诗文中再三表现出他对现状的不满和担忧，套用一句徐一士评点章炳麟的话——“盖有一肚皮不合时宜之概焉”。戊戌之后，内忧外患日渐深重，随后的庚子之役越发加快了古老帝国走向全面崩溃的步伐。父亲猝逝后，寄命江南、自叹“苟活蒙愧耻”的陈三立，时时在诗中自称“孤儿”“痴儿”“秃翁”“畸人”“闭门人”“伤心者”。世难如山，陈三立仍坚持年年奔赴西山谒墓，而昔日父子把酒唏嘘、望月垂泪的崝庐，如今也沦为“不肖子烦冤茹憾、呼天泣血之所”。民国改元，陈三立将其视为亘古未有之巨变，转徙穷海、老病复迫之际，每每自叹“有不可终日之惧”“求偷为一日之乐而不可必得”，他的种种不满和忧愤变得越来越明显。
不过，无论是哪个时期，自诩“从来癖弃世”的陈三立，其实一直都没有忘记郑重表明自己之所以忍辱苟活于世，是因为有所期盼，有所等待。
问题的症结在于，陈三立期盼和等待的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最易让人联想到的一姓一朝的中兴？抑或数十年哀苦之词另有未发之覆？
戊戌之后的陈三立，虽说一次次哀叹“君父家国无可复问”，但并未全然“袖手神州”，而是以“戴罪”之身参与了数次关乎朝政大局的秘密活动，其中最有影响的要算庚子勤王和东南自保（详后）。陈三立政治生涯中真正的“负手了今昔”“负手视劫运”“负手对残棋”，还是发生在辛亥以后。然而，即便是面对“我辈今为亡国人”“中兴作颂待谁刊”这些明显不合时宜的痴迷话语，真正的读书识字者都不会忘记诗歌惯用的夸饰手段，因此也就能冷静客观地读其诗而论其人。不幸的是，思维的惯性往往蜕化成可怕的惰性，简单而保险的做法当然是“就诗论诗”地揪住辫子，扣上帽子；至于真相或冤情，最简便而偷懒的做法，就是留给后人去解决。另一方面，陈三立各类著述在特定时代的长期“缺位”——无人刊刻，无人传诵，无人研究——也在无形中增大了被人误解、被人唾弃的可能性。
光绪二十四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898—1937）的漫长岁月里，陈三立的生活因为时代的变革一次又一次发生着变化，但他“不求闻达于逊清之世，不乐依附于洪宪之朝，不预机谋于复辟之变，不欲指摘于军阀之秋”，生前就曾被赞誉为“孤忠独行，一时无匹”。支撑着陈三立艰难度日的，除了难以割舍的亲情之外，便是心中的那份期盼和等待——期盼着人伦纲纪的复兴，等待着为国致太平的奇才异人早日出现。
早在晚清末世，陈三立已对异说纷呈和“斯文将丧”的现状深表忧惧；民国改元后，他的忧患和惶恐也就变得愈加深重。辛亥之役对于陈三立而言，无疑是一场更大的“洪杨之乱”。“农废于野，贾辍于市，骸骨崇邱山，流血成江河，寡妻孤子酸呻号泣之声达万里”的惨象之外，更令他痛心的还是天维人纪的浸以坏灭和奸邪之说的充塞沸腾。轻剽少年日作气势，“其狂逞几欲举古先伦纪道德、典籍文字尽摧灭而变易之”。堪称为三纲六纪之说所化的陈三立，仿佛承继祖、父命运一般，再次面临着赤县神州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他在诗文中反复倾诉的“百忧千哀”“千秋万岁恨”，有很大一部分是针对传统文化的这场浩劫而言的，而绝非局限于一姓之兴亡、一朝之盛衰，他所期盼和等待的也正是传统文化精神的中兴与延续。历史的每一次动荡都是一块块人心的试金石，早已退避江湖的陈三立仍然激情烈烈地注视着身边的忠奸贤愚。“武昌变作，海内大震，文武将吏披靡应和，跳踉争自试，不则惴恐弃印绶遁去”，江苏巡抚程德全、湖南巡抚余诚格因此在陈三立的笔下被打入另册；而临难殉节的官员如杨调元、黄忠浩等人，便理所当然地被他奉为舍生取义、垂示后世的忠烈之士。
道失于朝，陈三立便寻之于野。于是，为流民遗老、贞女节妇、孝子贤孙撰写碑记或颂诗，很自然地成为晚年陈三立的主要事业和最大兴趣。亲朋故交之中，无论是毁家纾难的席曜衡、入傅冲主的梁鼎芬，还是坚却罗致的罗正钧、改冠易服的李瑞清，均被陈三立引为同调，视为耿耿孤忠、高风亮节。而潜心搜集前典旧法，勤搜博访先贤遗著，“毅然甘尸呵护残遗、拘狃顽旧之名，不恤时流之訾笑”的陈诗、胡思敬和刘锦藻等同道，更被他推崇为扶树道教、保存国故的有心人。
即便是那些并无太多深义的凡人琐事，如刘启甲兄弟相依相存于患难中；如刘凤起之母黄氏“贤而识微”，力诫凤起“毋苟假名义投祸难”；如高素贞、高阳姑侄，素贞为照顾兄嫂、侄儿“不字以死”，“死而使兄及兄子历时久远不能忘”，高阳“固学于异域者也”，“受异域之学说者，群以中国累传家族之制为害富强、根贫弱，方欲弃而易之”，高阳却能迥异于俗众，“本其父不忍死其女弟之心，闵闵懃懃”，“托当世文学雅儒传其德美一二于无穷”——皆被陈三立视为足以刮磨人心，推美人纪，表俗而风世。
在陈三立看来，仁义乃立人之道，纲常名教乃立国之本。倘非有根器之人，则不足以担负力挽横流、整饬纲纪的重任。以无智无学之中国而论，侈行新政尚非其人其时，“为国致太平与养生求不死皆非常人所能，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家国不保、纲常难继之时，奇才异人千呼万唤不出来，绝望中的陈三立只能反反复复地发出这样的伤叹——“老眼还期然死灰”，“神州莽莽谁医国”，“呜呼何术挽横流”。
东南自保
东南自保与庚子勤王，可谓互为表里的两次事件，或者说是同一活动的两个环节、两个着眼点。勤王之事仅仅停留在谋划阶段，最终因为主要人物的犹疑退却而胎死腹中；东南自保在当时倒是颇受关注，几位主要当事者后来都以各自的方式留下了一些光荣的回忆。然而，作为这两次重要活动直接参与者的陈三立，对此却一直保持着十分谨慎而低调的处理，联系到陈宝箴的猝逝恰恰发生在活动最为关键的时期，不由得使人对陈三立的这番处理觉得事出有因。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确实是陈家的多事之秋。这年四月，陈三立费尽心机，总算完成了移家南京的计划。移居之计，上一年冬天已有商议，只因“移家之费尚无着落”，一拖再拖。此时的陈家，仍然面对着“分应亲故不相收，万口訾謷满嘲诮”的艰难处境，作为一家顶梁柱的陈三立时时“苦于谋生”。曾经亲自到南昌与陈氏父子盘桓旬日的邹代钧对此深感不安，他致函梁鼎芬，请求梁氏设法将江西萍乡绘图股票事差委陈三立代办，以济陈家之困。无奈“力量有限”，未能如愿。失望之馀，邹代钧只得这样自我安慰：“以理揣之，义宁断不至穷死，当有转机也。”正是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下，戴罪在身的陈三立竟然将一家老小的衣食安危抛诸脑后，重新踏上了一条危机四伏的荆棘路。
庚子（1900）正月，山东义和拳兴起。四月，义和拳渐及京师。五月，各国联军与义和拳战于京、津，官军协助义和拳围攻租界及使馆区。五月二十五日，清廷下诏与各国宣战。除东三省及直隶服从命令抵抗联军外，其馀各省均在观望风色。上海盛宣怀的幕僚何嗣焜（眉孙）建议邀请张謇说服两江总督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邀请赵凤昌（竹君）说服湖广总督张之洞，由盛宣怀牵头，将两广总督李鸿章与刘、张二人拉到一起共商对策。幕后参与谋划的另有陈三立、汤寿潜（蛰先）、沈瑜庆（爱苍）等人。
五月二十七日，盛宣怀自上海分别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请饬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领事订约，租界由各国保护，长江内陆归督抚保护，留东南以救社稷。六月初七日，余联沅与各国领事订立《保护南省商教章程》九条及《保护上海租界城厢章程》十条。
六月十三日，陈三立自南京致函有“小之洞”之称的梁鼎芬：
读报见电词，乃知忠愤识力犹曩日也。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顾虑徘徊，稍纵即逝。独居深念，讵不谓然。顷者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伏希商及雪澄，斟酌扩充，竭令〔命〕赞助。且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精卫之填，杜鹃之血，尽于此纸，不复有云。节厂老弟密鉴。立顿首。六月十三日金陵发。
此札原件为广东番禺黄氏所藏，周康燮《陈三立的勤王运动及其与唐才常自立会的关系：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一文首次披露。周文注疏略云：
骤读之，似为庚子义和团案时筹献东南自保议，细辨之，赫然为三立参预唐才常自立会组织，谋拥鄂督张之洞，挈两湖宣布独立，以劫持江督刘坤一，联为同志，成立势力，勒令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之复辟勤王运动。
……庚子之役，献议东南各省自保者，首发于赵凤昌，倡导于盛宣怀，终由江、鄂二督列衔饬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议定东南保护约款九项，时三立虽属戊戌得罪禁锢在籍之身，亦得躬预斯役。
……札中之“陶观察”为陶森甲，字渠〔榘〕林，时以湖北候补道员代表鄂督赴沪与议东南自保者。“龙大令”名泽厚，字积之，广西临桂人，……参与张园国会，被举为干事。……“雪澄”为王秉恩字，王四川华阳人，举人。张之洞在蜀所取士，久佐张幕，后荐于粤督岑春煊。……陶之“说词”，龙之“书牍”，虽不可考，从文义以臆测“商及雪澄，斟酌扩充，竭令〔命〕赞助。且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诸语，之洞于勤王复辟运动，似已默许。刘禺生有记容闳保国会事，足资此一默许之证佐。综察此札，三立欲使鼎芬商筹秉恩，谋通款曲于张之洞，由张之洞劫持刘坤一，主持此勤王复辟大业。乃之洞权诈欺世，势利性成，致才常、三立所谋，终告失败。
刘厚生《张謇传记》引用张氏《啬翁自订年谱》“庚子年记事”的同时，对此事也有所申论：
记事之一
五月北京拳匪事起，其势炽于黄巾、白波。二十二日，闻匪据大沽口，江南震扰，江苏巡抚李秉衡北上。
记事之二
言于新宁，招抚徐怀礼，免碍东南全局。
记事之三
爱苍至宁，与议保卫东南。
记事之四
陈伯严三立，与议迎銮南下。
记事之五
蛰先至宁，议追说李秉衡以安危大计，勿为刚、赵所误，不及。
（以上三条，似系沈、陈、汤三人，直接向刘坤一建议之语，而非张謇之所建议，但亦许由刘坤一所邀请，在公同谈话中，各人自己发表，以凭刘采择也。）
记事之六
至沪与眉孙、爱苍议，由江、鄂公推李相，统兵入卫。
（按此条并未实现，盖事实之不可能也。）
记事之七
与眉孙（即何嗣焜）、爱苍（即沈瑜庆）、蛰先（即汤寿潜）、伯严（即陈三立）、施理卿炳燮（为刘坤一幕府）议，合刘、张二督保卫东南。余诣刘陈说后，其幕客有沮者，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某客曰：“头是姓刘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应。
（此条系张謇与何、沈、汤、陈、施五人在上海共同议决之意见，而由张謇一人至宁说服刘坤一也。……刘坤一电约张之洞保卫东南，得其同意后，即会衔通电各省将军、都统、总督、巡抚，告以北京义和团完全由于端王、刚毅所指使，朦蔽两宫，袭击各使馆，擅发对各国宣战之上谕，均不能承认，望各省当局切勿轻信，竭力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云云。除直隶及东三省已与俄发生战事外，各省皆一致响应……）
记事之八
闻浏阳唐才常在鄂被捕，属鄂友言于南皮曰：“光武、魏武军中焚书安反侧事，可念也。”
记事之九
再说新宁退敌迎銮。（按“退敌迎銮”究竟是什么用意，不可不加以说明。此主张发生于陈三立。三立系前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宝箴在湖南任内实行新政最早，并邀梁启超到湘讲学，多半出于三立所主张。三立实为维新派之中坚人物，其人品之高峻至今犹为人所敬仰。迎銮之意，即拟将那拉氏与光绪迎到汉口或南京，作为行都，然后再设法强迫那拉氏交出政权也。张謇首先赞同此说，密向刘坤一陈说，坤一颇心动，而不能决，即商之于施炳燮，施亦怀疑。嗣施到上海会议时，何嗣焜、沈瑜庆更为炳燮力言，不去那拉氏，中国无望。炳燮亦大悟。允偕张謇至宁，以全力说服刘坤一，坤一竟为所动。遂设法派人先与张之洞商量，而之洞竟不赞成。嗣李鸿章到上海后，坤一又派人以迎两宫南来意与鸿章密商，鸿章反对更力，他开口就说：“太后决不会肯来的，一般旗人亦决不肯放他到南方来的。”盖鸿章已警觉到其中含有密谋也。）
庚子勤王、东南自保的复杂多变在当时颇有代表性，几支最主要的力量都争先恐后地加入角逐中。合作、分化、阳谋、阴谋，纠缠不清；猜疑、利用、争斗、暗算，接踵而至。
六月二十日，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为了募款筹饷，致函各埠保皇会，以南方勤王义勇已分布数路，不日将起，吁请华侨申明前义，务祈加捐。七月初一日，唐才常等以“保国保种”为辞，邀集沪上名流数十人在愚园召开“国会”（又名“中国议会”）。宗旨大要：“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立；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以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
与此同时，唐才常奔赴汉口，将自立军分为五路，密布鄂、皖、赣、湘各重要地区，部署发难。其间，唐才常借日本人谋通款曲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张之洞犹疑莫决，“然对于党人之活动虽有所闻，未尝予以发觉，似非全无好意者”。“唐设法促张自决多次，张无表示。唐以为无望，乃扬言于外人曰：'倘张之洞奉清廷之命以排外，吾必先杀之，以自任保护外人之事。’张闻而恨之，……决计先发制人，将党人一网打尽，以绝祸根。”
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入京。二十一日，两宫出京西奔。二十七日，唐才常自立军汉口事泄失败。二十八日，唐才常、林圭等人就义。勤王之事，至此告终。勤王事败，陈三立曾身受“谣诼”，事虽不详，但估计与周旋于各派之间有关。三立之友汪康年的际遇，颇有参照意义。勤王事泄，唐才常罹难，康党遂目汪为张之洞侦探，将才常之死归咎于汪氏之告密；而江督刘坤一又视汪为唐才常羽翼，称唐被杀后汪仍来鄂一次，见事已败露，始潜逃。闰八月，一无所知的汪康年因事前往南京。刘坤一误信谣传，怀疑汪有所图谋，于是派兵赶至客栈闭门搜索，幸而汪康年先已得讯，微服出逃。刘坤一随即派员奔赴下关码头，严加盘问，期于必获。九死一生的汪康年事后致书刘坤一，辨明其诬，事情才算了结。
按照常理来推测，陈三立庚子年的活动极有可能会因为父亲的猝逝而有所中断，但迄今仍未能找到新的材料来印证这一推测。同样布满疑团的还有如下几点：陈三立的参与，是否接受了父亲的安排？陈三立的参与，是否缘于沈瑜庆、杜俞等人的约请？陈三立与唐才常既有“合作”，他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是否也有联系？——保皇会《电报密码》（一九〇〇年）“人名”类有“333 三立”字样，不知是否指代陈三立。
疑团的产生，仍然缘于研究的不足。与此相应的，便是陈三立在这场活动中所担任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至今也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庚子勤王事既未果，是非功过权且不论。“东南自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被定义为：“1900 年义和团运动期间，英、美等帝国主义操纵和勾结中国各省督抚、企图分裂中国的侵略活动。”尽管陈三立从未直接在诗文中为自己勒石铭功，但通过三立晚年为盛宣怀所撰墓志铭中“保全中国”“国不遽覆”等语句来看，他对当年能够参与这次活动一直深感欣慰和自豪——毕竟它在一时一地确实发挥过保全江山、安定民生的效用。
庚子（1900）剧变之后，陈三立忍痛办妥父亲的丧事，岁末时节铩羽而归，回到位于南京珠宝廊的家中。没过多久，他携家赁居中正街，名其寓庐曰“散原精舍”，从此自号“散原”，“所以识隐痛也”。这一年，陈三立不过四十九岁。
辛丑年（1901）又是一个多事之秋，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收诗起始于此，寄托于“散原”二字中的“隐痛”，很自然地率先通过他的诗歌呈现在世人面前。
诗穷而后工，也许是上苍着意要让陈三立凭借诗文扬名于世，这才刻意将种种“天灾人祸”集中安排在这一年：
正月初，因各国公使屡屡要挟，除令庚子庇纵“拳匪”肇祸大臣载勋、毓贤正法外，英年、赵舒翘赐令自尽；五月，江南大雨成灾，“义宁等州县，城内水深丈馀，庐舍人民、禾稼牲畜，漂流不计其数”；七月初一日，以八国联军迟迟不退，诏改于八月二十四日启跸回京；七月二十五日，清廷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十一国公使签订《辛丑条约》；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卒，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件件桩桩，已足以令陈三立不可能在此时此刻“自绝于俗世政治”。
于是，留在辛丑年诗作中的，除了“寄命江南几苟活……四海无人一秃翁”“更闻谢敌诛晁错，尽觉求贤始郭隗”的失落和悲愤，更多的还是“国忧家难正迷茫，气绝声嘶谁救疗”5“百忧千哀在家国，激荡骚雅思荒淫”的忧惧和哀痛，而“平生报国心，祗以来訾毁”“犹怀中兴略，听角望湖亭”一类的诗句，显然也不是“自绝于俗世政治”者吟咏得出的。
陈三立辛丑年诗作的情感内涵，除却使人黯然神伤的忧国忧民、伤古惜今，更有令人回肠荡气的崝庐述哀、感念飘零。诗人足迹所涉，无论是西山景物，还是金陵风光，原本静穆从容的自然环境，由于贯注了过多的失落、怅惘、压抑、哀伤、悲痛，往往失去了从前的容颜，一变而为面目狰狞的凶魔，压迫着诗人的身体，震撼着诗人的心灵。展卷诵读，回天无术而又不甘隐沦的奇崛苍莽之气，每每穿透纸背扑面而来。这样的情景，这样的感受，虽说在陈三立数十年的诗作中屡屡出现，但仍然以辛丑年诗作形成的冲击最为集中而猛烈。
辛丑年的陈三立，虽与顾云、薛华培、俞明震、陶森甲等友朋诗酒游宴不辍，但“国变家难，萃于一时，集于一身”的千忧万恨始终无法排遣。正月下旬，长子衡恪赴沪入法国教会学校，临行前，三立有诗令持呈衡恪外舅范当世，又嘱衡恪代吊汪康年母丧。同病相怜之际，竟至“临风缀〔啜〕泣，殆不自胜”！而持赠范当世的诗中虽有“生涯获谤馀无事，老去耽吟傥见怜”之句，但未过多久，“老去耽吟”“闭门只惜金石声”的心愿便被两宫回銮改期的消息击退了。
七月初一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诏谕天下：原定十九日由河南、直隶一带回京，以外国联军未撤，改于八月二十四日启跸回京。回銮改期，“知者无不忧惧”。七月十三日，陈三立致函《中外日报》总理汪康年，一面询问奕劻、李鸿章纠合刘坤一与张之洞“电请收回改期之成命”是否已经收效，一面委托汪康年将李希圣（亦元）新刊《政务处条议明辨》寄呈两广总督陶模（子方），以期“采择入告，挽回转移于万一”，“亦未始非吾辈精卫填海之心也”。二十三日，陈三立再次致函汪康年，追问李希圣著作是否收到，同时又补寄两本，仍盼汪康年“速将此书转递陶子方制军（或函寄拙存）”。逼迫着陈三立如此焦急和忧虑的，是实在不容乐观的形势——“英兵既不愿退出，而俄之密约乃严催画押，虽有斥俄无礼之诏旨，然悔之何及耶！”而选择陶模作为奏递的中介，不仅仅因为陶模之子葆廉（拙存）堪称一时才俊，与陈三立、谭嗣同、吴保初（彦复）以“四公子”见称于世，更重要的原因是陈三立认为“今之大臣而有胆识者，只陶制军一人”。
然而，事情远非陈三立想象的那么简单。两天后，《辛丑条约》毫不留情地签字画押。秋梦一场，了无痕迹。忧国之念难泯的陈三立历尽风波，尝尽艰辛，念念不忘与闻政事；倒是俗世之政治远较陈三立洒脱——堕甑不顾，朽木不伐——既为放废旧臣，“不材者无用之用”大可不必一试。
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在辛丑年的唯一“业绩”，也许可以归结为七月十六日的一道谕旨：诏自明年始，乡试、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同时，诏停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数年前的努力，总算有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然世界皆若漠然者，盖无一豪精神动人之心、作人之气，故无论如何只觉有死气而无生机耳”。一个多月后，依然难以摆脱失落和困惑的陈三立，在答复同样身遭谣诼、幽居著述的皮锡瑞时，满怀悲愤地写道：“尊况鄙状，不言而喻。回忆曩游，梦影重重而已。政府新政，去'敷衍塞责’四字尚隔万重。”
辛丑之年，陈三立两度返回西山上冢。冬至（十一月十二日）这一天，陈三立再次哭拜于父母的墓前。一阵阵倾诉之后，他匆匆踏上归程，赶回南京与家人度岁。某日黎明时分，船抵九江，远眺匡庐，近看浔阳，感时伤势之情油然而生：“藏舟夜半负之去，摇兀江湖便可怜。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鼾声邻榻添雷吼，曙色孤篷漏日妍。咫尺琵琶亭畔客，起看啼雁万峰颠。”
“不入帝城”
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陈三立和往常一样留在散原精舍与家人团聚。也曾显赫一时的义宁陈家，早已既无官俸，亦无恒产。陈三立原本不擅生计，加上三个孩子相继游学，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贫是吾家物，宁敢失坠之？”辞旧迎新的鞭炮虽说驱不走穷鬼，多多少少还是给清贫、寂寞的生活增添了一丝喜庆和慰藉。老友顾云（石公）在龙蟠里的“挑菜节”同往年一样如期举行，夏敬观（剑丞）、缪荃孙、刘世珩（聚卿）等人闲暇时也不忘登门饮酒赋诗。日子原本可以像往常一样平静而平淡地过下去，但南浔铁道的大小事务却一再把陈三立拖回到纠缠不清的人事纷纭之中（详后），而远在京城的一群政客也早已将陈三立纳入了网罗拉拢的名单。
这年的清明（三月十三日），不知为何原因，陈三立居然没有来得及回乡为父母扫墓。直至四月初，他才匆匆忙忙地乘船西行，返回西山崝庐。
十多天后，陈三立辞别西山，来到南昌城内。逗留数日，遂与南浔铁路另一位发起人黄大埙（字棣斋，又作益斋）同舟前往九江。继而独自逆江西行，经武穴，抵武昌。同易顺鼎、黄嗣东、梁鼎芬等匆匆一晤之后，随即由汉口搭乘汽车，开始了北上之行。
陈三立的这次北行，收存在《散原精舍诗》中的纪游之作不过寥寥数首。看似平常的此次行游其实大有来历，时隔数十年，人们才从陈寅恪的回忆中看出其玄妙所在。
先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假意立宪，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督办政务处受命筹订宪法大纲。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三日，慈禧太后下诏准备“仿行宪政”，预备立宪正式开始。业已跃居为北洋首领的袁世凯，早就不再满足于对督办政务处（后改称“会议政务处”）的遥为参与。预备立宪尚在筹划之中，袁世凯便指使党徒大加鼓噪，为“他日自任内阁首相”摇旗呐喊；另一方面，老谋深算的他为了扩张势力，急欲“先修好戊戌党人之旧怨”。戊戌党人除康、梁之外，“两公子”之一的谭嗣同坦然殉难；熊希龄等人如尘埃散落，各有归属；萧然物外、不染尘氛而又夙负重名的，似乎只剩下“两公子”的另一人——陈三立。
虽说陈三立早非仕宦中人，屡经征辟，“始终无意仕进”，署理江西巡抚吴重熹致电政府时也早已声明：“素号维新之陈主政，亦以为立宪可缓办”，但直隶总督袁世凯仍不肯轻易放弃树立陈三立这面大旗的任何努力。
他得知陈三立的挚友毛庆蕃、罗正钧、吴保初正依靠自己的党羽——直隶布政使、署山东巡抚杨士骧，于是下令诸人电邀陈三立北游，以便伺机行事。署理直隶布政使毛庆蕃，清苑县知县兼领直隶学务罗正钧，以及寓居天津的吴保初，遂联名致电陈三立。陈三立复电，“谓与故旧聚谈，固所乐为，但绝不入帝城。非先得三君誓言，决不启行”。一阵忙乱后，三位老友“遂复电谓止限于旧交之晤谈，不涉他事”。
得到三位老友的保证之后，陈三立这才起身北上。没有了心理的戒备，北游之人方才得以真切体会旧友重逢的种种感受。
陈三立与毛庆蕃阔别多年，“执手皦日下，各惊颜貌癯”。一夜欢饮，“连宵倒衷肠，屏风触僮奴”。十二年前，三立之父曾官直隶布政使，三立虽未随侍，但“绕屋念先泽”，依然“涕陨沾襟裾”。闰四月初二日，毛庆蕃在著名的保定莲池书院宴请三立，宾僚咸至，俊彦齐集，又是另一番热闹场面。
陈三立此行，还曾赴天津探视另一位老友——同为“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吴保初虽系名门之后，但因“屡忤权贵人”，多年来郁郁不得志，于是索性“恣为江海游，颇亦娱声色”，大有放浪形骸之态。此时陪伴在这位昔日名公子身边的，除了在沪上结识的红粉知己彭嫣，就只剩下“扬州八怪”之一黄慎（号瘿瓢子）的一幅画轴，吴保初“爱其兴寄别，遂自署瘿公”。把酒晤谈之际，陈三立戏赠二绝，聊抒相哀相怜之意：“酸儒不值一文钱，来访瘿公涨海边。执袂擎杯无杂语，喜心和泪说彭嫣。”“彭嫣不独怜才耳，谁识彭嫣万劫心？吾友堂堂终付汝，弥天四海为沉吟。”七年后，吴保初“贫至无钱买药，叫号而绝”，临终前，委托同乡陈诗（字子言，号鹤柴）将黄慎画轴寄赠陈三立。陈三立接到凶讯后，亲往灵堂祭奠，“来吊时，跪拜涕泣，口呼彦复，观者均极感动”。
陈三立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北游是否与筹建南浔铁路也有关涉，如今已无从稽考，但“不入帝城”倒是较早地折射出陈三立辛丑后立身处世之道的改变——辛丑年聊效芹献、亟盼采择的执着和焦躁，如今也已随着朝政日非而变得困倦和厌烦。
此后，陈三立的行踪变化无常，或驻景南天，或掉臂北行，每每离群孤往，落落寡合，始终远离俗世政治的中心。看似四海为家，实则四海无家对影孤，家国时时寄托于江湖漂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