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国际组织官员职业发展路径及其对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启示

中国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面临诸多挑战，有影响力的中国籍国际组织官员数量少且分布不均，他们的成长路径对于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具有一定启发意义，高校可通过完善选拔机制，探索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专业设置，强化高层次学历人才的推送工作，构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闭环”等路径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随着对外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和输送成为近年来高等院校的重要工作之一。然而，相较于欧美国家，中国高校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工作起步较晚，国内真正提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国际公务员培养”等理念，并建立培养模式的时间尚不足15年。根据中国高校高端复合型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的情况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曾于1986—1994年设有联合国议员培训部，开设高级翻译班，此后10多年间，高校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领域的工作进展缓慢。2007年以来，国内部分综合类院校和外语类院校依托国际关系学科、外语学科，通过学位培养项目和研修项目的设立，开始对国际组织人才进行系统培养，国家层面相继出台相关文件和举措，引导和支持高校向国际组织推送毕业生和实习生，中国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由起步探索阶段逐渐向稳步发展阶段过渡。现阶段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面临诸多挑战，如办学经验不足、目标定位不清等内部因素制约着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高层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长期性和全球治理对于人才需求的紧迫性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因此，探索高层次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模式尤为必要。研究将对2000年以来在国际组织担任要职的28位中国籍官员的特征和成长路径进行分析，为中国的高层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提出建议。

一、数据概况

本文研究对象为2000—2019年在联合国系统内担任过（含正在担任）重要职务或级别在D级以上，且在国内和国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籍官员，担任的职务包含联合国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部分组织的总干事、副总干事，以及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等。通过收集整理互联网以及相关组织官方网站公开的官员信息，形成基础数据集。由于部分官员有不同国际组织的任职经历，研究以官员担任最高职务的国际组织为统计标准。28位官员中，11位已卸任，17位在任，任职的国际组织除了联合国秘书处（4人）以外，涉及的专门机构有国际电信联盟（1人）、国际法院（1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人）、国际民用航空组织（1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1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人）、世界贸易组织（3人）、世界气象组织（1人）、世界卫生组织（3人）、世界银行（4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人），涉及的方案和基金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人）。

二、统计分析

（一）性别和年龄

28位官员中有女性5位，男性23位。28位官员履职国际组织最高级别职位时的平均年龄为57.5岁，已卸任的11位初任时平均年龄为57.8岁，平均在任时间为6.7年。

（二）教育经历

28位官员中，3位本科阶段就读于国外院校，25位就读过国内院校。本科毕业学校既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综合类院校，也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交学院等具有专业特色的院校，涉及外语、法律、外交、信息技术等专业。26位具有硕士学位，其中6位具有双硕士学位，8位在国内取得硕士学位，20位在国外取得硕士学位，11位在硕士阶段留学美国并获得学位。从硕士阶段的专业来看，11位在硕士阶段选择了跨专业学习或者跨专业进修。14位具有博士学位，10位在国外取得美国、加拿大、荷兰、哥伦比亚、法国博士学位，其余4位在国内取得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博士学位。从博士阶段的专业来看，仅有1位选择了与本科和硕士不相关的专业。

（三）职业发展

从28位官员的职业周期来看，11位官员初任最高职位前虽然没有国际组织任职经历，但是具有平均28.9年的相关行业工作经历；另外17位官员初任最高职位前有平均12.8年的国际组织任职经历，且另有平均15.4年的相关行业工作或者科研经历。从工作履历来看，28位官员供职国际组织前的工作单位有高校、外资企业以及政府机构，其中政府机构主要涉及国家部委、驻外使（领）馆以及事业单位。根据从事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来看，28人中有18人供职的国际组织涉及的主要业务与他们所学的专业具有高度相关性，另外10人所学专业与供职的国际组织涉及的主要业务相关度较低。

三、特征分析

本研究尽管样本量较小，但是对于分析中国籍高层次国际组织人才的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我国培养和输送高层次国际组织人才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认为中国籍高层次国际组织人才具有以下特征。

（一）有影响力的官员人数少且分布不均

2000年以来，累计6位中国籍官员在国际组织担任负责人。而相关研究表明，2000—2017年，美国在国际组织担任主要负责人的人数累计16位，法国9位，日本和韩国各6位，德国、英国、加拿大紧随其后。联合国公布的已缴清2019年会费的会员国名单显示，中国在联合国实际按时缴纳常规经费为3.3亿美元，位列第一，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缴费均低于中国。本研究所选取的其他在岗官员分布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在其他国际组织鲜有具备一定影响力的高级别官员。整体来看，相较于高额的会费，中国在联合国系统的高级别官员数量仍有增长空间。

（二）具有多元化的职业发展路径

28名官员的国际组织任职和晋升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长期从事国际组织工作，从国际组织直接晋升的平直型路径。通过这一路径晋升的官员一般熟悉国际组织的具体规则和业务，且具有国际组织多岗位工作经历，如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徐浩良在硕士毕业后长期供职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晋升前具有该部门多个岗位的工作经历。二是长期从事科学研究或者专业实践工作，从专家学者转向国际组织官员，属于“学而优则仕”的迂回型路径。这一类官员一般在晋升前积累了丰富的科研和实践经历，在行业内有一定权威和影响力，且具备一定管理和领导才能，如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在任职前一直从事经济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领域具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国际法院前院长史久镛在供职国际法院前长期从事国际法研究工作，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领域具有较高造诣。三是在国内政府机构任职一段时间之后，由国内官员到国际组织官员的阶梯型晋升路径，这类官员的特点是综合素质相对突出，政治、外交、管理等方面的才能相对突出，如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陈冯富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现任总干事屈冬玉、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吴红波、世贸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等官员均属于这一职业发展路径。多元化的晋升路径表明，高级别岗位的晋升并没有固定模式，联合国的工作经历对于高级别任职并非充分必要条件。

（三）积累丰富的职业经验

分析发现，28名官员任个人最高职位前有平均将近30年的职业经历，且长期从事某一领域工作，个人任最高职位时从事的工作与履职前的工作高度相关。28名官员任个人最高职位前从事的工作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行业领域分布广，所涉及的行业有公共管理、农业、教育、金融业、交通运输、法律、贸易、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国际组织等。事实上，国际组织的数量众多，单是联合国系统内就有近50个组织，联合国系统外还有经济金融、粮食、能源、卫生、海事、民航、知识产权、安全、法律、科技合作、社会、标准制定等领域，每一个领域下又有多个组织。从国际组织的性质来看，除政治性的国际组织以外，每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分别涉及一个行业或者领域，因此，在要求丰富的行业经验的前提下，国际组织高级别官员也必定来自多个行业。二是涉外程度高，出身于政府机构的多名官员曾经从事外交工作，其他部分出身于科研或者其他行业的官员也都在早期有涉外的工作经历。国际组织是各个国家开展国际生活的重要平台，国际组织职员的工作则建立在国家交往的基础之上，高级别职员既要承担国际组织的内部管理工作，还要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这对领导能力以及国际交往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其中国际交往技能需要在长期的涉外研究或者实践中积累，对于中国籍的高级别职员而言，在履新之前，他们平均有25年的涉外工作经历。

（四）拥有多样化的专业学习背景

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专业均呈现多样化特征，单从本科阶段来看，所涉及的专业就有经济学、国际法、农业机械、外语、园艺、自动控制与仪表、通信、地质地理、外交、化学工程、体育、文学等。海外留学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专业的多样性以及复合性，23名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官员中有5名在硕士阶段获得了双硕士，且存在不同程度的跨专业学习。例如，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现任秘书长柳芳本科阶段的专业为法语，硕士阶段分别在荷兰莱顿大学以及武汉大学获得航空及空间法专业硕士、国际私法硕士；世界银行现任副行长华敬东本科阶段专业为化学工程，硕士阶段分别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金融工商管理硕士和国际经济政策公共管理硕士。实际上，国际组织的业务实践对于专业素质要求较高，相关的量化研究表明，国际组织高级职员最重要的两项指标是专业素质和领导力，其中专业素质在高级职员素质中的权重为20%。专业素质的提升一方面来源于长期的工作实践，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在校期间的专业学习背景，即便是所从事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不高，但早期专业学习过程中获得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后期胜任不同岗位的工作。

四、对人才培养的启示

高校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目前的模式能否经得住国际社会的考验尚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来进行验证，且国际形势日趋复杂，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仍面临许多实际难题，现阶段应继续加强人才培养机制的广泛探索和优化。

（一）完善培养对象选拔机制

目前，高校较为通用的做法是从新生群体中选拔具有一定培养潜质的学生进行国际组织人才的项目化培养，并配套更高标准的教育教学资源，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可以说是一项起点高、成本高、期望高的人才培养工程。高校在选拔培养对象时，应注重对价值观、个性特质等基础素质的考察，其中个性特质方面除了灵活开放、抗压、外向、尽责、敏锐、注意细节等素质外，毅力这一个性特质也尤为重要，中国籍国际组织官员在某一领域的持续“深耕”正是这一个性特质的现实体现。高校应建立培养对象的动态调整机制，设置准入和退出标准，既允许符合条件的高年级甚至是高学历学生加入项目，也允许不再适合继续培养的学生退出项目，提升项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探索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专业设置

前文分析表明，中国籍国际组织高级职员的专业背景不仅仅集中于法律、经济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理工科专业背景的人才在国际组织中也有很多施展才能的空间。国际组织人才的复合型属性是业界达成的基本共识，但是复合型人才身上“技能包”的实际配置则对专业设置提出了具体要求，依托涉外专业设计培养方案的做法奠定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基础模式，未来是否将复合型模式延伸至理工科类专业仍然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性。部分综合性高校可以在现有基础上，结合重点国际组织的人才需求以及学科专业优势进行论证和设计，确定人才培养的优化升级方案。

（三）强化高层次学历人才推送工作

当前高校对于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和推送工作主要集中于本科生，对于硕博研究生的关注不足，国际组织高级别职员的学历情况启示高校应该对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采用差别策略。硕博研究生经过长期的专业学习，具有一定专业基础，高校可在工作实践中有针对性选拔一定数量的研究生作为推送对象，鼓励他们瞄准国际组织中的专业性岗位实习或者就业。同时可协同国内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做好硕博毕业生回国就业的衔接工作，可通过设置特定岗位、增加就业便利性等措施减少国际组织回流人才对于再就业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出得去，回得来”。

（四）构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闭环”

高校人才培养偏向理论基础，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相对薄弱，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仅仅依靠高校的力量容易产生“脱节”，导致后程发力不足。要从根本上解决高级别人才短缺、分布不均等问题还需解决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问题。一方面要促进具有国际组织任职经验的人员对高校人才培养和推送工作的反哺，如可将高级别任职经历人员聘为专兼职教师，与具有初级任职经验的人员建立高校互助计划等；另一方面还要做好国际组织人才的接续培养工作，对于毕业离校后从事国际组织工作的学生给予更多持续性的关注和指导，强化涉外管理部门与高校人才培养的配合。

作者简介：段子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