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为暴力开脱 | 江河·早茶夜读



文 | 江河
出版社工作
读了《公主之死》,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当受害者为女性时,案件的审理往往会变得非常复杂,可博弈回旋的余地非常多,比如母亲的身份有可能会被分为两支,如果亲生母亲和嫡母不是一个人,那么案件就会走向不同的结局;又如我们习以为常的那句父权伦理名句“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而夫死从子”,在法律尚未明晰的时代缝隙里,也并不是被严格遵照的金科玉律,一个古代女性在承担法律责任时到底是从父,还是从夫,还是两边都兼着,这样的问题也会引起一系列的争论。

伦理和法律的交锋似乎是一场永远无法终结的战争。不仅在未建立起完善法律体系的古代社会时有漏洞,即使在成文法条清晰罗列的今天,也会存在着种种矛盾和不公,作者引用台湾上世纪关于夫妻财产的法律条文作为例证:
罗翔说,法律保证的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那么当集体道德观念受限于整个社会结构性的不公时,法律无疑是滞后的,我们知道法律正义的天平并非是先天存在的,公正需要永恒不息的争取。作者的女性主义立场十分鲜明,从讲述故事的权力到追求平等公正的权利,她连连发问:
这三个问题构成了她讨论法律公平的着眼点,虽说是历史中的案件,却基本上还是今天的世界。

书中讲到家暴问题,被施暴的女性可以说维权无门,她们会受到法律程序和伦理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如果妻子受伤未死,那么起诉人只能由妻子本人担当,只有当妻子受伤身亡时,才能由他人控告施暴丈夫。“也就是说,假如妻子不愿、不敢或不能提出告诉,那么家庭中的许多暴力行为恐怕都无法揭露”。另一方面,由于伦理上父与子的等级秩序规定,儿女不能控告暴力父亲,这就导致一个家庭中,孩子作为可能是最直接的暴力目击者,也无法揭露真相,争取公义。这样一来,暴力行为就会被无声地湮没。法律的限制无形中将暴力合法化,无时无刻不在暗示着,暴力始终是一种权力。
按现代社会学理论讲,暴力会成为一种代际问题。存在于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最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的,被销声匿迹、草草敷衍了的暴力,穿越历史深邃的时空,早已成为了我们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繁衍着一代又一代的,具有阳刚之气的“龙的传人”,留取丹心照汗青。

前段时间跟着小组抄1917年的《申报》。
1917年7月,这一月不仅有张勋忙着复辟,溥仪狼狈退位。还有连着两天的杀妻案值得一看:1日《杀妻监禁十二年》,“将妻陆氏谋毙,尸藏灰堆中”,2日《韬朋路夫妇同毙之惨剧》。后一则报道的细节更多:丈夫把妻子砍死,二房东带人撬开门,才发现女人“受刀伤五六处,倒毙地上血泊中”,丈夫则畏罪自杀,“悬梁自缢身死”。警方还未查明真相如何,吃瓜群众们在街头巷尾却早已有了定论——“外间遂传称倪妻本与人有暧昧之事,被倪侦知”。舆论惯用的伎俩就是我们现在常说到的“荡妇羞辱”,小市民们自动脑补为暴力杀妻的丈夫开脱——“曾经吵闹多次,此次想因忿极所致云云”……
两则杀妻案,一则清晰了当,判处十二年,一则舆论先入为主为施暴者代言。试比较一下二者的标题,第二则《申报》的标题显然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把一桩杀妻畏罪自杀,尚未调查清楚的刑事案件演绎成了一则狗血八卦剧,生与死,无非供人闲谈而已。迅哥儿早就说过,“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大概在这种环境中,纵使她不死在丈夫的刀尖下,早晚也会死在“人言可畏”的围观里,李金发写下诗行,“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
所以,到底是什么一再为暴力开脱呢。今日的我们,相比古代,维权和呼救的渠道更畅通了吗。一涉及到家暴,民警也难办,问就是“这是人家夫妻的私事”。有研究者说,文明的发展是对暴力敏感的进程。希望我们的公域和私域能有更清楚、更合情合理的划分,希望我们都能对一切形式的暴力更加敏感,保卫亲友,保卫自己。
杨早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