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亡祈祷
文/刘克寒
当我坐车赶到病床的前的那一刻，她已经神志不清了。我看到了被玻璃反射的阳光打在她的脸上，竟有一丝惨白。我慌张地退后几步，在她与旁边那个涂了厚厚白粉的护士比较，自然，差别是有的。她的嘴唇没有血色。我有点踉跄地趴在她的旁边，任恐惧与无知的泪水肆意流淌。我颤抖着呼喊她的名字，疯了般双手几乎扣紧了她，奢望痛感能多弥留她一会儿。可我不知，这与她身上的癌细胞相比，这点痛感已算不上什么了。
我的指甲嵌进了她枯瘦的手臂，泪水也滴在她毫无生气的脸上，我渴望能用一点人的气息来换回她的灵魂。桌上的心电图还是高高低低，我也是这么觉得，她是舍不得离去的。她舍不得她的丈夫，她的儿子，她的儿媳和孙女，她舍不得那个刚搬进去的新家，舍不得那个陪了她大半辈子的算盘与财务。都说人在弥留之际灵魂会脱离身体，会围着自己心爱却带不走的一切一遍遍留恋，因为，这一别，就是永远。来生，互不相识。
五月的风本来是充斥着凛冽的青草香的，它顺着窗户缝爬进来，拂过每一个人。风刮一下，我觉得她便虚弱了一分，这就好像凝练油脂的熔炉，刀削过一层，又接近锅底一步。她瘦的已经可看见青色的血管在她的手心手背手臂布满，在她的脖子腿部脚背布满，就好像上右部落里的图腾，活生生地熔在弥留之际的人身上。
我看着这些，头皮有些发麻。我挤落眼角残留的泪水，扭头让人把窗户关上。
“关紧点，可别提前带走。”话一出口，连我都惊讶于自己信神信鬼的天赋，本来是无神论者，在这件事上也是无师自通。换做平日，我妈早就笑话我了，可她不仅按我说的去做了，而且在缝隙塞了很多纸。
我颤栗地抚上她的头，这里，一片光滑，为了治疗，她剃光了头发。为怕人闲话，她买了顶帽子。我印象里，她戴着帽子去市场，去散步，牵着我的手带我回家，也正是一路上，她们看着她窃窃私语，露出连三岁孩子都觉得很羞辱的悲戚。她们知道她白内障，视力不好，便愈发肆无忌惮起来，她要强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让别人都眼红，而因为今天，却无缘无故挨了他她们几十年的嫉妒和酸意，这怎能承受哪？
在那个年代。女人的地位有多低，我不敢想。我只听说某某又家暴他媳妇，某某又扇了他媳妇回娘家了。可也正是这样的时代，她成为整个厂里的一把手，魄力和才干让男人们心服口服。几个舌头老天的妇女，平时在家受够了气，可突然有一个女人，与她们同性别，却比她们过得好很多，这怎么会令人心里平衡呢？她们从西家走的东家，话题自然绕到她身上。她们煽动那些有怒不敢发的女人跟着她们一起去诽谤。可她们几乎都没见过她，她大部分时间全耗在班上，单凭那些从丈夫口中组成的只言片语，将它们倒进自己臆想的添油加醋的海洋。
在那几年，她的名字如瘟疫。听闻的人先是退避三舍，继尔啧啧感慨。后来，她们就习惯了。建国时倡导的男女平等隔了近半个世纪才扣响这个地方的大门，人们对有能力的女人开始不那么别扭了。可这些歧视所带来的痛苦，又有谁会来站出认错呢？她孤独地扛过了近半辈子，在最黑暗的日子里瑟缩着舔舐伤口。
她若是义正言辞的说起男女平等，那肯定会遭到更轻蔑的白眼与嘲弄。在那个男人吃饭，女人桌旁伺候，男人吃饱，女人才上桌的地方。在那个明明自己没错却受家暴，帮着丈夫清数自己过失的地方，我对它深恶痛绝。
我在班上上台演讲，讲起女权主义。台下鸦雀无声，更有甚者，说起女权主义，竟说它是男权社会下的畸形产物。一个将女权主义视为大女子主义，连定义不清就胡言乱语的人，我与他们又怎能有共鸣呢。
我终究是跑了出去，蹲在医院的走廊上无声流泪。面对她，我不忍心回忆她不堪的过往。可如今她又饱受摧残，一个挺过所有流言的人，却在病魔的怪圈中打转，谁都叫不醒她。我怔怔的望着人来人往的白大褂、护士，那些病人及家属。冷漠与多病，无情与愁苦，对比鲜明。我突然害怕脚下的这片土地。我脚下的脚下，便是躺满各种人尸体的太平间。我害怕望着那些显得云淡风轻的医生，满不在乎的审判，眼中不留一丝同情。死亡见多了，一例两例自然不足为奇。我害怕这些来来往往，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有病却不肯看医生。除却麻烦，跨进这里，可是一脚迈进了太平间啊。我胡乱想着，哭得大脑缺氧，连身子都轻甸甸起来。
后记：